現(xiàn)在世界上最流行的民主觀是政體思維的民主觀，其依據(jù)是熊彼特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在這本書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謂“古典民主觀”;因為在他看來，原來的民主觀把人民當家作主放在首位、而把他們對代表的挑選放在第二位是不對的。他把民主定義為，一些個人通過競爭人民選票來獲得(公共)決策權(quán)的制度安排。這就徹底顛覆了民主的原意。他對此也毫不諱言，“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著任何明顯意義上的‘人民的統(tǒng)治’，民主僅僅意味著人民有機會接受或拒絕將統(tǒng)治他們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來決定誰做領導人，我們必須再加上另一個標準以收窄我們對民主的定義，即候選人自由競爭人民的選票”。[97] 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從“人民統(tǒng)治”向“人民選擇統(tǒng)治者”的轉(zhuǎn)型：“人民”變成了“選民”;“民主”變成了“選主”，即人民每隔四、五年在幾個相互競爭的精英團體中進行選擇。從這種觀點看，凡是存在競爭性選舉的政體就是民主的，凡是不存在競爭性選舉的政體就是專制的，因為據(jù)說人民在前一種政體下“被代表”了。
然而，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政府政策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性更重要。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民主理論家羅伯特·道爾指出，“民主最關鍵的特征是政府對其公民偏好持續(xù)的回應性”。[98] 因此，他認為現(xiàn)實世界中沒有真正的“民主”，只有一批“多頭政體”(Polyarchy)而已。 盡管道爾在西方學界名聲很大，他的這個觀點在主流話語中幾乎完全被遮蔽了。
從普通民眾的角度看，是代表性重要還是回應性重要?當然，兩者都重要，但老百姓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政府出臺的政策能否反應他們的需求。環(huán)視當今世界，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有些政治體制從形式上的看，似乎有“代表性”，因為那兒有競爭性選舉，但這類體制的回應性未必很高;有些政治體制沒有多黨競爭，但對人民需求的回應性比較高。[99]
這篇文章之所以花這么大的篇幅對比西方的政體觀與中國的政道觀，目的是為了說明，把西式政體的視角換為中式政道的視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無論是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評判當代中國的政治，還是展望未來中國的政治，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從政體的視角看，政治體制某一兩項特征至關重要，例如，是君主治國還是貴族治國?是否存在多黨競爭?似乎這幾個特征可以決定政治體制其它方方面面的表現(xiàn)。從政道的視角看，政治體制內(nèi)形形色色主體的行為模式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模式都非常重要，都可以影響政治體制的表現(xiàn);某幾種形式上的安排未必能左右全盤。
從政體的視角看，復雜的政治現(xiàn)實會被化約為幾個簡單的標簽，如“民主政體”、“專制政體”等，仿佛它們決然不同、非此即彼。從政道的視角看，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是混合體制，包含了各種成分，只不過成分的搭配各不相同。所謂“民主政體”都或多或少夾雜著一些非民主的成分;所謂“非民主政體”都或多或少夾雜著一些民主的成分。
從政體的視角看，某些政體必然優(yōu)于另一些政體。從政道的視角看，不管是什么政體，它們都面臨著種種挑戰(zhàn)，其中相當多的挑戰(zhàn)是類似的，完全可以相互借鑒治國之道，很難說這個政體優(yōu)于那個政體。
從政體的視角看，只要它所關注的那一兩項制度特征(如是否有多黨競爭)沒有變化，其它政治體制的變化(如決策過程的開放程度)都可以忽略不計，是以靜態(tài)的眼光觀察動態(tài)的現(xiàn)實。從政道的視角看，治國之道必須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一切治國之道的變化都意義重大，是以動態(tài)的眼光看待動態(tài)的現(xiàn)實。
從政體的視角看，人們往往會尋求一攬子解決方案：既然政體被看得那么重要，有人就會以為換個政體(如開放多黨競爭)，一切問題都會迎刃立解。從政道的視角看，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換個政體也許可以解決某些現(xiàn)存的問題，但也可能帶來一些新的、也許更大的問題，切不可幻想用簡單的方法對付復雜的世界。
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最關鍵的不同是視野的寬窄。西式政體思維重政體，而政體只是各種制度的一小部分。中式的政道思維并沒有忽略“制度”，如上文所示，“治術”即包括各種制度安排，當然也包括政治制度的形式。但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維不會陷入制度決定論，更不會陷入政體決定論。從下圖看，兩者思維的差異高下立判。如此說來，摒棄狹隘政體思維難道不是順理成章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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