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三實”與西方的 “三理”: 一個總結性的回顧、反思與前瞻
黃宗智
摘要：中國傳統和改革時期的基本思維方式可以用“三實”——實踐、實用、實質來總結，與西方的“三理”——理性、理推、理想（類型）十分不同�！叭龑崱笔腔诙ɑ蚨嘣┗雍秃弦坏乃季S方式，與西方主流二元對立、非此即彼思維十分不同。當然，兩者在歷史中都顯示過其偏頗的一面。當代中國曾經顯示趨向平衡之外的極端，譬如，脫離實際和過度管控的大躍進，或與其相反的過度動亂的文革。西方現代則在自由主義的同時，長期顯示帝國主義侵略、資本主義無窮逐利和西方中心主義的偏頗。中國未來的正確發(fā)展道路在穩(wěn)定平衡地推進由上而下的領導與由下而上的民眾參與，也在繼續(xù)吸納必須的“三理”思維和其連帶的機械化發(fā)展，以及自由主義和西方法律的個人權利觀，籍此追求超越中西二元對立，邁向綜合中西優(yōu)點的長遠道路。
關鍵詞：中國式三實——實踐、實用、實質；西方式三理——理性、理推、理想類型；二元合一與二元對立；各自的偏頗；集權的簡約治理和第三領域
Abstract: The basic mode of thinking in Chinese tradition, as well as in its present-day Reform period, may be termed the “three shi,” of practice (shijian), practicality (shiyong), and substantivism (shizhi),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s “three li,” of reason (lixing), deduction (litui), and idealization (lixiang [leixing]). The Chinese “three shi” mode of thinking is based on a cosmological view of dyadic (or multi-adic) interaction and unity,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s mode of dualistic, either/or opposition. To be sure, both sides have deviated greatly on occasion from its standard mode. China in its contemporary period had gone through the extremes of the impractical and overcontroll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excessively violent and anarchic “Cultural Revolution.” As for the West, while evincing strong liberal ideals, has engaged also in expansonist and exploitative imperialism, boundlessly acquisitive capitalism, and exclusivist Western-centrism. The future road of development for China is to pursue a balanced reliance on both strong top-down leadership and bottom-up popular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in continuing to absorb the essential dimensions of the West’s “three li” mode of thinking that underlay the machine-age revolution, as well as its ideals of liberalism and individual rights, thereby to find a long-term path of development that can combine and transcend the either/or opposition of the two.
Key words: China’s three shi; the West’s three li; dyadic unity; dualistic opposition; deviations of both sides; centralized minimalism and the third sphere
經過六十年的持續(xù)和集中學術探索，筆者對中國改革的基本思維和走向采用了“三實”的總結稱謂，即“實踐”、“實用”與“實質”主義的進路。“實踐”（practice）所指的是，面對西方將主客觀建構為二元對立的思路的大潮流下，中國，尤其在改革以來，一直展示著超越那樣的對立而從實踐出發(fā)的進路。通過在實踐中的測驗，而得出超越主客觀、理論與經驗二元對立的進路。一定程度上，展示于“摸著石頭過河”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兩大關于改革主導思想的代表性概括�！皩嵱谩�(pragmatic)則是實踐的基本考量。判斷某種實踐的關鍵是其實用性：是否真的有效，真的起到決策者和人民所期望的結果？這與對“實踐”的重視緊密相關，即真能解決問題，真能起到實際的作用，真正符合國家與人民總體目標的舉措。“實質”(substantive)則是實踐與實用背后的基本思維和主導性道德和理論傾向：不同于“形式”，它關注的是實質性內涵——是否真的做到“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的社會公平和為人民服務的現代仁治理念。 (黃宗智2023；2022a)
現代西方，尤其是英美兩國的主導思維則是“三理”進路，即“理性”、“（邏輯化）理推”與“(形式化)理想”，與中國的“三實”進路十分不同�！袄硇浴保╮ationality）乃是西方啟蒙時代以來被特別突出的主導性建構，幾乎取代了之前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對上帝的信仰的地位。“理性”被認定為人類的最高、最好境界。它要求排除人的非理性的方方面面，包括感情、非理性的道德價值觀等，籍此達到純粹理性的境界。“理推”，特別是演繹邏輯的推理（deduction），則被同時視作理性的最高體現，即從某些予定的定義和公理出發(fā)，憑借演繹邏輯而推導出的定理。在被設定的定義和前提公理下，被認作是無可懷疑的真理。這是“形式理性”思維，亦即韋伯所認作全球人類發(fā)展歷史中所呈現的最高境界�！袄硐耄愋停保╥deal-type）則是依據理性和理推所得出的最高類型，乃是韋伯所建構的四大思維類型——形式非理性、實質非理性、實質理性和形式理性——中最高的形式理性境界，包括現代的科層制、高度形式化的法律體系、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等方面。（黃宗智2022a）
一、中西方基本思維方式的不同
（一）二元對立與二元合一
西方的形式/演繹邏輯最早的體現是古希臘的歐幾里得幾何學，即，從幾條設定的定義和公理出發(fā)，憑借理推/演繹而得出一系列無可辯駁的定理。那是一個特別適合機械、物理世界（牛頓力學）的模式和方法。其中的一個關鍵是將真實世界中的二元和多元實際設定為形式化的單一元，從而得出一個被形式化的世界觀，也是一個特別適用于一推一拉的機械制造的世界觀。一定程度上，它和西方現代得能率先發(fā)明各種機械直接相關。（黃宗智、高原2015；黃宗智2022a）
但中國的思維方式則十分不同。它歷來都是主要基于生物/生命世界而不是物質世界的宇宙觀。其中，二元互動合一（如陰陽、乾坤）乃是核心。那樣的宇宙觀固然比形式化的推理更符合生物世界的真實，但它一定程度上也妨礙了中國之更早進入機械科學，要在受到西方的沖擊之后方才為了自衛(wèi)而逐步納入、添加西方那樣更符合機械化需要的思維維度。（黃宗智2022a）
雖然如此，在我們可以預期的未來的科學發(fā)展中，相互作用的二元和多元無疑將會成為越來越關鍵的思維方式。實際上，那樣的思維已經可見于物理科學（電子學）的二元互動的電磁學(electro-magnetism)。當然更可明確見于二元和多元互動的生命科學（life sciences），也可見于當今的醫(yī)學。在未來的科學發(fā)展中，它頗可能會取代舊的牛頓力學的宇宙觀而成為更寬闊的現代科學的主導思維。（黃宗智2022a）
無論優(yōu)劣先后，沒有疑問的是以上兩種基本世界觀的不同。西方將二元對立推理滲透到各個不同領域的事實可以見于不僅是牛頓物理科學，也是多種不同的“社會科學”。首先是其理論建構的主導思維: 全都要求邏輯上整合為一，不允許二元互動合一（被認為是模糊和不可預測的思維）。它慣常地憑借演繹推理而得出，在設定的前提條件下，無可懷疑的結論，特別明顯地可見于英美的古典和新自由主義，從先設定的完全理性的個人出發(fā)，從而得出二元對立、非此即彼對立的演繹。譬如，主觀與客觀、理性與非理性、市場與國家、西方與非西方等。那樣的現代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方式一貫將這些二元（和多元）互動實際全都納入邏輯上整合的二元對立（dualistic opposition）演繹思維，排除二元互動合一(dyadic integration)，將后者視作違反演繹邏輯的非理性思維。譬如，將每個個人都建構為單一維的理性經濟人，拒絕或無視其實際上的非理性的感情等方方面面，將其雙元或多元的實質簡單化為單一元，進而憑此演繹、推導出邏輯上被形式化地整合為單一元的形式理性個人。對待個人與國家的二元也同樣，將兩者對立為非此即彼，憑此拒絕其二元相互作用的實質，憑此構建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義理論所要求的國家最小化，個人自由最大化。它是西方的主流基本思維。(黃宗智2022a)
中國則完全不同，習慣地傾向同時考慮二元雙維，將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理性與非理性、理性與感情等全都視作并存互動的基本實際，將其二元或多元互動合一視作必然，而不是單一元的非此即彼對立。面對似乎矛盾而不可兼容的二元，傾向兼容兩者。譬如，漢武帝（和董仲舒）開啟的儒法二元合一的陽儒陰法立法進路，開啟了長期以來的“中華法系”的核心思維和進路。在清代的康雍乾盛世中，將農耕世界與草原世界視作一個二元合一體，由此得出綜合性和超越性的“大一統”超越。如今，則在改革時期的實踐層面上，將中西、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國家與社會、國企與私企等視作二元互動合一體，而不是非此即彼。我們可以說，脫離了如此的綜合性概括和實踐，便看不到中華文明的基本思維和核心。若將其牽強地逼進西方的二元對立認識，將會完全看不到中國思維的雙元和多元互動性。中國即便是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世界觀的極盛時期，也還建購了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的區(qū)分和兩者并存，以及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區(qū)分和并存，沒有完全陷入簡化了的二元對立思維。（黃宗智2022a）
（二）兩種思維方式中各自的偏頗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帶有強烈的唯我獨尊傾向。譬如，將西方模式的現代化構建為唯一正確的發(fā)展道路，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進而將自身的模式強加于人。這些都是我們容易看到的歷史實際。其中，最重大的實例當然是西方歷史上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也包括其迄今仍然帶有的強烈“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現代主義，認為全球都須模仿其模式化的理想類型，尤其是資本主義型的市場經濟和自由主義民主。其中，當然也包括西方對前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所倡導的“休克治療”模式，認定他們必須全盤廢除計劃經濟，一舉完全以被理想化的自由市場經濟取代之。其模式是如此的強盛和專一，居然成功促使前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大部分東歐國家采納其方案。結果是它們眾所周知的持續(xù)經濟困境。
二元對立思維不僅會促使西方對非西方的錯誤認識、錯誤理解、錯誤指導，還會掩蓋西方自身的明顯實際。除了上述的自由主義理念和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實例之外，我們還可以以美國的法律體系為例。它在實際運作中明明是由其形式主義古典正統和具有幾乎同等影響力的法律實用主義兩大傳統二元互動合一來組成的，特別具體地體現于兩者長期以來在最高法院九大法官中的并存拉鋸，時而偏向形式主義，時而偏向實用主義。其實際運作絕非真是形式化推理所得出那樣純粹單一維的“形式理性”理想類型。（黃宗智2007）
更明顯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實際上非常顯然和不可避免地既帶有理性的一面也帶有不理性或感情的一面，但在西方的主流純“理性人”的建構之下，那樣的二元和多元實際卻被完全理想化地構建為單一元的純理性人。至于其經濟體，雖然同樣被演繹建構為完全理性的市場經濟，但實際上，我們只需回顧其歷史上多次的經濟危機，特別是“大蕭條”的歷史實際，便能明確清楚地看到其單一面的理想化建構的不足。形式化和邏輯化的建構最多只是真實的單一面，絕對不等于其全面。
在西方的先進經濟發(fā)展之外，我們還要看到它的丑惡面，看到資本主義的無窮逐利本質。在西方的民主、自由、先進經濟等美好的一面之上，我們還要看到其對“發(fā)展不足”（underdeveloped）和后發(fā)展國家（late developing countries）的侵略、剝削、自大。除了它的（被理想化和客觀化）的“理性”之外，同時還要看到它的非理性貪婪面。我們必須認識到其兩面性的實際，區(qū)別于其被理想化的單一面。（黃宗智2022b）
至于中國，我們也同樣不可忽視其在平穩(wěn)的三實與二元合一思維方式之外的偏頗的歷史實際。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壓力和遏制下，中國，包括當代中國，幾乎不可避免地出現過失衡的偏差，要么過分依賴由上而下的命令型統治，如不符實際的大躍進和其所導致的災難性后果，要么相反地過分依賴由下而上的動亂和“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tài)偏頗，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中的極端暴力化實際，對許多無辜的人進行各種各樣的打擊。再則是集體經濟時代偏重過分管控的一面。最終才導致了改革，從相對極端的偏向逐步轉入了比較實際、平穩(wěn)和多元互動合一的改革。雖然，偶爾仍然會顯示過度管控的傾向(黃宗智2023；2020b)
二、中國的發(fā)展道路
如今，中國成功的快速發(fā)展一定程度上已經是歷史實際，我們這里要問的問題已經不再是中國該怎樣才能發(fā)展，而是其為何已經如此快速地發(fā)展了。
俄羅斯和東歐的大部分國家都比較簡單地采納了“休克治療”的模式，即采納了西方高度理想化和單一元化的模式和思維，一舉完全拋棄之前的計劃經濟而投入市場經濟的模式，將未來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西方意識形態(tài)中建構的理想化和單一面化的市場經濟，完全拋棄自身之前積累的經驗，包括馬克思主義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深層批評和洞見。
實際上，市場經濟有多種多樣，但被亞當·斯密（和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理想化為完全是最純粹的平等互利雙向交易。即，形式化地來說，如果甲地由于其資源稟賦能用乙地一半的成本來生產（乙地所需的）甲產品，而乙地同樣由于其資源稟賦能同樣用甲地的一半的成本來生產（甲地所需的）乙產品，兩者平等貿易交換，無疑對雙方都有利。一如斯密所指出，那樣的貿易會促進兩地發(fā)展社會分工和規(guī)模化生產，進而導致生產效率的提升，以及螺旋式的現代經濟發(fā)展。（黃宗智2022b）
但歷史上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有多種多樣，大多不符合如此的理想化平等互利模式。譬如，中國歷史上的城鄉(xiāng)貿易，大多是由城鎮(zhèn)提取農村優(yōu)質產品供其消費，較少反向的商品（相對貧窮的農村人民所購買的主要限于油鹽醬醋等簡單日用品），其實際結果不是城鄉(xiāng)同等并行的經濟發(fā)展，而是城鎮(zhèn)的發(fā)展與農村的內卷。（黃宗智1992）再譬如，在帝國（和殖民）主義時期的國際貿易中，大多是榨取型地從后發(fā)展國家攫取優(yōu)質物品，即便有交換性的貿易，其利益大頭也多歸于強勢侵略者的發(fā)達國家。“大英帝國”的半國家型東印度公司，將其在印度生產的鴉片運到中國販賣，借此來購買中國的瓷器、絲綢和茶來運回英格蘭銷售，由此爭得暴利，便是一個特別突出的歷史實例。在時人的評議中，唯有馬克思在1858年為《紐約論壇報》（New York Daily Tribune）寫的系列文章中，才非常清晰地論析了鴉片貿易和鴉片戰(zhàn)爭的實際性質。（黃宗智2022b）
即便是在中國經濟全球化的階段，中西方的貿易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易。迄今，蘋果公司仍然是最能說明其中邏輯的一個例子。它得助于（通過臺灣富士康公司雇傭的）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將利潤較低（約7%上下）的零件裝配等劃歸富士康公司，利潤最高的設計和銷售兩端則留給蘋果公司自身，從而達到全球羨慕的按年利潤率（一般約30%），使其成為全球最被投資者看好的、回報率至高的第一大公司。中國如果沒有能夠趁機借助“后發(fā)優(yōu)勢”而組織發(fā)展自身的手機工業(yè)，只會長期陷入具有巨大外內差別的后發(fā)展國家困境而不能自拔，一如全球大部分的后發(fā)展國家那樣。（黃宗智2022b）
實際上，中國如果沒有同時受益于一系列帶有一定偶然性的因素，也不大可能會展示如此成功的發(fā)展經歷。首要的也許是土地國家所有的這個革命歷史和計劃經濟遺產。在國家逐步有序地將其出讓給開發(fā)商，利用所得的資本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戰(zhàn)略下，使其成為全經濟體中最重要的資本來源（“土地財政”）。配合被中國的廉價土地和勞動力吸引來的外來投資，使中國成功地進行至為關鍵的資本積累。同時，伴隨快速城鎮(zhèn)化而來的城市居民對 “房子”的巨大需求，成功地推動了房地產業(yè)的蓬勃發(fā)展，使其成為經濟總體發(fā)展的引擎和關鍵動力。正是從出讓土地而得的資本、加上引進的外來投資以及房地產業(yè)的快速發(fā)展，推動了近二十多年來的快速經濟發(fā)展。（黃宗智2015、2011）
與此相配合的是國家獨特的（筆者稱作）“第三領域”傳統，包括其發(fā)包—承包治理體系。中央將經濟發(fā)展的任務“發(fā)包”給地方政府，允許其一定程度的靈活自主權力，讓其能夠自主給予外資和內資具有充分吸引力的投資條件。同時，又以“發(fā)展是硬道理”的政策來執(zhí)行地方官場官員晉升的競爭，促使他們?yōu)樾屡d企業(yè)伸出友好的“幫助之手”，協助推進各地的靈活經濟發(fā)展。（周黎安2019；黃宗智2019a）正是那樣帶有中國治理“特色”和一定偶然性的多重機制匯合，推動了各地快速的經濟發(fā)展。其經驗充分展示政府與企業(yè)在國家與社會靈活互動互助的“第三領域”中所發(fā)揮的巨大作用。（同上；亦見黃宗智、周黎安，待刊）
同時，國家通過新型的土地承包制度而賦權、賦能予小農戶來參與市場活動，并讓大多數的農戶通過既工亦農的就業(yè)來參與城市建設。正是農民從“半工半耕”的打工所獲得的資本，支撐了其對自家農場的投資，顯著地推進了筆者稱作高附加值的“勞動與資本雙密集化的”“新農業(yè)”生產。那是伴隨中國人民食物消費轉型而來的發(fā)展——從之前的8：1：1的糧食：蔬菜: 肉食的比例轉入中國臺灣和香港的4：3：3模式。（黃宗智2016）關于這樣的新農業(yè)的更多實例可以參考一系列的具體深入研究：如劉昶等研究的河南省西峽縣的香菇產業(yè)，焦長權研究的河北省恩施市的煙葉種植，陳柏峰研究的江西省南部恩施鎮(zhèn)的臍橙，程瑤瑤、韓沛錕研究的山東省東部昌黎縣泥井鎮(zhèn)侯家營村的新高值農業(yè)，高原研究的山東省西北部耿店村的大棚蔬菜，王寶寧研究的山東省的高值新農業(yè)，以及陳義媛研究的山東省煙臺市由黨支部領辦的新型農業(yè)合作社等（黃宗智編，待刊）。那也是國家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維度（黃宗智，2016）雖然如此，農村的發(fā)展較嚴重地相對滯后于城市，城鄉(xiāng)差別仍然比較懸殊，農民工待遇比較低廉，非正規(guī)經濟中的農民工與城市正規(guī)經濟中的員工間的差別仍然距離較大。（黃宗智2009；2020a）但是，總體上的快速經濟發(fā)展，包括農村一定程度的發(fā)展，是無可置疑的。
另一顯著的例證是，根據中美學者從1988年開啟，合作多年而建立的按戶抽樣調查資料來做的嚴謹學術分析證明，如今中國已有不止三億城市人口達到歐盟所定的“中產階級”購買力和生活水平（2013年人均每日36到120美元，通過“購買力平價”換算為人民幣），亦即一個相當巨大的城市有房有車的階層，形成中國社會一個龐大的新現象（具體計算模式細節(jié)和其來源與依據見黃宗智2023）。這方面，國家不僅在經濟政策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也在大規(guī)模推廣相關的高等教育方面做到了顯著的成績。新興的中產階層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群體，鮮明地具化了近幾十年的經濟發(fā)展的社會影響。
再則是2015年開啟的“扶貧攻堅”工程，到2021年便由國家宣稱做到將近9899萬農民脫貧，也是了不起的成績，並賦予了國家的“社會主義”的“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標一定程度的實質性內容。雖然，城鄉(xiāng)差別仍然嚴重。當然也促使人們預期未來的一個更公平、更接近社會主義理念的國家。（同上）
三、治理模式
我們也可以從一種新型的國家能力的角度來思考以上的變遷。歷史社會學理論家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將現代西方民主國家相對社會的權能概括為“低度中央集權、高度基層滲透力”，對比傳統中國的“高度中央集權、低度基層滲透力”。這無疑是個充滿洞見的概括。（更詳細的討論見黃宗智2008）但是，在這方面，改革后期的今天的中國，已經和傳統的和改革前的中國頗不一樣。伴隨當代的中國共產黨+政府治理體系的建立，政府相對社會的權力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個可以稱作相當“高度中央集權、高度基層滲透力”的模式。
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在中國的共產黨+政府相對基層社會而言的實際運作中，觀察到一定程度的長期以來的“簡約治理”和“第三領域”治理特色。傳統和近現代中國，由予有限的財政收入，長期以來在基層多依賴不帶薪的準官員（譬如，19世紀主管約20個村莊的不帶薪“鄉(xiāng)保”）的簡約治理模式，也多依賴政府與社區(qū)的二元互動合一的“第三領域”模式。在當代計劃經濟時期所見的則主要是黨+政府管控權力的擴大，但在改革時期，則再次呈現比之前要靈活得多的治理實踐，尤其是其（周黎安教授稱作）發(fā)包-承包運作模式。首先是政府內部的“內包”關系，中央賦予地方政府相當程度的自主權，由中央設定“發(fā)展是硬道理”的總框架，允許地方上較高的自主運作權力。再則是政府相對社會的“外包”關系，同樣容納社會相當程度的自主權力。兩者的基本模式是上下互動合作，而不是單向的由上而下管控。（周黎安2019；黃宗智2019b）這就和西方，無論是官僚/科層制體系內部的運作，還是政府相對社會的運作，都很不一樣�？茖又苾炔康倪\作主要是專業(yè)化職權的層層由上而下，不講究上下互動；至于政府與社會之間，則主要被建構為一種二元對立的關系。自由主義要求的是政府管控權力的最小化，個人自由的最大化。當然談不上中國式的二元互動合一。
中國的共產黨+政府與社會間的關系在實際運作層面上，其實具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組成部分。其一是高度集中和管控的方面，要求上下行動一致。這是革命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模式,要求“全國一盤棋”似的運作模式。即便是黨內被稱作“民主集中制”的模式，雖然強調決策前要進行廣泛的民主討論，但是，仍然堅決要求中央一旦做出決定，下層和社會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它無疑仍然是個高度集中的治理體系。西方正是對這單一面的夸大而建構了“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治理模式來批判、攻擊中國的共產黨+政府（party-state）治理體系。
西方的“極權”模式所完全忽視的是，在實際運作層面上，中國的共產黨—政府治理模式還聯帶有深厚的民眾積極自愿參與的傳統。在中國的抗戰(zhàn)和內戰(zhàn)時期明顯如此，不然，便不可能在陷入長征的低谷后，在敵我火力和裝備懸殊的客觀情況下，居然能夠快速組建19塊相當規(guī)模的根據地并獲得最終的勝利。（并且，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憑借其高昂的士氣傳統與共產黨—軍隊的組織特點，居然在火力和裝備更加懸殊的客觀條件下和美國打成平手。）在土改和組織初級社的時期，新型的治理也顯然獲得了大多數民眾的支持，絕對不是像西方“極權主義”模式指向的那樣，僅僅是一種“黨國”政府完全管控社會，人民完全唯命是從的現象。那一面的中國實際的傳統說明的是，中國治理體系及其歷史，除了其中央集權的一面之外，還需要被認識、理解為一種上面領導，下面積極參與的上下互動的體系。
這方面，黨內的“群眾路線”建構固然能夠表達其部分實際。但是，即便是“群眾路線”，在“民主集中制”的主導性基本模式下，難免會連帶有一定程度的過分強調由上而下的組織傾向。即便是在“動員民眾”的群眾路線實踐中也如此。因此，我們還需要將共產黨+政府體系的實際運作和其所呈現的民眾積極參與也區(qū)別于簡單的“群眾路線”建構，才能充分掌握其民眾積極參與的方面。（黃宗智,待刊）
當然，如上所述，在共產黨+政府的歷史中也連帶存在過度偏向管控一方的實例。由上而下、無顧實際的命令型“大躍進”便如此，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也促成了相反的“文化大革命”早期的無政府動亂型的過度極端的偏差。一是過度的集權，一是對其過度極端的反應。
此中的要點在適當平衡上面的領導和下面的參與。改革期間的賦能賦權予農民、私企、媒體、學術界和一系列其他民間群體和組織，以及新興超過三億的有房有車的“中產階層”等演變便如此。其結果首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兩者的結合并存的實際。如今，國企和私企已經近乎平分天下，引進的西方權利法律和中國的傳統的“實用道德主義”正義體系（包括民間、半正式以及司法調解），當然也包括黨內的紀律體系，并存共用。
往前展望，中國未來的基本治理模式絕對不簡單在于集權的指令性統治，像“極權”模式建構的那樣，當然也不在其官僚體系借助信息技術來更高度地集權和管控。從長遠的視野來看，其真正的理想出路在平衡集權的共產黨+政府治理與積極的民眾參與，由上而下的領導和由下而上的積極自愿參與。不是像計劃經濟時期那樣的過度管控，而是更像革命時期的人民戰(zhàn)爭和建國初期的，如土改和初級合作社時期的以及改革時期的積極民眾參與。正是那樣的上下互動結合模式，才可能成為具有長遠生命力的新型中華治理體系。基層治理需要置于那樣的大框架中來認識和理解。它當然不是簡單單維和夸大了的“極權”模式，也不是西方式的選舉和三權分立，以及國家權力和公民自由權利的二元對立模式，而是一種共產黨+政府領導與社會參與的平衡與結合，二元互動合一的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是結合共產黨+政府的新體系與中國傳統的“簡約治理”和“第三領域”模式。(黃宗智2019b;黃宗智2022c;黃宗智、周黎安待刊)
那樣的模式的最合適表達也許是新型的“參與式社會主義”(participatory socialism)，是帶有民眾的積極參與的社會主義模式，一定程度上，有點類似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二元互動合一模式。
四、回顧與前瞻
以上的總結說明的首先是一定程度的“中國特色”——包括中國獨特的“土地財政”（唯有在土地國有和計劃經濟傳統的實際下才可能實現的）以及獨特的政府內部上下級的發(fā)包與承包的簡約治理和第三領域制度和其運作模式，也包括中國巨大的人力資源在這一切中所起的作用，更包括國企與私企并存、社會主義的共產黨+政府等。它們都是在西方國家看不到或罕見的現象，更不用說其基本運作機制和歷史淵源了。
雖然如此，我們也要直面并認識到中國已經由于遭受到西方的沖擊和啟示所引發(fā)的一系列巨大變遷。首先是從計劃經濟轉入對市場經濟的接受，雖然是通過選擇和重釋的接受。同時是伴之而來的私營企業(yè)的大規(guī)模興起，如今已經達到全經濟體的不止一半產值的比例。毋庸說，國企仍然占據許多舉足輕重的領域，雖然有不少已經過改組並帶有一定程度的私企性質和特征（尤其是進入國際股市市場的國企，既受到其激勵，也受到其約束）。在這方面，官方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元合一用詞其實是相當符合實際的一個概括。如今，在所有人們的實際生活中，“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或缺、至為關鍵的日常實際。
再則是，從西方引進的新型以合法權利為主導概念的法律和法律體系，基本也和市場經濟同樣地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實際。雖然，中國自身的非正式正義體系，尤其是調解和半正式調解（包括不僅是私人調解，也是單位、公安部們、各種各樣半正式機構——如基層法律服務所等），以及中國“特色”的傳統“實用道德主義”法律體系，仍然起到重大的作用，當然也包括“中國特色的”、與西方完全不同的共產黨內的法規(guī)體系和實際。
再則是各種各樣來自西方話語的新中文用詞、概括、思想，譬如理性、邏輯、演繹、權利、個人、自由、民主等，從小學生到高等院校，也都無所不在。
諸如上述一切說明的首先是，拒絕西方的影響，堅決要求純粹的本土資源或傳統，已經不是一個可能選擇。要求全盤西化，拋棄中國傳統和當代中國的特色，也同樣。事實是，中國已經很大程度上走上了綜合中西的道路，雙維缺一不可。此中包括為了機械化革命的需要而已經引進的一定程度的西方“三理”觀，包括演繹化的數學和形式化的推理。我們雖然經常面對中西對立的層層矛盾，以及其所附帶的各種不僅是理智上也是感情上的矛盾張力，我們在實踐中已經走上了不可避免的中西二元互動合一的實用性、實質性道路。直面這樣的實際，并從其中得出高一層次的認識和理解，邁向超越性的綜合，而不是長期困于其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和拉鋸，才是我們應該走的道路。
正是二元互動合一以及超越，才是中國長期以來最優(yōu)越的傳統。回顧歷史，漢武帝時期，有意識地選擇“儒法合一”的立法進路，不僅開啟了中國法律長期不衰的寬闊視野和包容性的正義體系傳統，更成為深度影響諸如日本、韓國與越南的“東亞”國家的歷史傳統的“中華法系”，迄今仍然健在——尤其是非正規(guī)和半正規(guī)的調解正義體系以及結合道德理念與實用考量的“實用道德主義”傳統。清代康、庸、乾盛世的綜合農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多民族合一的寬闊視野正是中國之所以有別于西方一般從帝國（崩潰）到民族國家的“現代轉型”的不同，展示了比較獨特的、既是帝國的延續(xù)也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大一統雙維和多維實際。總體來說，中國未來的長遠發(fā)展出路正是中西文化二元的綜合與超越。中國的“三實”傳統其實可以與西方現代的“三理”模式選擇性地有機結合來形成超越性的現代新中華體系。
參考文獻
黃宗智編（待刊）《中國的新農業(yè)》。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黃宗智（2023）《參與式社會主義的中國道路？》，載《文化縱橫》，第1期。
黃宗智、周黎安（待刊）《實踐社會科學：黃宗智對話周黎安》。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黃宗智（2023）《實踐理論與中國研究：法學與社會科學》，載《開放時代》，第1期：138-152-xxx頁。
黃宗智（2022a）《從二元對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實踐政治經濟學》，載《開放時代》，第4期:141-161頁。
黃宗智（2022b）《市場主義批判：中國過去和現在不同類型的市場交易》，載《開放時代》，第1期：119-133頁。
黃宗智（2022c）《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中國歷史回顧與前瞻》，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黃宗智(2021)《從土地的資本化到資本的社會化：中國發(fā)展經驗的新政治經濟學》，載《東南學術》，第3期：79-95頁。
黃宗智（2020a）《中國的新型非正規(guī)經濟：實踐與理論》，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黃宗智（2020b）《國家與村社二元合一治理傳統的失衡、再失衡與再平衡：華北與江南地區(qū)的百年回顧與展望》，載《中國鄉(xiāng)村研究》，第15輯，1-27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黃宗智（2019a）《重新思考“第三領域”：中國古今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合一》，載《開放時代》，第3期：12-36頁。
黃宗智（2019b）《國家—市場—社會：中西國力現代化路徑的不同》，載《探索與爭鳴》，第11期：42-66頁。
黃宗智（2016）《中國的隱性農業(yè)革命（1980-2010）：一個歷史和比較的視野》，載《開放時代》，第2期：10-34頁。
黃宗智 （2015）《中國經濟是怎樣如此快速增長的？五種巧合的交匯》，載《開放時代》，第3期：100-124頁。
黃宗智（2011）《重慶：“第三只手”推動的公平發(fā)展？》，載《開放時代》，第9期：6-32頁。
黃宗智（2009）《中國被忽視的非正規(guī)經濟》，載《開放時代》，第2期：51-73頁。
黃宗智（2008）《集權的簡約治理：中國以準官員和糾紛解決為主的版正式行政》，載《開放時代》，第2期：10-29頁。
黃宗智（2007）《中國法律的現代性》，載《清華法學》，第10輯：67-88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黃宗智（1992[2000、2014、2023]）《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北京：中華書局1992、2000；法律出版社2014；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
黃宗智、高原（2015）《社會科學和法學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嗎？》，載《開放時代》，第2期：158-17。
周黎安（2019）《如何認識中國？——對話黃宗智先生》，載《開放時代》，第3期：37-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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