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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結構、家庭資源配置與農民家庭再生產——基于農民家庭“積累-消費”結構的分析框架

王向陽     武漢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摘要：家庭"積累-消費"結構是透視農民家庭再生產的顯性微觀窗口。既有研究主要從農民家庭"結構-倫理-功能"視角對農民家庭再生產進行分析，難以解釋豐富的農民家庭再生產實踐�；�于典型案例的研究表明：通過梳理農民家庭"積累-消費"結構的內在差異，以勞動力結構與家庭資源配置為基本維度，可對農民家庭再生產類型做出如下劃分：維持型、內向改善型、外向發(fā)展型與有限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研究發(fā)現(xiàn)農民家庭再生產類型是勞動力結構與家庭資源配置綜合作用的產物，內在規(guī)定了不同類型家庭強弱不均的家庭發(fā)展能力，進而決定了其經濟社會分化與社會流動的復雜圖景。

關鍵詞：家庭積累    家庭消費    勞動力結構    家庭發(fā)展能力    家庭再生產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在各地駐村調研時，發(fā)現(xiàn)了一個令人困惑但又極其有趣的問題：當前，在共享同一個中央政府、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商品消費市場及倫理本位的家庭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各地農村家庭，乃至同一地域內部各家庭間卻差異巨大，集中體現(xiàn)在其家庭資源積累能力與家庭資源配置結構上，進而形塑了強弱不一、類型各異的家庭發(fā)展能力和家庭再生產類型。筆者的問題意識在于：是什么因素以及其如何影響了中國農村家庭發(fā)展能力和家庭再生產類型差異？換言之，本文重點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一是家庭發(fā)展能力的結構類型及其影響機制是什么？二是家庭發(fā)展能力與家庭再生產是什么關系？

正如古德所言：“家不是單一的概念，很難用簡潔的語言來加以概括。”^[1]梳理既有研究，筆者發(fā)現(xiàn)學界已有豐富積累，且主要以家庭社會學領域研究為主。以下文獻梳理，主要圍繞“農民家庭再生產是什么”和“什么因素及其如何影響農民家庭再生產”思路展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本文的研究框架。家庭社會學一般將家庭再生產視為家庭結構的再生產，并在微觀分析中著重突出分家事件之于家庭再生產的意義^[2]。在新近的家庭社會學研究看來，家庭再生產是家庭結構裂變、家庭倫理延續(xù)和家庭功能實現(xiàn)的實踐過程^[3]。與家庭結構自然分裂的西方家庭接力模式不同^[4]，對中國家庭而言，家庭再生產不僅是家庭結構的分裂，而是分中有繼也有合^[5]，且中國家庭是三位一體的系統(tǒng)，倫理、結構和功能等要素的配置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家庭性質和家庭再生產模式^[6]。有學者從價值、功能、情感等代際關系屬性的角度，將農村家庭抽象為倫理性家庭、功能性家庭和情感性家庭，并重點討論了發(fā)展主義視角下我國農村家庭擴大再生產進程中的倫理危機^[7]，并極富洞見地指出其根源在于農民家庭再生產卷入了流動的現(xiàn)代性^[8]，致使家庭功能被激活，并極大扭曲了家庭倫理內涵，老年人群體成為發(fā)展主義視角下家庭擴大再生產的犧牲品，即老年人危機^[9]。鑒于中國經驗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區(qū)域差異業(yè)已成為部分學者的研究共識與重要研究視角。陶自祥、桂華^[10]從家庭財產權、倫理責任和家庭社區(qū)性身份三維度出發(fā)，將理想型意義上的南中北家庭提煉為共同體家庭、原子化家庭和聯(lián)合體家庭三種類型，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了南北不同區(qū)域家際間內生于家庭的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內涵，大大拓展了家庭社會學關于家庭性質的相關研究。賀雪峰^[11]從家計模式的角度，利用階層分析方法，將農村家庭劃分為務工經商戶、半工半耕戶、中堅農民戶和老弱病殘戶，這一分析為我們理解農村家庭類型、經濟社會分層、城鄉(xiāng)流動等諸多議題奠定了重要基礎。在此基礎上，李永萍^[12]從家計模式、代際合力、人生任務三個維度出發(fā)，基于家庭策略的視角，進一步探討了家庭發(fā)展能力的有效基礎，并根據家庭發(fā)展能力的不同，將農民家庭劃分為發(fā)展型家庭、維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三種類型。

總體而言，既有研究主要從家庭“結構—倫理—功能”視角來考察農民家庭再生產，并將其作為基本要素來定義農民家庭再生產機制，為我們從整體上把握轉型期中國農民家庭性質與家庭再生產提供重要基礎，但由于其未能跳出“家庭結構繼替”的傳統(tǒng)思維，也就難以解釋當前異常豐富的農民家庭發(fā)展與家庭再生產之間的關聯(lián)及其影響機制。還有部分研究的確關注到了家庭積累對農民家庭再生產模式的重要影響，卻忽略了家庭資源耗散這一基礎性要素對農民家庭發(fā)展和家庭再生產實踐的重要影響，難免有顧此失彼之感�；�于此，筆者擬從階層流動意義上的發(fā)展主義視角出發(fā)，以農民家庭“積累—消費”結構為窗口，具體分析農民家庭發(fā)展實踐與家庭再生產的具體類型及其影響機制，以期豐富既有研究。

二、研究進路與分析框架

從發(fā)展經濟學意義上而言，為什么中國農民家庭有積累而難有發(fā)展，且類型差異巨大？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回到具體的農民家庭再生產實踐中來。筆者發(fā)現(xiàn)，以下兩大變量至關重要：一是家庭勞動力結構，決定了家庭資源的積累能力；二是家庭資源配置，決定了家庭消費的發(fā)展性程度。二者共同決定了農民家庭是否可以形成有效積累，即家庭發(fā)展能力，進而形塑出差異較大的家庭再生產類型。在建構本文分析框架之前，筆者有必要對文中核心概念做出說明。

(一) 核心概念

對農民家庭再生產而言，本文所涉核心概念分別是：家庭勞動力結構、家庭資源配置和家庭發(fā)展能力。

1.家庭勞動力結構

所謂家庭勞動力結構，主要指面對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家庭勞動力素質、數(shù)量和勞動意愿共同影響了家庭勞動力結構性質量，進而決定了家庭收入結構和家庭積累能力。具體而言，家庭勞動力素質高、數(shù)量多、勞動意愿積極，則家庭收入高、家庭積累能力強；反之，家庭勞動力素質低、數(shù)量少、勞動意愿消極，則家庭收入低且家庭積累能力弱。根據農民與市場的關系，借鑒賀雪峰的分類，我們可以依次將之操作為勞動力結構強大的全家務工經商戶、勞動力結構中等的半工半耕戶和中堅農民戶、勞動力結構弱勢的老弱病殘戶和好吃懶做戶，分別對應當前農村社會常見的經濟社會三分格局，各地具體占比情況主要取決于農民家庭與市場契合度。

2.家庭資源配置

勞動力結構決定了農民家庭的積累能力，而資源配置結構和方向則決定了農民家庭的資源消費情況。家庭資源配置主要包括兩個維度，一是消費結構，二是消費方向，二者共同規(guī)定了家庭資源配置這一核心概念的內涵。根據筆者田野調研資料顯示，當前中國農民家庭主要開支事項有以下四項：一是柴米油鹽等日常生活性開支；二是人情往來等社會性開支；三是教育、進城買房等發(fā)展性開支；四是大病醫(yī)療等應急性開支。值得一提的是，姑且不論教育結果和進城買房背后的復雜實踐，本文暫且將教育投資和進城買房兩大事項支出歸為家庭資源配置中的發(fā)展性投資。根據發(fā)展性程度，我們可以做出如下梳理：發(fā)展性最強的當屬教育投資、進城買房等發(fā)展性開支；發(fā)展性一般而生活性較強的是柴米油鹽等日常生活性開支和日常社會性開支；發(fā)展性較弱、生活必需且消耗性較強的是大病醫(yī)療等應急性開支。

3.家庭發(fā)展能力

所謂家庭發(fā)展能力，主要指家庭憑借所獲取的資源滿足每一位家庭成員生活與發(fā)展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日常生活、社會交往、教育購買、風險應對等方面的能力^[13]，即維持農民家庭基本生活并盡可能爭取向上流動進而實現(xiàn)高質量家庭再生產的綜合性能力。眾所周知，當前階層流動的常見路徑有二：一是教育投資，二是進城買房。因此，家庭發(fā)展能力強弱高度依賴于教育投資、進城買房等這一發(fā)展性開支多寡及其結果，而發(fā)展性開支高低又和家庭教育觀念、家庭經濟條件等息息相關，因此，家庭發(fā)展能力是在家庭勞動力結構基礎上的家庭資源積累能力和發(fā)展意識引領下的家庭教育觀念綜合作用的產物。此外，家庭發(fā)展能力與家庭再生產質量也高度相關：家庭發(fā)展能力強，則家庭再生產質量高，筆者稱之為“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即擴大再生產；家庭發(fā)展能力弱，則家庭再生產質量低，筆者稱之為“維持型”家庭再生產，即簡單再生產。

值得進一步說明的是，本文中的家庭再生產，主要指發(fā)展主義視角下的家庭繼替實踐，階層流動是其重要指標。此外，家庭再生產中的“再生產”這一概念，主要借鑒馬克思筆下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中的內涵，意指倫理本位視角下的原生家庭為新生家庭構筑有效積累和發(fā)展性投資基礎上的家庭繼替狀況。

(二) 分析框架

根據家庭勞動力結構強弱，我們可以將農民家庭操作為全家務工經商戶、半工半耕戶和中堅農民戶、老弱病殘戶和好吃懶做戶；根據家庭資源配置結構和方向，我們可以將農民家庭開支進行發(fā)展性高低不等的二分，即以教育投資、進城買房等為導向的發(fā)展性家庭開支和以日常生活性開支、社會性開支、應急性開支等基本生活本位為導向的維持性家庭開支。以勞動力結構和家庭資源配置為基本維度，我們可以建構以下分析框架，得到以下四種家庭再生產類型(表 1)。

表 1 基于“勞動力結構—家庭資源配置”的農民家庭再生產類型

1.維持型家庭再生產

從勞動力結構來看，以老弱病殘戶和好吃懶做戶為主，因勞動意愿不高、勞動力病殘等致使勞動力結構弱勢，因此家庭積累能力較弱；從資源配置來看，以柴米油鹽等日常生活開支、人情往來等社會性開支為主，教育投資和進城買房等發(fā)展性投入有限，僅可維系整個家庭在村莊社會的基本生活，筆者稱之為維持型家庭再生產。

2.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

從勞動力結構來看，以中堅農戶和半工半耕戶為主，勞動力結構發(fā)達，家庭積累能力較強；從資源配置結構和方向來看，家庭開支主要以日常生活、人情往來、村莊建房、婚姻彩禮等為主，發(fā)展性投資不足，不具備階層流動意義上的發(fā)展性，卻又實實在在地改善了在村基本生活，典型體現(xiàn)在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上，筆者稱之為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

3.外向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

從勞動力結構來看，以全家務工經商戶為主，勞動意愿積極、數(shù)量充足、素質較高，勞動力結構發(fā)達，家庭積累能力較強；同時，從資源配置方面來看，與內向改善型家庭不同的是，這一類型家庭教育投資、進城買房等發(fā)展性投資充分，在改善當前自身生活水平的同時，也為子代家庭最大限度地創(chuàng)造了向上流動的機會和能力，形成了家庭發(fā)展的有效積累。家庭發(fā)展能力最強，家庭再生產質量最高，筆者稱之為外向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

4.有限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

從勞動力結構來看，與維持型家庭再生產類型高度一致，勞動力結構弱勢特征突出，家庭積累能力較弱，以老弱病殘戶和好吃懶做戶為典型代表；正因為家庭積累能力低下，因此這類家庭往往極度壓縮日常生活開支等其他開支，將最有限的家庭資源投入教育投資等最具發(fā)展性的資源配置方向上去，由此方可具備向上流動的機會和能力，但囿于其家計模式的脆弱性，這一家庭再生產類型大多難以維系，且高度依賴于地方性教育質量與子女努力程度，充滿不確定性，因此筆者稱之為有限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值得說明的是，鑒于此類型不確定性較強，本文姑且擱置不談。

本文經驗材料來源于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于2017年暑假、2018年暑假在河南南部L村^①的田野調研。調研期間，筆者主要采用半結構式訪談法等質性研究方法，對當?shù)卮鍍晌�干部、種田大戶、村民代表、老黨員等進行了訪談，對其家庭收支情況進行了細致梳理，同時采用三角驗證法對所獲經驗材料進行了驗證處理，進而為研究開展提供了大量可靠的一手資料。L村地處豫南平原，下轄2個村民組150戶400多人。當?shù)亟洕鷻C會有限，中青年人多外出務工經商，留守型村莊特征^[14]突出，可謂中西部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的典型代表。因此，對中西部傳統(tǒng)農區(qū)而言，當?shù)卮迕窦彝ド�活實踐具備個案意義上的典型代表性。在廣泛調研基礎上，通過對具有“理想型”意義上的典型案例進行分析，從家庭資源“積累—消費”結構分析農民家庭發(fā)展能力與家庭再生產類型，進而揭示中國農民家庭豐富的家庭再生產實踐機制，這正是本文研究進路和研究目標所在。

① 遵照學界慣例，文中所涉人名、地名等均已經過技術化處理。

三、維持型家庭再生產

維持型家庭再生產，主要指家庭積累能力有限，僅可維系最低限度的家庭生活，難以形成家庭資源的有效積累，即簡單再生產。

(一) 案例簡介

案例1：L村郎國華，今年58歲，家庭原有5口人，夫妻二人，外加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F(xiàn)妻子因病去世；小女兒出嫁；大兒子(1985年出生)結婚不久離婚，留下一個小男孩；二兒子(1988年出生)至今沒有結婚，目前一家四口在一起過日子。在當?shù)貙儆诘湫偷?span>“光棍成窩”家庭。

據介紹，當?shù)厝司�耕�?span>1畝，以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種植為主。鑒于L村地處平原地帶，機械化水平高，種田方便，對勞動力要求不高，所以郎國華一家并沒有將自家五口人的土地流轉出去，而是選擇自己耕種。此外，在打工經濟大背景下，郎國華卻從未外出務工，年輕時主要在當?shù)刈鲂┠嗤呓车幕钣�，大兒子結婚后，隨著年齡漸長，加之中風過一次，基本退出了當?shù)貏展な袌�。據悉，大兒子結婚不久又離婚，主要原因在于郎國華一家三個勞動力均比較懶惰，發(fā)展動力不足，不輕易外出務工，即使打工也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當?shù)厝似毡樵u價“不正經干活”，因此兒媳婦很快就離開了這個家庭。以上就是郎國華一家的基本情況。

(二) 家庭資源“積累—消費”結構

維持型家庭再生產，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項基本維度上：一是家庭積累能力弱，二是家庭資源僅可維系簡單的家庭生活�，F(xiàn)以郎國華一家年度家庭收支情況為例展開具體分析。

1.家庭積累

對于中西部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農民家庭而言，家庭收入來源無外乎工、農兩項，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工農收入結構上。郎國華一家收入來源主要有兩項：一是5畝土地上的務農收入，一年夏秋兩季，主要種植小麥和玉米，兩季加總，每年畝均純收益在700~1000元(表 2)^[13]；二是兩個兒子間歇性外出打工的務工收入，但由于兩個兒子好吃懶做，外出打工流動頻繁，打工收入僅可養(yǎng)活自己，一年下來，幾乎沒有什么積蓄，因此可以忽略不計。

表 2 豫南L村夏秋兩季作物成本—收益表

從家計模式來看，郎國華一家屬于形式上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戶，但考慮到其全家勞動力勞動意愿消極，致使在當?shù)丶彝シe累中極其重要的“工”的份額極其渺小，因此，郎國華一家在當?shù)卮迩f社會屬于經濟收入上的底層家庭。

2.家庭消費

家庭消費是觀察“家庭財富都去哪了”這一經典的家庭資源配置問題的絕佳窗口。據悉，郎國華一家家庭積累每年不過上萬元，除了務農收入和少部分務工收入，再無其他收入來源。這一稀疏的家庭資源如何支配呢？據介紹，主要用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柴米油鹽等日常生活開支，加之中秋、春節(jié)等特殊節(jié)日花費，一年下來需要開支5000~6000元；二是人情往來等社會性開支，用以維系當?shù)卮迩f社會交往，每年需要開支2000~3000元。眾所周知，人情往來是村莊熟人社會內部的禮尚往來，更是村民個體社會生命的維系機制，如無外遷生活等特殊情況，對絕大多數(shù)村莊中絕大多數(shù)村民家庭而言，人情往來具有不可退出性，即可退出部分人情以實現(xiàn)社會關系的新陳代謝，但不可能退出所有社會關系網絡，否則，就等于社會生命的自我終結。

值得一提的是，從長時段看，郎國華一家教育投資、進城買房等發(fā)展性開支極低，三個孩子均在初中階段輟學，兒子結婚時也沒有能力進城買房。人生最重要的開支主要用于兒子結婚這一人生任務上，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為兒子結婚而提前三年建房，2002年建成平房四間，加上裝修共計花費3萬多元；二是為兒子結婚而支付子代婚姻成本，2005年當?shù)夭识Y價格是1.1萬元，取“萬里挑一”之意，加之上車禮、酒席花費等共計約2萬元。換言之，郎國華一家的大宗消費主要體現(xiàn)在子代結婚這一人生任務上，目前家庭消費結構以維持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為主，發(fā)展性極差。

(三) 維持型家庭再生產實踐

從其家庭資源“積累—消費”結構來看，家庭積累能力低下，消費水平較低，且以日常生活開支和人情往來開支等為主。何以如此呢？

1.勞動力結構弱勢與家庭積累能力低下

家庭積累能力高度依賴于家庭勞動力結構。具體而言，勞動力素質、數(shù)量和勞動意愿共同決定了勞動力結構強弱，進而決定了家庭積累能力高低。從郎國華一家勞動力結構來看，現(xiàn)有一家四口人，孫子上小學四年級，尚不具備基本勞動能力；其本人今年58歲，基本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加之曾經中風，僅可從事簡單的農業(yè)勞動；其兩個兒子，發(fā)展動力不足，好吃懶做特征突出，工作更換頻繁。換言之，其家庭勞動力數(shù)量尚可，但勞動意愿不高，加之文化程度較低，且不具備一定的專業(yè)技能，因此勞動力結構屬于弱勢一端。此外，當?shù)卮蚬そ洕�起步于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普遍盛行于2000年之后，當前已成村莊經濟社會常態(tài)。在打工經濟大背景下，勞動力結構強弱是村莊經濟社會貧富分化的基本維度，勞動力數(shù)量少或勞動態(tài)度消極，均會成為家庭勞動力價值兌現(xiàn)的巨大障礙，不可能形成強大的家庭積累能力，即家庭勞動力結構弱勢與家庭積累能力低下相伴而生，高度契合。

2.資源配置發(fā)展性差與家庭消費水平低

家庭資源配置結構和方向內在決定了家庭消費水平高低，同時，家庭消費水平高低也高度受限于家庭積累能力強弱。從郎國華一家消費情況來看，本就微薄的家庭收入主要投入在柴米油鹽等日常生活性開支和人情往來等社會性開支上，教育投資和進城買房兩項發(fā)展性開支幾乎為零。從長時段看同樣如此，家庭資源重大開支主要集中在子代婚姻成本支付上，用以完成為人父母的人生任務。由此觀之，案例中的郎國華一家家庭資源配置方向以生活性和社會性開支為主，發(fā)展性較差。此外，從案例中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推論：立足于勞動力結構基礎上的家庭積累能力是家庭消費能力的結構性上限，以家庭發(fā)展觀念為引領的資源配置結構和方向內在規(guī)定了家庭消費水平的邊界，進而共同決定了家庭發(fā)展能力的強弱差異。

簡而言之，以勞動力結構弱勢為典型特征的家庭積累能力和以家庭資源配置弱發(fā)展性為典型特征的家庭消費能力，內在賦予了這類家庭弱生產性、弱消費性這一雙重特征，家庭收入有限，僅可維系家庭基本生活，內在壓縮家庭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更難以形成有效的家庭積累，因此家庭發(fā)展能力低下，向上流動困難，極有可能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貧困地帶或貧困邊緣地帶。這類僅可維持簡單再生產的農村家庭，筆者稱之為維持型家庭再生產。

四、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

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主要指家庭積累能力尚可，村莊生活導向突出，同時家庭消費以改善在村生活為主，發(fā)展性有限。

(一) 案例簡介

案例2：L村郎建設，今年52歲，原一家四口人，夫妻二人，外加兩個兒子，分別出生于1989年和1991年，目前均已成家，各有一兒一女，現(xiàn)有十口人。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二輪延包之后，當?shù)赝恋劓i定了原有分配格局，因此，目前十口人的家庭仍然是四口人的土地，共計4畝，實際人均4分地�，F(xiàn)兒子媳婦均長年在外打工，妻子在家照料四個孫子孫女，郎建設本人農忙時回家務農，農閑時外出務工。

這一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在當?shù)鼐哂衅毡樾�，符合當前傳統(tǒng)農區(qū)絕大多數(shù)家庭的基本情況。據悉，郎建設的兒子媳婦均在蘇州電子廠上班，每人到手工資約每月5000元，夫妻二人每月有上萬元收入，除去在外開銷，一年可收入8萬~10萬元。郎建設本人主要在西安收廢品，當?shù)厝朔Q“收破爛”。據介紹，這一工種看起來不起眼，但收入并不低，每月也可有五六千元的收入，并不低于年輕人在外務工收入。其關鍵特征有三：一是成本極低，當?shù)厝朔Q不“扎”本；二是相當自由靈活，不受人管束，符合農民工的一般選擇；三是門檻低，只要具備基本勞動意愿均可從事，收入差別則因人而異。因此當?shù)刂心耆擞邢喈斠徊糠衷�經從事或目前正在從事這一行業(yè)。

(二) 家庭資源“積累—消費”結構

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具有兩項基本特征：一是家庭積累能力強，具備改善家庭生活的基本能力；二是家庭消費以生活性支出和社會性支出為主，發(fā)展性支出有限，村莊面向內向突出�，F(xiàn)以郎建設一家為例展開分析。

1.家庭積累

由上可知，郎建設一家十口人，雖已分家，但由于兒子媳婦常年在外務工，過年在家時間有限，因此處于“分而未分”的模糊狀態(tài)，但具體到打工收入上，還是各掙各錢。除了四個孫子孫女和在家照料的妻子，他們家有四個年輕勞動力和一個中年勞動力在外打工，兒子媳婦每年在外務工可達十個月以上，除去農忙時間和過年時間，郎建設本人也可務工達六個月以上。因此一年下來，兩個小家庭分別可有近10萬元的收入，其本人也能有三四萬元的收入，外加四畝土地上的農業(yè)收入，每畝地可有700~1000元的純收入，一年下來，整個大家庭有20多萬元的收入。因此，其家庭積累能力不可謂不強。

2.家庭消費

郎建設一家主要開支情況如下：一是孫子孫女上學費用，主要由各自父母承擔。由于孩子們均在縣城私立學校就讀，學費6000元/年，加上生活費等開銷，一年下來一個孩子需用1萬元。二是日常生活費用，外加過年置辦年貨等，一年下來需要2萬元。三是三個家庭的人情往來，每年需要用去1.5萬元，特殊年份遇上至親婚喪嫁娶，這筆開支會更大。此外，近年來，郎建設一家重大開支事項主要有三項：一是兩個兒子結婚，各新蓋兩層樓房一棟，每棟花費20萬元，分別建于2010年和2012年；二是兩個兒子結婚的彩禮等結婚費用，老大于2011年結婚，彩禮3.6萬元，老二于2014年結婚，彩禮6.8萬元；三是婚后各買一輛10萬元左右的國產車。

簡而言之，以郎建設一家為代表的半工半耕戶，家庭積累能力較強，家庭消費發(fā)展性有限。具體而言，郎建設一家家庭消費的重心主要圍繞為兒子結婚和改善生活水平這一人生任務上，日常生活支出和人情往來開支次之，孫輩的教育投資也不可謂不重視，但單就其父子兩代人而言，兩個兒子初中畢業(yè)就外出打工，并沒有更進一步的教育投資，由此觀之，郎建設一家家庭消費水平以改善家庭生活為主，發(fā)展性有限，筆者稱之為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

(三) 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實踐

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核心特征有二：一是以村莊生活為導向的生活面向，在村建房而非進城買房；二是逐步改善在村生活水平，從平房變?yōu)闃欠�，從電動車到小汽車等，在長時間的家庭繼替中穩(wěn)步改善家庭生活。何以如此？

1.勞動力結構強大與家庭積累能力高

家庭積累能力高，與每個家庭勞動力結構強大密不可分。從郎建設一家來看，十口之家，有五個中青年全勞動力外加一位半勞動力，雖勞動力文化程度不高，也沒有專業(yè)的技能，但其家庭勞動力數(shù)量充足，且兒子媳婦均是合格的產業(yè)工人，因此勞動力結構不可謂不強大。在其強大的勞動力結構支持下，郎建設一家得以在當前打工經濟中游刃有余，五個勞動力，每人每年均可有不菲的打工收入，加之口糧農業(yè)的存在，可解決相當一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另每畝地還可有700~1000元的純收入。因此，強大的勞動力結構賦予其高水平的家庭積累能力。

2.資源配置生活導向與家庭消費發(fā)展性較差

家庭資源配置方向內在規(guī)定了家庭消費的發(fā)展性程度。從郎建設一家消費結構來看，資源配置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支出、人情往來支出、以人生任務為導向的建房支出和彩禮支出、以改善在村生活為導向的買車支出，尤其是后兩項支出，占據了家庭資源配置的重心，客觀上高質量完成了父母人生任務，并切實改善了家庭居住、出行等基本生活條件。但與此同時，其家庭消費的發(fā)展性極其脆弱，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教育投資在子代上是有限的，孫代的教育投資結果目前尚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且高度依賴于外部教育質量和孫代個體努力；二是進城買房開支為零。簡而言之，郎建設一家生活導向的家庭資源配置內在限定了其家庭消費發(fā)展程度，進而框定了其家庭發(fā)展能力。

綜上，建立在強大勞動力結構基礎上雄厚的家庭積累能力與建立在生活導向的家庭資源配置結構基礎上發(fā)展性較差的家庭消費水平，共同形塑了其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實踐。值得一提的是，從家庭積累上來看，這類家庭本有機會進城買房或更多地投資子代教育，但卻讓步于子代成家立業(yè)這一人生任務導向的家庭目標，進而消解或擠壓了其家庭消費的發(fā)展性面向，致使其社會流動能力較弱，僅可在村莊內部實現(xiàn)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筆者稱之為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

五、外向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

外向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主要指家庭積累能力較強，城市生活導向突出，家庭消費發(fā)展性明顯，可實現(xiàn)有效的家庭積累和家庭發(fā)展，即擴大再生產。

(一) 案例簡介

案例3：L村王軍旗，今年45歲，一家四口人。夫妻兩人早些年在西安從事廢品收購生意，年收入20萬元以上；大女兒出生于1994年，高中畢業(yè)，現(xiàn)已出嫁；小兒子出生于1996年，目前在蘇州某大學讀大三。家中4畝耕地已經以500元/畝的價格流轉給同村大戶。2012年，王軍旗以30萬元的價格在所在縣城全款買房一套，目前在縣城居住生活，同時從事電瓶回收生意。

王軍旗一家屬于當?shù)氐湫偷娜�家務工經商戶，家計模式非農化是其典型特征。通過案例梳理，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以下三點關鍵信息：一是王軍旗一家已經進城買房，夫妻二人目前主要在縣城生活，偶爾返回老家看望在村父母；二是夫妻二人目前在縣城從事電瓶回收生意，每月可有1萬元以上的收入；三是小兒子目前在讀大學，已經實現(xiàn)了農村社會意義上的“教育成功”。

(二) 家庭資源“積累—消費”結構

1.家庭積累

發(fā)展導向的家庭消費離不開強大而穩(wěn)定的家庭積累的支持。從王軍旗一家家計模式來看，夫妻二人早些年主要在西安從事廢品收購生意，2012年后生意遇冷返回老家縣城從事電瓶回收生意。在2012年之前，正是我國廢品回收行業(yè)發(fā)展的黃金期，一個廢品收購站，年收入幾十上百萬元非常普遍，因此，在此期間其積累了第一筆家庭財富。2012年之后，電瓶車逐步在縣城普及，廢舊電瓶回收成為一個重要商機，王軍旗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機會，目前已經實現(xiàn)穩(wěn)定盈利，保守估計年收入在20萬元以上。全家務工經商的家計模式賦予其強大的家庭積累能力，為家庭消費提供了巨大的可選擇空間。

2.家庭消費

強大的家庭積累能力，賦予充滿想象力的家庭消費空間。王軍旗一家主要開支事項如下：一是小兒子上大學的教育開支，學費加生活費每年需要2萬~3萬元；二是包括柴米油鹽等在內的日常生活開支每年需要2萬~3萬元；三是人情往來、生意應酬等社會性開支每年需要2萬~3萬元；四是每年外出旅游一至兩次，花費在5000~8000元。除此之外，近年來的重要家庭開支事項有四項：一是2010年，以15萬元左右購入奇瑞小汽車一輛；二是2012年，在當?shù)乜h城全款購房支出30萬元；三是2015年，大女兒出嫁陪送10萬元；四是2015年，小兒子到當?shù)刈詈玫母咧袕妥x交擇校費3萬元。由此觀之，其家庭消費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構成：一是日常生活、人情往來等維持性開支；二是買車、旅游等休閑改善性開支；三是進城買房、教育投資等發(fā)展性開支。

簡而言之，以王軍旗一家為代表的全家務工經商戶，家庭積累能力最強，消費水平發(fā)展性程度高，為高質量的家庭再生產和階層流動奠定了重要基礎，筆者稱之為外向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

(三) 外向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實踐

外向發(fā)展型家庭再生產特征有二：一是家庭積累能力強，生活面向為城市導向而非村莊導向；二是家庭消費發(fā)展性強，在進城買房或教育上有重大開支事項。何以如此？

1.勞動力結構發(fā)達與家庭積累能力強

強大的勞動力結構，內在產生雄厚的家庭積累能力。眾所周知，家計模式的類型決定了家計模式的質量優(yōu)劣，進而決定了家庭積累能力強弱，而家計模式的基礎在于勞動力結構與外部經濟機會的耦合程度。從普遍情況來看，全家務工經商戶收入水平要高于半工半耕戶和中堅農民戶，更高于老弱病殘戶和好吃懶做戶，前提正在于其勞動力素質和數(shù)量上的比較優(yōu)勢，因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推論：強大的家庭勞動力結構，更容易在全國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上捕捉更多的經濟機會，兌現(xiàn)更大的市場價值，從而實現(xiàn)更雄厚的家庭積累。

2.資源配置城市導向與家庭消費發(fā)展性高

家庭積累能力的強大，內在決定了資源配置的豐富性。在王軍旗一家的消費結構中，城市導向的進城購房所占支出比例較大，且教育投資仍在持續(xù)，由此抓住了可實現(xiàn)階層向上流動的兩大常見路徑：一是進城買房，二是高等教育投資。因此，我們不難看出，王軍旗一家具備強大的家庭積累能力之后，并沒有選擇在村建房或用于其他消耗性消費上，而是將家庭資源高效地投入進城買房、子女教育和生意經營上，從而賦予了整個家庭消費結構較為鮮明的發(fā)展性特征，同時兼顧了維持性生活需求和改善性生活需求。

簡而言之，建立在發(fā)達的勞動力結構基礎上的家庭積累與建立在城市發(fā)展導向上的家庭消費共同作用之下，外向發(fā)展型家庭由此誕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進城買房和子女教育投資兩項支出，為其進一步積累了向上流動的充分資本，使之最有可能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意義上的階層流動，進而實現(xiàn)核心家庭和子代家庭高質量再生產，即擴大再生產。

六、結論

通過對以上三個農民家庭再生產實踐典型案例梳理，我們不難得出以下三點結論：一是家庭勞動力結構與家庭積累能力具有高度契合性，其勞動力素質、數(shù)量及勞動意愿等共同決定了勞動力結構強弱差異，進而形塑了高低不等的家庭積累能力，也就直接影響到家庭資源配置。即勞動力結構強大，則家庭積累能力高、家庭資源總量大；反之，勞動力結構弱勢，則家庭積累能力低、家庭資源總量積累有限。二是家庭資源配置內在彰顯家庭消費面向，究竟是村莊生活面向，還是城市生活面向，進而決定其家庭消費重心及其發(fā)展性程度。即家庭資源配置總量中，日常生活性開支、社會性開支占比大，則意味著家庭消費生活本位特征突出，發(fā)展導向不足，家庭發(fā)展能力受限；教育投資、進城買房等發(fā)展性開支占比較大，則意味著家庭消費發(fā)展導向突出，家庭發(fā)展能力強勁。三是不同的勞動力結構與資源配置模式，產生了性質各異的家庭資源“積累—消費”結構，進而形塑出階層流動能力強弱不均的家庭發(fā)展能力與家庭再生產類型。即勞動力結構強大，資源配置城市生活導向，則家庭資源“高積累—發(fā)展導向的高消費”特征突出，進而形塑出外向發(fā)展型家庭擴大再生產實踐模式；勞動力結構弱勢，資源配置村莊生活導向，則家庭資源“低積累—低消費”特色鮮明，進而形塑出維持型家庭簡單再生產實踐模式；勞動力結構中等，資源配置村莊生活導向，則家庭資源“中等積累—生活改善導向的中等消費”面向突出，進而形塑出內向改善型家庭再生產實踐模式。

同時，研究發(fā)現(xiàn)，以上三種不同類型的家庭再生產實踐，與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社會分化高度一致，即外向發(fā)展型家庭對應農村社會中的上層家庭，多為全家務工經商戶，且已實現(xiàn)進城買房生活或子女已經完成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家庭積累能力強，家庭消費發(fā)展性突出，家庭發(fā)展能力強勁，現(xiàn)代社會意義上的向上流動可能性最大，這類家庭在農村社會屬于少數(shù)的精英群體，占比不超過20%。維持型家庭對應農村社會中的下層家庭，多為老弱病殘戶或好吃懶做戶，家庭積累能力低下，不具備進城買房的經濟基礎，子女教育也高度依賴外部教育環(huán)境，充滿不確定性，家計模式極其脆弱，屬于當前精準扶貧工作領域中的重點工作對象，家庭發(fā)展能力極其低下，短時間內更不具備任何向上流動的可能性，這類家庭在農村社會同樣屬于少數(shù)，占比不超過20%，甚至在10%以內。基于此，農村社會絕大多數(shù)家庭屬于內向改善型家庭，為半工半耕戶或中堅農民戶，家庭積累能力尚可，發(fā)展性并不突出，向上流動能力也處于中等，也就意味著大多數(shù)家庭注定要在村莊生活并在村莊社會實現(xiàn)人生價值，這類家庭占比在60%以上，屬于農村家庭中的絕大多數(shù)。問題恰恰在于：對于絕大多數(shù)的中國農民家庭而言，其勞動力結構與家庭資源配置內在決定了其家庭發(fā)展能力處于弱勢地位，注定只有少部分家庭能實現(xiàn)經濟學、現(xiàn)代化意義上的高質量的家庭再生產，即向上流動和城市化，而絕大多數(shù)中國農民家庭的普遍現(xiàn)實卻鎖定在半工半耕家計模式且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群體將來可能要返鄉(xiāng)生活。

本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通過梳理農民家庭資源“積累—消費”結構來定義農民家庭再生產類型，并通過勞動力結構與資源配置兩項基本維度對農民家庭再生產類型做進一步細分，進而對其家庭再生產實踐作出機制分析，以此回應農民家庭再生產類型的差異化命題。難點和不足之處在于：對家庭資源配置背后的家庭發(fā)展目標、地方社會文化等區(qū)域差異分析有限，且案例材料的典型代表性尚需要更扎實的田野調研和更充分的數(shù)據分析進一步拓展。

致謝: 感謝共同調研和激發(fā)思考的吳海龍、李永萍、陳義媛、魏程琳、黃佳鵬等同仁，文責自負。

參考文獻(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