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積累動力不足與集中連片式貧困
——以市場-村莊-農民的三維框架為視角
內容提要：與中西部其他農村地區(qū)主要因病因殘導致家庭勞動力殘缺，而形成個別性貧困不同，武陵山區(qū)S縣卻呈現為一種集中連片式貧困。在外部自然條件極大改善，且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已形成后，家庭積累動力不足是當地集中連片式貧困的內在機制。其具體表現為在勞動投入上不追求家庭收入的最大化，而在家庭支出上則采取掙多少花多少的即時性消費行為。研究進一步提出“市場-村莊-農民”的三維理論框架，去解釋農民與市場關系呈現出的區(qū)域差異，以及本地農民家庭積累動力不足的發(fā)生機制。這也將為新時代我國貧困治理與精準扶貧政策執(zhí)行提供啟發(fā)與新思路。
關鍵詞：集中連片式貧困；家庭積累；貧困治理；精準扶貧
一、問題的提出
2011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中國農村扶貧開發(fā)綱要(2011-2020年)》，明確規(guī)定武陵山區(qū)、六盤山區(qū)、大別山區(qū)等14個區(qū)域為集中連片特困地區(qū)，是新時期新階段我國扶貧攻堅的主戰(zhàn)場。然而，連片特困區(qū)并不是最近才提出的，早在1984年，《關于盡快改變貧苦地區(qū)面貌的通知》就已經提到了“連片貧困地區(qū)”這一概念。在被稱為扶貧開發(fā)元年的1986年，貧困地區(qū)被分為14個片區(qū)。1988年，國開發(fā)[1988]2號文件在確定牧區(qū)專項貼息貸款扶持縣的同時，在原來14個貧困片區(qū)的基礎上增劃和調整，把全國貧困地區(qū)劃分為18片。通過對比發(fā)現，前后不同時期劃分的集中連片特困地區(qū)有著極高的重復性，這說明這些地區(qū)經過二三十余年的扶貧開發(fā)，還依然處于集中貧困的狀態(tài)。這些地區(qū)往往地理空間相鄰、氣候環(huán)境相似、社會文化相通、致貧因素相近。因此，基于代表性個案深度剖析該地的貧困發(fā)生機制，對于反貧困治理事業(yè)兼具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武陵山區(qū)S縣由于惡劣而脆弱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早在1986年被評為第一批國家貧困縣后，就開始大力推行開發(fā)式扶貧。經過30余年的扶貧開發(fā)投入，S縣的交通路網等基礎設施已經得到根本性改善，對于外出務工或勞動力遷移而言，區(qū)位不利因素在淡化。同時，經過幾輪產業(yè)結構調整探索，S縣部分鄉(xiāng)鎮(zhèn)已初步形成柑橘臍橙和茶葉產業(yè)種植。自從打工經濟興起后，小農家庭的收入結構發(fā)生很大轉變，其中務工的工資性收入已遠超務農的農業(yè)收入，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小農家庭之間的經濟分化，也主要源于務工收入的差距。那么，在已形成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與商品市場的情形下，同為勞動力輸出地的中西部農村地區(qū)之間的經濟差異應該不會太大，不同區(qū)域的貧困類型與發(fā)生率的差異也應該不會太大。
然而，筆者在武陵山區(qū)S縣調研時發(fā)現，與大部分中西部農村地區(qū)的貧困人口主要因病因殘，導致家庭勞動力殘缺而形成個別性貧困不同，武陵山區(qū)卻依然呈現為一種集中連片式貧困。所謂“個別性貧困”是指當地的貧困家庭只是極少數的個別現象，呈現為零星的點狀分布，而且往往是由于家庭勞動力殘缺而致貧。而“集中連片式貧困”相較于“個別性貧困”而言，表現為貧困家庭的集中式片狀分布，如一個村落形成整體的普遍性貧困，不僅貧困的發(fā)生率高，而且也非因病因殘致使家庭勞動力殘缺致貧所能解釋。那么，在經過三十余年扶貧開發(fā)，外部不利的自然、交通條件等結構性因素已根本改觀，并且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而本地農民外出務工的工資收入并不低于中西部一般農村的情形下，為什么本地還會形成集中連片式貧困呢？
關于貧困的研究浩如煙海，學界和政策主流是從收入的視角理解貧困，即將貧困定義為因收入不足而帶來的支出困境。關于貧困的成因與發(fā)生機制，既有研究主要有兩大研究進路：一是結構—制度主義路徑，將個體的貧困歸因于外部的結構和制度環(huán)境，包括自然生態(tài)、經濟力、社會力和制度裝置制造的不平等（陳宗勝、沈揚揚、周云波，2013），具體表現為要素貧困論（沈紅、周黎安、陳勝利，1992）、社會排斥論（阿瑪·蒂亞森，2005；唐鈞，2002）、相對剝奪論（林卡、范曉光，2006）和制度剝奪論（張德元，2002）等；二是文化—個體主義路徑，劉易斯提出的貧困文化范式將貧困研究從結構解釋轉向文化解釋，將貧困歸因于窮人所共享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一種亞文化生活方式（周怡，2002），具體表現為人口素質論（王小強、白南風，1986）、知識貧困論（胡鞍鋼、李春波，2001）和人力資本論（汪三貴，2008）等。在主流收入型貧困研究以外，有學者指出新時期我國貧困的類型和性質都已發(fā)生變遷，農村收入型貧困大為緩解，但是消費型貧困開始席卷農村，農民收入的增長遠遠趕不上消費的增長（鄭曉園，2016）。農村消費與城市消費相比，一直被認為是不足的，農民“勤儉持家”的形象深入人心，政府也一度出臺“刺激農民消費”的相關政策（安毅、張青，2007）。事實上，農村消費不僅不是不足的，反而越來越構成農民家庭貧困的新誘因。
然而，不管是單一的收入維度，還是單一的消費維度，都不足以解釋武陵山區(qū)S縣呈現出的集中連片式貧困現象。在我國農業(yè)剩余占GDP的比例不足10%、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交通設施的改善等外部結構與制度環(huán)境改善后，武陵山區(qū)依舊形成集中連片式貧困的社會事實，就不是外部結構性要素所能解釋。而貧困文化解釋路徑訴諸貧困群體的觀念與主觀動因，對于集中連片貧困而言雖然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在援引以劉易斯為代表的貧困文化理論時存在簡單化套用或泛化使用的傾向，沒有深入我國貧困地區(qū)社會的內在機制中理解。武陵山區(qū)農民在勞動投入上不追求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在家庭支出上則采取掙多少花多少的即時性消費，重復的是一種小農循環(huán)經濟與家庭簡單再生產邏輯，而家庭擴大再生產的動力不足�；诖耍谖∈杖氩蛔阈拓毨Ш拖M不足型貧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依據當地農民的家庭積累觀而提煉出“積累動力不足型貧困”這一理論框架，對集中連片式貧困現象進行再解釋。這也將為新時代我國精準扶貧政策執(zhí)行與貧困治理提供新思路。
為此，筆者所在的團隊一行15人分成3組，分赴S縣3個鄉(xiāng)鎮(zhèn)做為期15天的駐村調研，3個鄉(xiāng)鎮(zhèn)分別是縣中鎮(zhèn)、縣郊鎮(zhèn)和遠郊鎮(zhèn)，筆者所在的小分隊為縣郊鎮(zhèn)，即水鎮(zhèn)政府和水鎮(zhèn)桂村[1] ，本文材料皆源于此。本文綜合運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通過參與式觀察與深度訪談，在全面了解村莊的家庭、經濟、社會、人情、風俗習慣、村級治理等情況的基礎上，分別對桂村的建房、進城買房、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外出務工以及家庭收支情況等做了詳細的數量統(tǒng)計。3個小組在同一個縣不同區(qū)位條件的鄉(xiāng)鎮(zhèn)同時調研，于調研期間開展了3次集體討論，各小組間的經驗材料可以相互驗證，不同鄉(xiāng)鎮(zhèn)的特殊性因素也更易識別，使提煉普遍性機制具備了經驗基礎。
二、集中連片式貧困：經驗悖論的呈現及其分析
武陵山區(qū)是集中連片特困地區(qū)之一，而地處武陵山區(qū)的S縣早在1986年即被列為首批國家級貧困縣。S縣高山丘陵連綿不斷，山高、林密、人稀，交通出行不便。在被列為國家級貧困縣后，經過三十余年的扶貧開發(fā)投入，當地的交通等基礎設施已極大改善，甚至比中西部一般農村的道路交通條件都要好。同中西部普通農村地區(qū)一樣，外出務工構成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然而，相較于同為打工經濟的中西部一般農村地區(qū)，從客位視角來看本地依然呈現為集中連片式貧困。從外觀上看，本地農民大部分還居住在土坯房中，樓房的興起方是最近三五年的事，而且建樓房者沒有不欠債的。從實質的家庭積累上看，本地農民幾乎沒有什么家庭儲蓄，絕大多數家庭每年只能維持收支平衡。但是，本地農民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外出務工的收入水平，并不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下面就以筆者調研的S縣縣郊鎮(zhèn)農村——水鎮(zhèn)桂村為例來說明。桂村距離水鎮(zhèn)15公里山路，全村有1671人，486戶，1624.6畝耕地，下轄11個自然村落，每個村落一般30到50戶。因為自然資源條件的優(yōu)勢，海拔較低的幾個村落發(fā)展起了柑橘臍橙產業(yè)，經濟條件相對較好，樓房率較高。然而，在水鎮(zhèn)14個行政村中，能發(fā)展柑橘臍橙產業(yè)的并不多，因此大部分村莊土房率很高。
1、村落的住房結構
村落之間的經濟分化集中表現于農民住房的差異。目前當地村莊只有樓房和土房兩種房屋形態(tài)，樓房的大規(guī)模建設也主要開始于最近三五年，房屋建設的代際更替慢。當地農民建樓房一般是三間兩層（20萬元）或兩間兩層（15萬元），建樓房基本上沒有不欠債的，一般是存款有六七萬元就開始建，不夠時就向親戚朋友鄰居借，建好房屋后再外出務工四五年掙錢還債，形成前五年攢錢，后五年還債的建房模式。根據農戶家庭居住的是土房還是樓房以及有無在縣市買房三個指標，筆者統(tǒng)計了全村的住房結構，如表1所示。在桂村11個自然村落中，有經濟產業(yè)的2、4、8、10村落的樓房率基本上都超過80%，其次是9、5、3、1村落，而最差的則是6、7、11村落，樓房率基本上不足30%，70%以上的家庭都還住土坯房。此外，表1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就是當地農民進城買房的比例是很少的，城市化意識與水平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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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 |
戶數 |
人口 |
土房 |
土房率 （%） |
樓房 |
樓房率 （%） |
縣市 買房 |
買房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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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1 |
138 |
2 |
4.9 |
39 |
95.1% |
0 |
0 |
|
4 |
43 |
118 |
6 |
14.0 |
31 |
72.0 |
6 |
14.0 |
|
8 |
39 |
153 |
6 |
15.4 |
33 |
84.6 |
0 |
0 |
|
10 |
45 |
150 |
8 |
17.8 |
37 |
82.2 |
0 |
0 |
|
9 |
45 |
148 |
10 |
22.2 |
34 |
75.6 |
1 |
2.2 |
|
5 |
45 |
172 |
10 |
22.2 |
33 |
73.3 |
2 |
4.5 |
|
3 |
48 |
162 |
11 |
22.9 |
37 |
77.1 |
0 |
0 |
|
1 |
38 |
141 |
16 |
42.1 |
19 |
50 |
3 |
7.9 |
|
11 |
48 |
155 |
32 |
66.7 |
15 |
31.3 |
1 |
2.1 |
|
7 |
48 |
176 |
36 |
75.0 |
10 |
20.8 |
2 |
4.2 |
|
6 |
46 |
158 |
40 |
86.9 |
5 |
10.9 |
1 |
2.2 |
* 表1：村莊住房結構統(tǒng)計
2、農民的家庭儲蓄
從當地農民建房借債率高和土房居住率高的情況可知，農民的家庭儲蓄普遍較少。如果從家庭儲蓄來分析的話，村落之間的分化度也是比較低的，全村家庭存款在5萬元以上的不足一半，絕大部分家庭每年的收支基本平衡。最富的8村落41戶，家庭存款10萬以上的有四戶占5%，5萬以上的約20戶占50%；11村落42戶，家庭存款10萬以上的為0，家庭存款5萬以上的有4戶占10%。雖然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濟發(fā)展和政府的大力扶貧，當地大部分家庭的積累居然都不超過5萬元，僅能維持收支平衡的生活狀態(tài)。這和依據地方性知識判斷農民的認知是一致的。如表2所示，當地農民就是依據家庭每年收支相抵后的資金盈余情況，來評價村落內家庭間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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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
群體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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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子戶 |
10% |
一般是退休職工群體（教師、工人），有退休金，家庭無負擔或者做生意的小老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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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戶 |
80% |
Ⅰ類資金活躍 |
50%-60% |
能維持來年的肥料、種子、人情開支，略有節(jié)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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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類資金自足 |
30%-40% |
基本平衡來年的肥料、種子、人情開支，無節(jié)余 |
||
|
Ⅲ類資金稍短缺 |
10% |
來年的肥料、種子、人情開支不足，需要臨時借錢 |
||
|
低保戶 |
10% |
一般是鰥寡孤獨、老弱病殘家庭，個體或家庭勞動力有缺陷，依賴國家救助 |
||
* 表2：農民的家庭儲蓄統(tǒng)計
3、農民的受教育程度
一個人擁有的文化資本量對其參與勞動力市場競爭的能力和捕捉市場機會的能力有重大影響，學界一般將文化資本量操作化為受教育程度。筆者遵從這一學術慣例，對桂村農民的受教育程度進行了統(tǒng)計，如下表3。依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統(tǒng)計，在我國農村4.8億農村勞動力中，小學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僅占11.62%，大專以上只有0.5%。從表3我們可以看出，桂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遠遠高于全國農村的平均水平，高中學歷的比例高達20.31%，大專以上的比例也高達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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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人） |
6歲 以上 |
小學
|
小學 比例 |
初中
|
初中 比例 |
高中
|
高中 比例 |
大專 以上 |
大專以上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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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 |
1600 |
430人 |
26.88% |
643人 |
40.19% |
325 |
20.31% |
49人 |
3.06% |
* 表3：農民的受教育程度
4、農民外出務工的狀況
桂村村民外出打工時間較晚，大規(guī)模的打工潮興起是在2008年以后，比全國要晚10年，所以本地沒有形成一代農民工和二代農民工之分，只有一代農民工。現在村莊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數量也遠低于全國一般水平。如下表4所反映的，全村1671人，外出務工的勞動力數量只有237人，其中務工流向省內和省外的各占一半，勞動力遷移呈現不足的狀態(tài)。村莊50歲以上的男性就不會再外出務工，婦女一般在家種田、帶孩子和照顧老人，外出務工的較少，外出務工的一般是中青年男性。當地勞動力外出的方向主要有兩大類：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主要是在北京服裝廠打工，工資是計件式，少數技術管理工工資較高，一年工資約10萬元/人，普工工資一年約3到5萬/人；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則主要從事與基建工程有關的重體力勞動，如挖隧道、修鐵路等，一年工資約3到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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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 |
戶數 |
外出務工 |
男 |
女 |
縣內 |
縣外省內 |
省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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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人 |
486戶 |
237人 |
128人 |
109人 |
35人 |
83人 |
119人 |
* 表4：農民外出務工的狀況
相較其他中西部農村而言，本地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擁有的文化資本量并不低，農民外出務工的收入也不低，說明大部分健全而完整的家庭勞動力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并不差。但是從農民的住房結構和家庭儲蓄來看，當地農民又普遍陷入一種貧困狀態(tài)，即絕大部分家庭都沒有存款或儲蓄，基本維系的是家庭簡單再生產循環(huán)。而家庭積累的不足，導致家庭應對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不足，家庭的脆弱性比較強。另一方面，從主位視角觀之，當地農民在生活中并沒有感到貧困的壓力和焦慮感。這可以從表4中當地農民外出務工的狀況側面說明。在農民受教育程度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且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已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時，本地農民進城務工的數量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說明其進城務工的動力不足，存在家庭勞動力資源的閑置。
三、家庭積累動力不足：內涵與邏輯
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當地農民應對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形成了一套地方性行為模式、生活態(tài)度和文化慣習，當地農民并沒有很強的家庭財產積累和擴大家庭再生產的動力。只知埋頭攢錢，不會吃喝享樂和走人情的人，會被當地的村民笑話為傻子，是當地社會的越軌者。在過去缺乏與外界聯系而相對封閉的地方社會中，當地農民沒有積累家庭財產以用于家庭發(fā)展和擴大再生產的意識與動力，掙多少就花多少以及時行樂，也構成了一種生活模式與亞文化類型，不能簡單地斥之為貧困。然而，隨著地方封閉孤立的狀態(tài)被打破，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與婚姻市場逐漸形成之后，本地在全國范圍內便陷入了經濟洼地與婚姻洼地，成為了集中連片特困地區(qū)。本地農民普遍貧困的原因和物質、能力、權利不足無直接關系（洪朝輝，2003），而是表現為深層次的動力不足，表現為家庭收入的非最大化原則和家庭支出的即時性消費原則，筆者稱之為“積累動力不足型貧困”。
（一）家庭收入的非最大化原則
“積累動力不足型貧困”第一個維度表現在對家庭收入追求上的非最大化原則，量出為入，從而根據家庭生命周期和人生任務來調節(jié)勞動投入的多寡，自然的結果就是家庭勞動力投入的不充分和彈性化，具體表現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家庭勞動力分工合作結構中，只有夫妻分工，而無代際分工。不同于全國其他農村地區(qū)普遍形成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楊華，2015），本地則普遍形成的是以夫妻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模式。在城市化背景下，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新三代家庭結構是最有效的社會競爭單位，市場適應性較強，有利于家庭的社會流動（張雪霖，2015）。在代際分工模式下，為了應對城市化帶來的社會競爭壓力，通過家庭組織形態(tài)的重組和深度動員，作為市場低效勞動力的中老年父母在農村務農和帶孩子，而作為高效勞動力的中青年夫妻在城市務工，從而實現家庭勞動力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但是在S縣并未形成代際分工合作的家計模式和新三代家庭組織形態(tài)，而普遍是夫妻分工合作的家計模式和完整的核心家庭結構。在當地文化中，父代對子代的代際責任有限，父母的人生任務主要是將其撫養(yǎng)成人，并幫助其收親婚配，而且結婚成家主要是子女自身的責任，父母只是在有能力的條件下幫助其完成婚姻大事。相應地，子女成家后有了小孩就是子女自己的事，父母并沒有幫帶孫子的義務，代際獨立性強，很少存在隔代撫養(yǎng)的情況。一般在子女成家后，父母有勞動能力的時候都是自己種田生活，要過自己的日子，不愿意幫子女帶孩子，如案例1。用當地的話說：“父母也有自己的負擔，操不了子女的心，帶孩子是他們自己的事”。但是，子代有贍養(yǎng)父母的責任，當父母有病殘或年齡過高不能勞動時，子女就要在家照顧父母，而不能夫妻兩個人全部外出務工掙錢不管老人。所以，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情況下，夫妻雙方就至少要留一個人在家照顧老人和接送孩子上學，那么家庭中就只有一個勞動力外出務工，只能形成夫妻分工的家計模式，相較于代際分工模式就少了一個勞動力的務工收入。
案例1 桂村1村落杜遠登，55歲，有兩個女兒都已婚，大女兒采取“兩頭走”[2]婚姻模式。大女兒有一個女兒11歲，小女兒有一個兒子4歲。杜遠登身體有病，不能干重體力活，但是柑橘施肥、剪枝以及家務勞動等輕活是可以做的。大女兒希望父母能幫她帶孩子，那么夫妻兩個就能輕松的在鎮(zhèn)上打工上班。但是杜遠登夫婦種了2畝多柑子，還套種玉米，養(yǎng)2頭豬，自己吃一頭賣一頭。杜遠登認為自身有負擔，帶不了小孩。也不喜歡帶小孩，小孩不聽話不好招呼，說深了又不好，現在家里都只有個把娃很稀罕，管又不好管，不如兩個老的單獨生活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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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數 |
夫妻 分工 |
夫妻全部外出務工 |
家庭殘缺型 （包括重殘、喪偶、離婚、光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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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落 |
36戶 |
16 戶 |
9戶 |
Ⅰ類，上無老，下無小，6戶 |
11戶 |
Ⅰ類，離婚5戶，其中有孩子由爺奶帶的2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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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類，父母有退休金，幫帶小孩，2戶 |
Ⅱ類，光棍6戶，包括有殘疾和無殘疾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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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類，外地媳婦型，1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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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 1村落家庭分工模式
在夫妻分工合作的家計模式下，一般夫妻只有一個外出務工，一個留守村莊務農和帶孩子，所以村莊勞動力外出務工數量相較于中西部農村其他地區(qū)要少很多。在本地有三類例外情形下是夫妻一起出門打工的：（1）上無老，下無小，四五十歲的中年夫妻關門閉戶一起外出務工，一般是家里的老人已經去世，而小孩也已經長大成人，無后顧之憂的家庭，如表5中1村落有6戶是這種類型。（2）父母是退休公職人員，如退休教師或工人，有養(yǎng)老保險和退休金，無生活負擔而且身體好，可以幫兒子帶孩子，年輕夫妻可以專心一起外出務工，如表5中1村落有2戶是這種類型。（3）家庭經濟條件不好，兒子娶的是外地媳婦，實在沒有辦法，父母不得不幫忙帶孩子，兒子媳婦一起外出務工，如表5中1村落有1戶是這種類型。另外11村落有1戶媳婦是江蘇徐州的，6村落有2戶媳婦是河南的，也都是年輕夫妻外出務工，父母不得不幫忙帶孩子，如案例2。
案例2 桂村6村落李發(fā)建，63歲，有一個兒子1980年生35歲，孫子6歲，媳婦1990年生25歲，河南鄧州人，兩個人在北京服裝廠打工認識的，至今尚未領結婚證。孫子3個月大時，媳婦就把小孩放在家里和兒子一起出去打工。李發(fā)建和老伴也不想帶孩子，但是他說：“外地的姑娘不一樣，在村里山高林立，生活不方便，手里又沒錢，不自由自在，夫妻不在一起會影響感情，兒子說個媳婦不容易，不幫他們帶孩子有啥辦法呢。”要是兒子娶的是本地媳婦，李發(fā)建也不會幫他們帶孩子了。
第二，勞動力的利用不充分。這主要表現在一個勞動力經常一年只打工七八個月，甚至五六個月，最長的也就十個月，有很多勞動力閑置的時間。他們常說：“人這么拼命，也沒得意思，干嘛這么辛苦。”前面講過本地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兩個主要方向：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在北京服裝廠，三四十歲的中青年一般從事基建工程，主要是在東北、內蒙、西藏、云南、貴州等地挖隧道或修鐵路工程，一個工程結束了就再尋找下一個。但是一般一個工程結束，一年過了大半時間，再尋找下一個工程，過年前又干不完，春節(jié)無法回家，而對當地人而言，過年一般都是要回去的，所以索性就不干了，回家陪妻子孩子算了。對于成家的人尚且如此，對于沒有成家的光棍就更是如此了。11村落理事長的弟弟是光棍，一年外出務工五六個月，掙的錢夠生活和人情開支的，就開始回村玩了。
第三，根據人生任務接點或家庭生命周期事件的應急性需求而選擇性投入勞動力和外出務工。依據生命周期理論（徐月賓、劉鳳芹、張秀蘭，2007），在農民的生命歷程中，兒子娶媳婦建樓房是一次性花錢最多的大事。當地建樓房的一般模式為， “前五年攢錢，后五年還債”。很多家庭在建樓房前未外出務工，由于建房欠債而產生還債壓力，建房后他們就開始外出務工掙錢。一旦還完了債，到了五十歲左右的年齡，覺得自己也老了，差不多也該退休了，就不再出去打工，在家種田養(yǎng)老就好。在家庭有子女處于要上大學或兒子結婚要建房需要大筆開支的人生接點時，他們對勞動力的投入就會更多，就會更加努力地掙錢。而一旦完成了人生任務，沒有大筆支出的壓力時，他們就會過得相當從容安逸。當問及他們?yōu)楹尾慌赍X時，他們則會反問：“錢好還是人情好？”在他們看來：“孝敬老人、看管孩子、親戚六鄰為人好才是最重要的。想富裕，但更要家。人人有個家，人沒得家，在社會上漂流有什么意思，終究還是要歸根的。門一鎖，回來還有啥意思。”所以他們對勞動力的投入具有彈性、階段性和選擇性。
案例3 桂村1村落李明方53歲，女兒初中畢業(yè)已出嫁，兒子22歲初中畢業(yè)后在北京打工，現在已經談好對象，尚未婚。2012年家里建樓房欠債后，李明方才開始外出務工，以前從未外出務工，現在債基本上已經還完，明年就不打算出去務工了。
案例4 桂村 8村落蔡文星36歲，29歲結婚，有一個兒子6歲，父母60多歲。2010年建樓房花了12萬元，欠債5萬元，尚未粉刷裝修。為了還債，夫妻兩個婚后都到北京打工，兒子放在岳父家照料，兩個人一年的收入在9萬元左右，但是扣除兩個人在北京的生活開支、孩子的學費以及在家的各種開支，一年的凈剩余也只有1萬多元。建房欠債5萬元用4年時間才基本還完。無債一身輕，2016年蔡文星就不打算再外出務工了，在家里種柑橘臍橙，守著老婆、孩子和老人。但是若欠債未還完的話，他說過了年還會繼續(xù)外出務 工。
（二）家庭支出的即時性消費原則
“積累動力不足型貧困”第二個維度則表現為家庭支出的即時性消費原則，人生比較注重吃喝玩樂的物質性享受。在物質追求的基礎上沒有超越性價值的追求，所以就不會注重家庭的積累，奉行的是掙多少花多少、掙得多花得多、掙得少花得少的即時性消費原則。所以我們看到村內家庭之間雖有的不同檔次的年收入，但其共通點在于扣除開支后存款都很少，到年終家庭收支相抵后存款1萬以上的都很少。從案例5到案例7，家庭收入不等，生活質量都不低，卻無存款。
案例5 桂村11村落一個72歲的王婆婆，老伴是個老黨員，有一個兒子40歲光棍，腿有點殘疾，家庭條件較差，還住土房。家里3口人殺2頭年豬，訪談時筆者問：“你們吃得完嗎？”她驚奇地說：“1個人還劃不到一頭豬，怎么會吃不完呢！”她喂了3頭豬，殺了2頭自家吃，賣了一頭豬有點零花錢吃煙喝酒。她每天要喝1斤白酒，1個月3斤煙（20元/斤）。每個月國家養(yǎng)老金70元，買煙后還剩10元。喝的酒是當地8元/斤的糧食酒，錢不夠就用玉米換酒。她說：“每天都有肉，要肥的有肥的，要瘦的有瘦的。”
案例6 桂村3村落理事長向祖成38歲，父親67歲，母親66歲，有兩個女兒，大女兒14歲上初中，小女兒7歲上小學。父母住在靠近田地的老房子單獨生活。向祖成家庭年收入在五六萬元左右，在其村落算是中上等，但是一年到頭存不到錢，今年不但未存一分錢，還負債。家里有2輛摩托車和1輛面包車，都是代步工具，面包車主要是用來接送孩子上學。家庭開支如下：一年人情往來費用2萬多，兩個小孩的學費和生活費開支1.6萬元，過年殺兩頭年豬7000元，面包車的油費和維護費1萬元，加上其他生活開支若干，一年五六萬也就花完了。
案例7 桂村1村落向先富60多歲，是退休教師，有退休金。兒子30多歲，在北京服裝廠是技術工，一年收入高達10萬元，他們家是1村落的首富。有一個孫子3歲，媳婦和兒子平時一起在北京，媳婦專職帶孩子。年收入高達10萬元，筆者以為這一年應該可以存不少錢，但是意外的是他說一年下來也就存了1萬元，其余都花完了。一家三口在北京的開銷就高達6萬元，過年回家給雙方的父母買衣服就花了接近1萬元。
當地人比較舍得吃喝穿用，有錢就要及時地享受。而對于那些不舍得吃喝，一味節(jié)儉存錢的人，當地社會輿論是一種負面評價，會被笑話為傻子。“吃穿都簡便，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把錢裹著，不會享受，不是傻子嘛！”“不舍得吃喝，存錢干嘛用？”當地過年每家每戶都要殺豬宰羊，人口少的殺一頭年豬，人口多的要殺兩三頭年豬，平均每天至少要半斤肉吃。即使家里沒有喂豬的，也要花幾千元買一兩頭年豬殺。11村落理事長劉必春2個女兒都出嫁，兩個老人殺一頭年豬，春節(jié)為招待兩個女兒回來，專門花1200元買一只羊殺，1只羊腿一餐就可吃掉，這就是在城市中產家庭也未必這么舍得吃。劉必春的岳父岳母83歲，自己種玉米、喂了一頭豬，過年兩個老人也殺一頭年豬吃。用當地農民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們這里的生活水平還是很高的。”
如果我們以現代主義的工具理性和市場經濟優(yōu)勝劣汰的競爭法則去審視（李猛，2010），不免會感嘆當地人真是好吃懶做，太不理性而不知節(jié)制，缺乏社會競爭意識，甚至忍不住感嘆貧困也是自找的。但是以他者的眼光來審視，當地農民沒有人生目標，只有生活目標，沒有長期目標，只有短期目標。正是因為找不到追求家庭積累與家庭擴大再生產的意義，所以才會形成家庭收入非最大化和家庭支出即時性消費的行動邏輯，進而形成一套“收入不高、生活質量不低、弱家庭積累”的生活慣習。在傳統(tǒng)相對封閉的地域社會下，當地社會形塑的的小農循環(huán)經濟與家庭簡單再生產模式，構成了一種地方性文化。而當全國統(tǒng)一的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與婚姻市場逐漸形成，地方的封閉狀態(tài)被打破后，競爭范圍由地域轉為面向全國時，此地便成了經濟洼地與婚姻洼地，從而陷入一種“積累動力不足型貧困”。
四、市場-村落-農民的三維關系：積累動力不足型貧困的發(fā)生機制
前面我們分析了在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形成的背景下，本地為何在農民也已外出務工，勞動力的文化資本并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情況下，仍會形成集中連片式貧困。其內在邏輯在于本地農民家庭積累動力不足，形塑的是家庭收入非追求最大化與家庭支出的即時性消費行為，表現為勞動力投入的不充分與彈性化選擇。那么緊接著的一個問題為，既然形成了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本地農民也外出務工參與市場競爭，和中西部一般農村地區(qū)一樣都屬于外向型經濟，為何本地農民會陷入積累動力不足型貧困？
這涉及到農民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即全國性外部市場如何與農民個體發(fā)生關聯。在以外出務工為基礎的外向型經濟下，我們先看農民是如何進入現代市場的，以及如何與市場發(fā)生互動。由于與市場的信息嚴重不對稱，農民進入市場的路徑，一般是靠親戚帶親戚、老鄉(xiāng)介紹老鄉(xiāng)的傳幫帶方式，獲得工作機會或市場獲利的信息。同樣農民進入市場后，在城市務工生活，其平日里往來互動的關系圈子往往還是其老鄉(xiāng)群體。而且，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而言，城市以及當地市民并非其參照群體，城市只是掙取工資的場域；其生活的村落及其老鄉(xiāng)群體才是其行為的參照系，也是其社會支持與意義生產的場域。那么，我們可以將現代市場視為外部系統(tǒng)，由當地農民組成的村落共同體視為內部系統(tǒng)。在農民進城務工的外向型經濟情境下，以村落共同體為基礎的內部系統(tǒng)其實是由進城和在村兩端組成的，對于進城務工的農民而言，由于互助往來的圈子還是原來的老鄉(xiāng)群體，猶如把村落熟人社會的關系搬進城里，而到了春節(jié)時期，他們又集中流動回村。
研究發(fā)現，現代市場的價值力量不是直接傳遞和影響農民個體，而是要通過村落共同體作為媒介傳播以影響農民的觀念與行為。這里的村落共同體媒介，并非僅僅指具有特定地理邊界的物理空間，更是指依托于村落物理空間而發(fā)育出的村落共同體關系，包括進城務工與在村留守兩端人口。當村落內部系統(tǒng)的整合與自給自足程度比較高時，對外部系統(tǒng)的接受與依賴度就會比較低，現代性市場價值就不易影響當地農民。反之，當村落內部系統(tǒng)的整合與自給自足程度比較低時，對外部系統(tǒng)的接受與依賴度就會比較高，市場就相對容易影響該地農民。那么，由于村落共同體性質的差異，農民與市場的關系就會呈現出區(qū)域差異。而武陵山區(qū)村落共同體內部的社會關系呈現為“低分化、高依賴與弱競爭”特征，村落內部系統(tǒng)的整合度高，使得個體家庭積累的壓力不足，對外部市場價值的接受與依賴度較低。因此，這便形塑了本地的“積累動力不足型貧困”，具體邏輯如下所述。
武陵山區(qū)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特征是山高、林密、人稀，人與自然的關系投射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形成兩個主要特點：一是交通非常不便，與市場的空間距離遠，與外界的聯系機會少。這使得一方面無法實現機械化生產，形成只能依靠肩挑人扛的小農生產與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難以從外部市場購買商品與社會化服務。那么，在生產生活中就存在很多單個家庭無法獨立完成的事務，村落內部人與人之間的互助需求度很高。同時，高寒山區(qū)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帶來的高風險性，進一步加強了人與人之間通過互助合作來提高抵御風險的能力。而且山區(qū)人口密度低，社會關系的可選擇性或替代性不足，這使得村落共同體內部的社會關系具有高度依賴性。二是由于山高、林密、人稀的自然條件，一方面使得人地關系不緊張，只要家庭需要就可以去砍伐木材與開荒；另一方面農業(yè)產出低與農業(yè)剩余稀薄，只夠維持一種糊口經濟，無法支撐起高消耗的競爭性社會關系，發(fā)育出的是小農循環(huán)經濟與家庭的簡單再生產模式，村落內每個家庭之間是相對均質化的。那么，村落內部的社會關系就呈現為低度分化、高度依賴與弱競爭的性質。
雖然經過大規(guī)模的扶貧開發(fā)投入，本地的自然面貌和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已得到極大改善，農民也已經外出務工參與市場競爭，但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當地農民應對自然和社會環(huán)境發(fā)育形成的村落內部社會關系模式與生活慣習卻具有穩(wěn)定性與延續(xù)性。農村人與人之間在超越血緣關系之上建立社會關聯是通過人情機制實現的。當地人與人之間的弱競爭性和高依賴性特征決定了維系人情關系的重要性。在全國大部分農村地區(qū)，因為市場理性的進入，傳統(tǒng)的幫工互助體系已經瓦解，在農業(yè)生產中替之以市場化的雇工體系，甚至人情儀式上的互助也已經瓦解，替之以市場化的一條龍服務（賀雪峰，2011）。而本地至今在生產、生活、儀式上仍保留著完整的幫工互助體系，一戶在摘柑橘臍橙銷售時，有幾十戶來幫工、換工，勞動力強、人緣好的，前來幫工的甚至高達七八十戶。當然他家有需要幫忙的，你也要積極去幫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遵守的是長期均衡互惠，而非短期理性計算。在紅白喜事等人情儀式上也都是互助完成。白事抬棺不需要提前安排，能夠形成一種自發(fā)自覺的互助秩序。過年殺了年豬就要請周圍的四鄰和親戚過來吃肉，平日里大家經常串門聊天，冬天家家戶戶都會烤火，圍著火堆邊烤火邊聊天，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是比較密集的。
此外，人情關系在當地村落社會中實質上發(fā)揮著社會保障的功能。當地家庭年收入中的1/3至1/2都將用于人情支出，以維系社會關系。從客位的視角去看，也許會覺得當地的人情負擔過重，使得農民家庭無財產的積累。然而，當地村民卻會笑話那些把錢存到銀行，而不會走人情和經營社會關系的人，認為存到銀行的錢是“死錢”。因為在當地與市場的空間距離遙遠的情形下，有錢也難以買到你所需要的商品與服務，反而高度依賴村落鄰里之間的互助。即使你有錢，但如果你不走人情、不會為人處世，就可能被孤立而得不到鄰里的幫助，無法在村落里生存。因此，我們看到這里的農民即使外出務工了，但是遇到村落里辦紅白喜事或其他集體活動，他們要經�；卮鍏⒓樱瑢е麓蚬r間中斷。
用市場理性去看，這種行為似乎顯得不夠理性，時間與經濟成本都高昂，而且不利于職業(yè)技能的積累發(fā)展。然而，以主位的視角去看的話，則能理解當地人的行為邏輯，因為其社會支持與意義場域來源于村落共同體，如果他長期不參與村落內的人情往來，則可能被孤立而無法在村落社會立足。雖然回去參加人情儀式活動，不僅要支付人情費用，還會耽誤務工，減少收入，但是人情關系的維持能夠保證在他家有困難的時候，能夠及時獲得他人的幫助。而且在村落社會場域內，由于大家遵循的是相同的社會規(guī)范，家庭之間的財產積累與經濟分化度低，也就沒有社會競爭的壓力，因此也就沒有較強的家庭積累動力。
五、結論
縱覽我國政府的反貧困戰(zhàn)略，其重點還局限于解決物質的不足，兼顧能力的不足。但是當政府的精準扶貧政策遭遇貧困者的動力不足時，再多的國家資源輸入也難以讓其脫貧致富，還可能出現扶貧扶懶漢的社會后果。以武陵山區(qū)S縣為代表的集中連片式貧困地區(qū)，歷經30余年的國家扶貧開發(fā)投入，外部不利的結構與制度環(huán)境已大幅好轉。在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形成后，同為勞動力輸出與打工經濟的中西部農村，為什么還會形成以S縣為代表的集中連片式貧困？本研究通過田野調查發(fā)現，家庭積累動力不足是當地形成集中連片式貧困的內在機制，核心表現為家庭收入的非最大化和家庭支出的即時性消費兩個方面。家庭積累動力的不足，進一步轉化為家庭積累能力與發(fā)展能力的不足，特別是在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中，相較于其他區(qū)域的農民而言，其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就會不足。
然而，當地農民并不沒有因為家庭財產積累的不足而形成很強的壓力與焦慮感，這在不同地區(qū)的農民那里形成了明顯的區(qū)域差異。研究發(fā)現，我國農民與市場的關系不是直接的，而是以村落共同體作為媒介發(fā)揮作用。因此，筆者提出“市場-村落-農民”的三維理論框架，去理解不同區(qū)域農民社會行為的邏輯，試圖把握集中連片式貧困發(fā)生的內在機制。近期，中央也在不斷調整精準扶的內容與方式，開始重視扶貧先扶志的政策導向，“市場-村落-農民”的三維理論框架也將為精準扶貧政策的執(zhí)行帶來啟發(fā)。要實現精準扶貧的目標，首先在于要能精準識別貧困對象，其次在于要能精準識別貧困成因。對于中西部一般農村的個別性貧困而言，精準扶貧需要精準到人。而對于集中連片式貧困而言，國家扶貧扶志難以通過精準到人實現政策目標，而需要以村落共同體作為政策對接的治理單元，才能有效地設計精準扶貧的內容與方式。中央倡導的扶貧扶志，針對集中連片特困地區(qū)形成的家庭積累動力不足型貧困而言，特別需要地方政府以村落為治理單元，實施廣泛的宣傳教育，激發(fā)當地農民家庭發(fā)展與家庭積累的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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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fficient Family Accumulation of Motivation
and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ket-Village-Farmers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Zhang Xuel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Abstract: Unlike other rural areas in the Midwest where poverty is sporadic which mainly results from the lack of family labor due to illness and disability, S Count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appears a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poverty. With the great improvement of external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labor market, the lack of family accumulation of motivation gradually becom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local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poverty. Particularly, such a mechanism reviews through family’s unwillingness to maximization of their household incomes through labor input but prefer an immediate consumption behavior in household expenditure. Proposing a three-dimens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arket-village-farmer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market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of insufficient family accumulation of motivation among local farmers. It will also provide some insight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verty management and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oncentrated Contiguous Poverty; Family Accumulation; Poverty Governanc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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