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捷提議惹眾怒
最近，著名經濟學家張捷恢復農業(yè)稅的提議在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2023年3月5日，張捷在微博發(fā)文稱：中國實行責任田的性質是承包，不是白給和私分，是集體公有制，不是私有制。農民擁有土地物權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利，卻沒有履行義務，所以應該恢復農業(yè)稅。
此言一出，網友立刻炸開了鍋，批評的聲音如潮水般涌來�？纯�網上這些標題就大概知道網民要說什么：《張捷提議重收農業(yè)稅，無知真的很可怕！》、《奉勸別為了流量隨便建議》、《張婕呼吁恢復農業(yè)稅，徹底惹怒8億農民》、《專家建議：恢復農業(yè)稅，農民交公糧是天經地義，網友怒噴：偽專家》、《專家張捷建議恢復征收農業(yè)稅！引發(fā)反對浪潮，別再折騰農民了！》......
瞬息之間，張捷教授成為了那個人人喊罵的“偽專家”：應該讓這個專家去新疆種地，相信不出三年專家就知道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種地了；他這樣的人是怎么混成專家的? 歷史的車輪滾滾前進，碾死個別逆歷史潮流行事的螞蟻微不足道，更沒人在意......
頂不住輿論壓力的張捷發(fā)文澄清，說批評他的人斷章取義，并說這一觀點的提出并沒有要恢復農業(yè)稅，而是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大量“資本”進入農村地區(qū)的現(xiàn)象。對農民還是補貼、減免，這是對辛苦勞動的農民的保障，但對“資本”，政策不能作為“避稅之道”，也不能“占便宜”。這么一說，似乎確實有道理，輿論的風向很快就變了，不少網民轉而支持張捷。
力挺恢復農業(yè)稅的提議
3月7日，我在微信群刷到張捷恢復農業(yè)稅提議的消息，讀后隨手在朋友圈轉發(fā)了這條消息并配了這樣一段文字：恢復收農業(yè)稅，對真正深諳中國國情和農情的人來說，沒有一個會反對，盡管這種可能性幾乎不存在。關于征收農業(yè)稅不是幾個錢的問題，而是錢后面折射出來的東西。取消農業(yè)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舍大取小”、“舍遠取近”、“舍本取末”。猶記我在廣東農村研究院工作期間，有一次下基層調研，與一位地級市長座談交流，在談及取消農業(yè)稅問題時，他說: 收一塊錢行不行？我當時非常驚訝，心想終于遇上對這個問題看法相近的人了……
讓我頗感意外的是，這條消息一發(fā)出，馬上得到眾多網友點贊，而且這些網友多是各領域的牛人大咖，他們一般是不給人點贊。除了點贊，一些網友還在評論區(qū)留言討論。
取消農業(yè)稅可能從根本上動搖農民頭腦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東西，如國家意識和集體觀念等，并因此動搖鄉(xiāng)村內生秩序的基礎或者說底層邏輯。本世紀以來，農村基層組織對農村社會的控制和動員能力下降、農村社會治理難度加大等，都與取消農業(yè)稅、停收稅費尾欠等，存在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間接的關聯(lián)性。對于我的這個評論，網友發(fā)表了不同的看法，以下是幾位網友的留言：
中國的納稅傳統(tǒng)只有義務，未與代表權（參與權）相聯(lián)系，難以形成主人意識及其現(xiàn)實，依然是被奴役者，因此即便納稅也不能增強國家觀念。
在基層政府動員中，農民是被動者而非主動者，若能形成農民為自主自愿的行動者，則社會強矣，國家盛矣！
我在山西工作，經常到農村下鄉(xiāng)，當時取消農業(yè)稅時，我就覺得沒什么意義。
這樣的討論很好！我們應置于中國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的情境，更應置于人類文明演進史的大視野。如此，方可不迷失方向，不失去基本價值之指引。
同時，我也把這條消息及我的評論發(fā)到微信“高校經管人文類教師交流群”，結果也引起激烈辯論，個別網友言語偏激。反對者主要是認為恢復農業(yè)稅將增加農民負擔，并可能引發(fā)亂收費，經過一番唇槍舌劍的激烈交鋒，多數(shù)網友還是認可了本人的觀點。
總體看，網上輿論一邊倒，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取消農業(yè)稅作為"盛世"下的德政工程，經過我們宣傳機器鋪天蓋地的宣傳，已很少有人懷疑它的“正確”性。然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中”。很少有人懷疑并不等于沒有人懷疑，總有一些人拒絕人云亦云，他們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只是他們的聲音被掩蓋在主導輿論之下。
取消農業(yè)稅錯在那里？
確切地說，我并不是支持張捷恢復農業(yè)稅的提議，而是認為當初取消農業(yè)稅的決定錯了。那么，取消農業(yè)稅的決定錯在哪？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中國國情下農民-土地-國家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由這種關系所衍生出來的農民的行為邏輯和鄉(xiāng)村內生秩序的底層邏輯。
農民與國家的聯(lián)系主要是納稅關系，“皇糧國稅”成為天經地義的義務。傳統(tǒng)國家的職能十分簡單，主要是政治統(tǒng)治。為維護政治統(tǒng)治需要稅賦和征兵，收稅和兵役成為最基本的國家職能。農民作為分散孤立的經濟個體，成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國民，主要取決于向誰提交稅賦。孫中山說：“在清朝時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撫，中間有府道，下有州縣佐雜，所以人民和皇帝的關系很小。人民對于皇帝只有一個關系，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系。因為這個原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只有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余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在中世紀西歐，土地實行領主所有，分封割據(jù)，沒有統(tǒng)一的國家政權，農民只是依附于領主的農奴。而在傳統(tǒng)中國，農民的耕地同時是國家的國土，皇帝則是國家的代表，農民自然是皇帝－官僚體系的臣民或子民，依附于國家。由于國家（皇帝）對土地有終極意義上的所有權，決定了“皇糧國稅”天經地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換言之，農民向國家提交稅賦是單向強制而不是雙邊同意的義務，是天經地義，無可置疑的（徐勇 2017 ）。
土地作為農民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來源，是農民的命根子。翻開中國的歷史，一次次農民起義，無一不是把土地作為斗爭的焦點。從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起義，到“均田免糧”的口號，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直到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政策都未能讓農民擁有土地的夢想變成現(xiàn)實。中國共產黨人領導革命伊始，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為己任，從井岡山到陜北，從陜北到全中國，從《井岡山土地法》的出臺到《中國土地法大綱》的頒布，共產黨人帶領農民最終實現(xiàn)了夢想。
實現(xiàn)了“耕者有其田”，中國封建制度的根基被摧毀，解放了農村地區(qū)生產力，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農民的衷心擁護。因此，盡管憲法規(guī)定農村和城市郊區(qū)的土地一律屬于集體所有，但在農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觀點，土地首先是國家所有（在中老一代農民頭腦中還殘存著相當程度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識），其次才是集體所有（在南方多數(shù)是村小組所有）。
因為上面這些原因，“皇糧國稅”對于中國農民就有了更為豐富的、特殊的含義，絕不僅僅是普通意義上的交稅，而且這種意識根深蒂固，一代傳一代，當然在中老一代農民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為什么過去在農村“交足國家留足集體余下才是自己的”、“好糧交國家、壞糧不出村”等能夠成為農民的自覺行動？因為那是農民心甘情愿的，是農民真實意識的體現(xiàn)，而這一現(xiàn)象背后起支撐作用的就是“皇糧國稅”的意識，它折射出來是農民的國家意識和集體觀念。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鄉(xiāng)鎮(zhèn)政府（當時還是人民公社）工作了近二十年，那時催交公糧（后來折算成人民幣）是鄉(xiāng)干部的一項重要工作，在工作中我體會最深的就是前面說的農民的“皇糧國稅”意識，那時無論農戶家里有沒有沒困難，除非萬不得已，幾乎沒有農民提出不交公糧，即使有困難絕大多數(shù)農民都會克服困難完成上交公糧任務。而且往往一些生活比較困難但忠厚老實的農民，反而是交公糧中最積極的一類。
上世紀末，因為農民負擔加重等原因，導致三農問題突出并最終發(fā)展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其實加重農民負擔的并不是農業(yè)稅，因為農業(yè)稅在農民負擔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農業(yè)稅條例規(guī)定，全國平均稅率為常年產量的15.5%），所謂“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真正加重農民負擔的是三提五統(tǒng)以及各種亂集資、亂攤派、亂罰款等。
進入本世紀后,我國逐步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xiāng)的發(fā)展階段，中央推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惠農強農富農政策。在這個新的歷史條件下，減少或免征農業(yè)稅及其他稅費提到了議事日程。對于農業(yè)稅的存廢，其實是有兩處理方式：一種方式是居于中國傳統(tǒng)政治經驗，從維持農民與國家之間的聯(lián)系紐帶，維護農民的國家意識和集體觀念考慮，可采取保留農業(yè)稅，但與此同時增加對農民補貼的做法，即“收一補二補三”，這樣農民實際到手的利益是一樣的，但收和給的含義不同，其效果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實際上，現(xiàn)在種地補貼已遠遠超過了過去征收農業(yè)稅的標準。如2022年江西省耕地地力補貼每畝土地補貼112元，此外還有其他不固定的補貼，全國財政每年三農投入不少于3萬億。另一種方式是居于線性思維，一免了之，不搞收給兩條線。
最終，決策者選擇了第二種方式。畢竟，“告別千年皇糧國稅”---“盛世”下的德政工程太具有誘惑力了。
不過，對于取消農業(yè)稅的決定并非沒有反對的聲音，盡管這種聲音既微弱又顯得不識時務，且無法改變高層決策。2005年全國兩會報告審議，政協(xié)委員吳敬璉在發(fā)言中質疑：“是不是不納稅就好？”他認為，納稅是公民對國家的義務，取消農業(yè)稅對那些已經繳稅的農場主、工薪階層的積極性是一種傷害。吳敬璉委員的發(fā)言得到了在座不少政協(xié)委員的贊同。
2006年2月28日，《瞭望東方周刊》報道，被媒體稱為“學者型官員”的某省農業(yè)廳廳長張克壽指出，免征農業(yè)稅不僅是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也是對我國農村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沖擊�！霸谥袊r民的意識中，種地和提供糧食是理所當然的事�，F(xiàn)在農民不交農業(yè)稅，國家意識和集體觀念都會受到影響。”這位廳長的意見可謂一言中的。
取消農業(yè)稅在某種程度上可能切斷農民與國家聯(lián)系的紐帶，并從根本上動搖農民的國家國家意識，不過，這是一個長期潛移默化的過程。近十多年來，農民的國家意識和集體觀念越來越淡薄，而對于“土地私有”的意識卻越來越強烈，并因此造成大量的違約用地、違規(guī)占地和違法賣地的現(xiàn)象，大量的良田被破壞......這些問題與取消農業(yè)稅的關聯(lián)性肯定是存在的。對此，那些深諳中國國情和農情的有識之士看得明白，他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謂憂國憂民憂黨，但卻無可奈何！
對此，一些專家學者可能會認為你滿腦子封建意識，不符合公民社會的要求，但問題是我們離建立公民社會還有多遠？在公民社會建立之前，我們該用什么辦法來治理鄉(xiāng)村社會？
“大仁政”和“小仁政”
毛澤東曾精辟地闡述過“大仁政”與“小仁政”的辯證關系。195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是大仁政。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當年梁漱溟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也是在處理“大仁政”和“小仁政”關系上出現(xiàn)分歧。當然，時代不同了，如今與以往不可同日而語，但基本道理是一樣的。
所謂“仁不帶兵，義不行賈”。政治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散財童子，政治家更多地是要考慮人民的長遠利益，考慮絕大多數(shù)人的根本利益，考慮社會的公平正義，并以此為目標設計農村的基礎制度。毫無疑問，這也是我們實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重要前題和關鍵所在。然而，從目前情況看，我們在這方面還存在很多問題，其中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是非常棘手然而又必須面對的問題。
取消農業(yè)稅是中國農業(y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抑或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過，就算是后者也已沒有辦法改變過來，這個道理不用說，大家都明白。
不過，除了取消農業(yè)稅這件事之外，還有不少類似的問題，卻是必須提上議事日程。解決這些問題在某程度上也是檢驗我們政府是否堅持實事求是、求真務實思想路線的一把尺子。因為文章篇幅有限，在此只講“停收稅費尾欠”一個問題。
“停收稅費尾欠”和“取消農業(yè)稅”是同一時期出臺的政策。如果說取消農業(yè)稅還能找到一大堆的理由，那么停收稅費尾欠在基層干部群眾看來，幾乎找不到一點好處。停收最后變成免收，尤其是后來國家給農民發(fā)放數(shù)額不菲的各種補貼，上面不允許鄉(xiāng)村組織通過抵扣的方式清欠，這更讓人匪夷所思。問題的關鍵在于，那些拖欠稅費的農戶并不完全是貧困戶，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人們所說的“刁民”或“奸滑戶”，也就是說其中不少是“惡意拖欠”。
如此，繳的繳了，欠的欠了。欠了的不繳了，暗自慶幸；繳了的不服氣，后悔上了鄉(xiāng)村干部的當。這種顯失公平的做法，無疑傷害那些遵紀守法、忠厚老實、相信黨相信政府的基本群眾。早年我就寫過相關文章，認為這是當政者“自毀長城”，什么長城？誠信道德長城！這種做法損害政府信用和形象，動搖黨在農村的基礎，影響黨在農村的執(zhí)政能力。拿老百姓通俗的話說，就是“教人學壞”、“人教人會乖”、“老實人吃虧”，既然聽黨聽政府的話讓人吃虧，那從今往后就再沒人聽黨和政府的話了。
從某種程度上說，對那些“刁民”、“奸滑戶”的仁慈，就是對廣大誠信守法戶的殘忍。更現(xiàn)實的是，稅費尾欠不收，鄉(xiāng)村債務難化解，又會引發(fā)一系列問題。如早年當民辦教師、當村干部的為村里墊了錢或該得的工資沒得到。要知道，幾十年前那點工資，就算現(xiàn)在拿到了，那還是錢嗎？如此，用基層干部通俗的話說，就是讓多少曾經為共產黨為政府賣命人的心寒......
我曾在江西老家經常與一些過去擔任過村干部的人聊起這些問題，提及往事他們不少都非常傷心而又萬般無奈。他們說，停收稅費尾欠對鄉(xiāng)村社會所造成的有形和無形的損失，現(xiàn)在就是花一萬億也挽救不回來.....的確，要把以前顛倒了的價值觀重新顛倒過來談何容易，不良的觀念和行為一旦形成風氣（用一句更通俗的話說，就是人心壞了）要改變決非一朝一夕之事！
社會戾氣怎么來的？政府公信力喪失、社會失去平衡和穩(wěn)定。所謂“人爭一口氣，佛爭一柱香”及“不為饃不熟,就怕氣不圓”�？纯淳W上經常出現(xiàn)的“滅門慘案”信息，就知道社會公平公正原則被踐踏后的可怕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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