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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際合力、婚姻市場與婚配梯度——以鄂西茅坪村大齡未婚男性群體為例

黃佳鵬     

南開大學 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天津 30035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模式及其風險應對機制構建研究"（14CSH029）；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背景下農村‘光棍’問題的社會學研究"（18CSH034）

作者簡介：黃佳鵬, 男,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

摘要："代際合力"成為理解目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婚配機會的一種中觀路徑。在鄂西農村的實地調研發(fā)現(xiàn)，打工潮興起后，女性資源大量外流，全國婚姻市場逐步取代傳統(tǒng)通婚圈，婚配標準由倫理轉為市場導向，婚姻資源的商品化色彩濃厚，這與鄂西原子化地區(qū)松散型代際關系形成錯位，進一步擠壓本地男性的婚配機會；同時，自由戀愛取代媒介相親而成為婚姻締結的主導模式，追求情感體驗式婚姻，對男性自身條件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換言之，對于地處婚姻市場洼地的中西部農業(yè)型地區(qū)而言，成功婚配需要家庭的物質積累與男性自身的綜合素質，因而"代際合力"成為農村男性婚配機會的核心要素，合力的強弱程度構成了這一群體內部不同的婚配梯度。

關鍵詞：代際合力   婚姻市場   婚姻擠壓   大齡未婚   婚配梯度   

一、問題、文獻與方法

(一) 文獻梳理

1. 女性流動與婚姻擠壓

當下對光棍問題的學術討論應建立在男女性別比失衡及女性資源外流共同形塑的全國婚姻市場基礎上，其核心特征為“女性要價”^[1]。出生性別比失調客觀導致光棍產(chǎn)生已為多數(shù)學者認同，并由此出發(fā)進行光棍的“人口社會學分析”^[2-3]。僅從“女性資源總體匱乏”出發(fā)難以解釋光棍成窩現(xiàn)象，由此引入了婚姻流動視角，認為打工引起的人口流動導致了婚姻資源的跨區(qū)域流動^[4-5]，表現(xiàn)為女性資源由欠發(fā)達地區(qū)向發(fā)達地區(qū)流動，最終形成全國婚姻市場的高地和洼地^[6]，并在男女婚姻締結中形塑以策略和技藝為核心的婚戀技術主義^[7]。田先紅^[8]認為將打工經(jīng)濟作為一個既成變量去分析婚姻資源的流動是不足的，指出關鍵在于探討支配農村青年婚姻流動的內在機制和規(guī)律變遷。桂華等^[1]接續(xù)婚姻流動的視角，進一步指出婚姻市場的形成不同于傳統(tǒng)通婚圈的相對固定性，而是具有流動性和競爭性，其后果是農村婚姻資源配置結構失衡，進而導致優(yōu)勢地區(qū)對其他地區(qū)的婚姻擠壓。同樣，劉燕舞^[3]以光棍率作為分析指標，認為婚姻資源的不對稱流動以及由此造成的婚姻擠壓效應，是農村光棍形成的重要機制。以上都是對光棍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宏觀結構分析，構成了光棍問題研究的基礎共識。

2. 代際關系、家庭積累與婚配機會

在婚姻擠壓已成事實的情境下，能否成功婚配在于家庭物質積累的厚度和代際責任的強度，這兩方面因素是現(xiàn)代青年婚配的必要條件。從代際關系出發(fā)，以區(qū)域比較為切入點，有學者認為不同區(qū)域下的代際關系具有不同的模式，而不同代際關系模式下的代際責任又具有差異，從而影響子代男性的婚配機會^[6]。李永萍^[9]基于宗族地區(qū)厚重平衡的代際關系，認為宗族地區(qū)光棍的形成與父代對子代較弱的代際責任相關，父代并沒有為子代的婚姻競爭提供強有力的支援，這不同于華北地區(qū)父母為了實現(xiàn)子代青年順利完成家庭再生產(chǎn)目標而進行的自我剝削。陶自祥^[10]從代內剝削的視角來分析長子打光棍的現(xiàn)象，認為家庭資源的代內分配不均衡是影響婚配機會的重要變量。余練^[11]從婚姻連帶的視角分析1980年代以前不富裕多子家庭中的“光棍成窩”現(xiàn)象，揭示出家庭結構、“家”的完整性等對婚配機會的影響。這些研究均是從資源稟賦出發(fā)，基于代際關系的分析維度來探討婚配機會，這與全國婚姻市場形成后婚姻成本的上升相契合。換言之，隨著女性要價、婚姻成本的上升，家庭物質條件成為婚配的必要基礎，“買房買車”“天價彩禮”的不斷出現(xiàn)就是最好的印證。

3. 代際合力與婚姻競爭力

然而，家庭積累并不意味著成功婚配，即使在代際責任較厚重的地區(qū)，其家庭積累能力較強，能夠支付女性要價，但依然可能出現(xiàn)大量的光棍^[12]，原因在于婚姻競爭力并不僅僅包含資源稟賦，在自由戀愛成為現(xiàn)代婚姻締結主要模式背景下，男青年個體的交往能力以及包括長相、言談等個人綜合素質逐漸凸顯，成為影響婚配機會的另一關鍵因素。邢成舉^[6]認為男性青年不善于交往、說話靦腆或相貌不佳等個體性因素導致他們無法與女性對象順利交往，從而導致婚配困難乃至淪為光棍。陳文瓊等^[13]同樣對婚姻競爭力進行了闡述，認為婚姻競爭力與農業(yè)剩余呈正相關，在農業(yè)剩余稀薄的中西部農業(yè)型地區(qū)，由于勞動力不合理配置及資源積聚能力和方式不利于男性青年的婚姻競爭，導致該地區(qū)處于競爭梯隊的末端，從而出現(xiàn)光棍扎堆現(xiàn)象，但并沒有進一步分析同處農業(yè)剩余稀薄的中西部農業(yè)地區(qū)內部的婚配機會差異梯度。換言之，僅僅從農業(yè)剩余來分析中西部地區(qū)男性青年的婚姻競爭力是不夠的，還需進一步拓展其內涵與范圍，應結合代際物質支持與青年個體雙重維度來探討該地區(qū)的婚配機會梯度。因此，代際支持與男青年個體綜合素質能力缺一不可，這也是婚姻競爭力的雙重內涵，本文稱之為“代際合力”，只有形成較強的代際合力才能成功實現(xiàn)婚配，否則都可能淪為光棍。

綜上所述，有關農村光棍問題的既有研究逐漸豐富且深刻，既有從宏觀社會結構，也有從微觀家庭代際關系或個人層次解釋光棍產(chǎn)生的復雜面向^[14]。問題在于，如何解釋同一社會結構下婚配梯度的差異性，對于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男性而言，影響其婚姻市場競爭力的核心變量是什么，本文試圖從“代際合力”出發(fā)提出一個相對中觀的解釋框架。

(二) 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

茅坪村^①是鄂西一個典型的農業(yè)型村莊，該村共113戶、405人，村莊位于海拔500米的半高山上，以種植糧食作物和少量經(jīng)濟作物為主，農業(yè)剩余較少，青壯年村民早期在附近的煤礦打零工，較晚卷入全國勞動力市場，且嵌入程度不深，家庭積累能力相對較弱，是典型的經(jīng)濟洼地與婚姻洼地。經(jīng)過長達半個月的駐村調研，發(fā)現(xiàn)本村共有44例年齡在28周歲以上的大齡未婚男性，占該村總人口10.8%；若這些未婚者最終淪為光棍，那么從光棍聚集程度來看，也就是光棍發(fā)生率(每一百戶家庭中光棍所占比重)達38.9%，這是相當龐大的體量，可能為日后社會穩(wěn)定埋下隱患，因此，文章重點探究這一大齡未婚群體的婚配機會。本文結合法定晚婚年齡及當?shù)鼗榕涞囊话隳挲g，將28歲至38歲(虛歲，含兩頭界限)的農村未婚男性視作研究對象，即1980至1990年出生的未婚男性群體。本文的問題意識是：對于中西部農業(yè)型村莊而言，雖然處于全國婚姻市場的洼地，但并不意味著沒有機會獲得婚配資源，影響本地男性獲得婚配資源的關鍵變量是什么？進一步追問，同處原子化社會結構下^[14]，如何解釋該群體內部呈現(xiàn)出來的不同婚配梯度？這些構成本文的核心問題意識。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除借助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之外，更主要是采用深度訪談和案例研究法，采用敘事風格展現(xiàn)故事的同時以揭示內在的邏輯脈絡。具體而言，通過無結構式訪談法和半結構式訪談法收集質性材料和部分量化資料，以探討當?shù)卮簖g未婚男性群體的婚配機會及其呈現(xiàn)出明顯梯度結構的因素。

二、婚配條件的演變：從通婚圈到婚姻市場

調研發(fā)現(xiàn)，本村的未婚男性分為兩大群體，第一類群體為45歲及以上未婚者，共有9位，但多達一半有過婚姻經(jīng)歷，后因各種原因成為單身，很難再婚。真正突出的現(xiàn)象是第二類未婚男性群體，即1980至1990年出生的大齡未婚男性群體，共有35位，婚配機會較弱且內部呈現(xiàn)出梯度差異，這一群體構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

(一) 傳統(tǒng)通婚圈與婚配標準

列維·斯特勞斯^[15]對通婚圈的概念進行了界定，認為通婚圈是區(qū)域內形成的穩(wěn)定封閉的聯(lián)姻關系。通過考察1970年代及更早一輩村民的婚姻情況可知，在傳統(tǒng)通婚圈內光棍者較少，除非身體殘疾或好吃懶惰者，正常情況下均可成家。究其原因，首先，村莊人口結構完整，女性較少外流，婚配是基于傳統(tǒng)婚姻圈運轉的，村內通婚及村際通婚較普遍；其次，從婚配條件而言，女性及其家庭對男方最主要的要求是勤勞、本分和踏實，因此，那個年代光棍較少。從表 1可知，45歲及以上光棍者較少，且接近一半之前結過婚，后因各種因素導致離婚，難以再娶。其中真正難以結婚的是那些客觀身心殘疾或因懶而導致在村里口碑極差的人。

表 1 1970年代及以前出生45歲及以上的光棍者

案例1：現(xiàn)年52歲的老光棍，正常勞動力，年輕時本有機會成婚，但由于父母和他自己都比較懶惰，因而整個家庭在村里的口碑不好，周圍幾個村也不愿意把女兒嫁到他家，因此他和弟弟均為光棍。

案例1反映了傳統(tǒng)通婚圈內，婚配最重要的條件是個人內在品質及村莊評價，而外在的家庭條件以及男性本身的外在形象并不是最關鍵的，幾乎不影響婚配機會。概言之，那時影響婚配機會的因素在于父母在村莊的為人、男性個人是否勤勞及老實本分，女性對男性家庭的要求在于其父母在村莊的口碑，并無直接的物質要求。隨著全國婚姻市場的形成，傳統(tǒng)通婚圈被打破，女性要價加劇，婚配標準發(fā)生傾斜，不僅看重男性家庭的物質積累能力，而且逐漸重視男性個人形象素質。因此，婚姻締結僅依靠父母或男性個體難以完成，需要代際之間的共同努力。

(二) 女性外流、婚姻市場與婚配機會擠壓

通過訪談當?shù)卮迕褚约胺治鲇蓩D女主任提供的材料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本村1980年代左右及之后出生的女性大量外嫁，她們發(fā)揮勞動力價值正好在2000年左右，恰是本地打工潮的興盛期，本地大量年輕女性外出務工，同時也認識來自全國各地的男青年，她們的對象選擇擴至全國，進一步擠壓了本地男青年的婚配機會。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2000年以來茅坪村共有20位外嫁女(嫁到本縣之外)，另有6位嫁到本縣內其他鄉(xiāng)鎮(zhèn)，村內通婚極少(表 2)。

表 2 2000年以來茅坪村女性外流情況一覽表

表 2說明，由于大量女性嫁到本縣以外(還沒有包括嫁至他鎮(zhèn)的數(shù)據(jù))，導致本地女性資源配置結構性失衡，男性被推向全國婚姻市場。具體表現(xiàn)為，即使在最適合相親的春節(jié)也難以成功，因為女孩返鄉(xiāng)前基本已找到了對象，或者傾向于與集鎮(zhèn)的男孩相親。此外，雖然本地男青年可通過外出務工認識女孩并順利戀愛，但要真正實現(xiàn)從戀愛到婚姻的跨越還需要雄厚的家庭積累做支撐。例如，縣城有沒有房子很關鍵，因為幾乎沒有人愿意在山區(qū)的房子里生活(表 3)。

表 3 2000年以來外地女孩嫁入本村情況一覽表

綜合表 2和表 3數(shù)據(jù)可知，打工經(jīng)濟興起以來，一方面嫁出去的多，甚至二婚的女性也很“緊俏”；另一方面嫁進來的少，僅有4位外地女孩嫁入本村，導致本地男性婚姻機會被擠壓，從而進一步抬高本地女孩的要價，極大增加了本地男性的婚配成本。因而，只有那些外在形象不錯、家庭積累能力強且家庭口碑和聲望良好的男性才更易獲得婚配機會。

案例2：38歲的梅紹光，初中文化，家中獨子，目前和朋友合伙開小型理發(fā)店，長相端正，還有一輛幾萬塊的小汽車。父母均60多歲，但依然拼命掙錢。母親常年在宜昌餐館里洗碗；父親在家種田，還種有三四畝核桃，舍不得吃，全拿去賣。梅紹光去年談的女朋友看到老家平房后很不滿意，明確提出只有在縣城買了房才考慮進一步交往。因此，梅紹光父母湊錢給兒子在縣城買房付首付，由此，兩人關系才趨于穩(wěn)定，下一步打算結婚。

上述案例反映出現(xiàn)代女性的婚配標準，說明本地男性成功實現(xiàn)婚配必須具備代際合力：既需男青年本身較強的社交能力，以便順利談上女朋友，而且需要父代在經(jīng)濟上的支持，以及男方整個家庭在熟人社會里的良好口碑、聲望等，否則均不利于男性成功婚配。對于絕大多數(shù)婚配困難的男性群體而言，原因在于沒有形成較強的代際合力，從而出現(xiàn)“看得中人但看不中家庭”或“家庭條件好也找不到對象”的困境，最終淪為光棍。

三、代際合力的概念維度及其婚配影響

對光棍類型的既有研究實質上已關注到代際合力的內涵，但缺乏概念提升。例如，杜嬌^[16]基于地域比較的視角從“婚姻市場競爭失敗、父母責任缺失、自致”三個維度概括光棍類型，指出家庭經(jīng)濟條件、父母的支持力度以及青年自身的個人條件等成為能否婚配的關鍵，其含義可進一步上升為代際合力。代際合力指涉兩方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代際責任、代際支持、物質投入與家庭積累能力，又包含子代自身的綜合素質(長相、社交等)與資源積累能力，還包括代際之間共同形塑下的家庭口碑、在村內的評價和聲望等。具體而言，成功婚配意味著子代自己需先找到女性對象，其次在父代的物質支持下支付女性要價，這是一種代際之間基于責任、資源與尋找婚配對象的合力，也是農業(yè)型地區(qū)成功婚配的必要條件，符合的程度差異極大地影響當?shù)啬行郧嗄甑幕榕錂C會，導致同一地區(qū)內部呈現(xiàn)出不同的婚配機會梯度。

(一) 婚姻締結模式的變遷：個體主義凸顯

打工經(jīng)濟興起前的婚姻締結發(fā)生在傳統(tǒng)通婚圈內，是熟人社會內部的資源互通，雖然女方也會對男性個體及其家庭進行考察，但卻是基于家庭倫理和地方社會規(guī)范進行的考察，例如，男性家庭在當?shù)卮迩f社會中是否具有良好的口碑，以及男性個人是否具有勤勞本分的品質，這些成為當時介紹對象的主要考慮因素。但是，現(xiàn)代婚姻的締結形式發(fā)生了變化，由之前的介紹轉為自由戀愛，尤其是打工經(jīng)濟興起后，村民常年在外務工，工作場所也是大家相互認識和交往的生活場所，每個人都在其中相互了解并達致熟悉，逐漸成為婚配的主要渠道。因此，男性個人綜合條件與素質變得尤為重要，具體體現(xiàn)為男性外在形象是否良好、是否善于言談、文化程度與勞動力素質。由于女性在婚姻市場上的優(yōu)越性，可牢牢掌握婚姻主動權，男性是被選擇的對象。概言之，不同于傳統(tǒng)時期對男性個人勤勞品質的注重，在現(xiàn)代婚姻締結時看重的是個人情感、情趣與體驗，是基于浪漫享受而非倫理做出的選擇，其本質是一種個體主義的凸顯，這也反映出婚姻本身屬性發(fā)生了變化。

(二) 婚姻競爭力的影響因素：代際責任與家庭積累

個體主義的凸顯并不意味著僅靠男性個體就能成功婚配，因為婚姻競爭力的提升還需要較強的代際責任支持和家庭積累能力，否則就會出現(xiàn)男性青年個體優(yōu)秀，可以順利找到戀愛對象，但因為家庭條件差而最終分手淪為光棍。有學者從經(jīng)驗研究中指出鄂西南屬于“原子化地區(qū)”，村莊社會結構較弱，代際之間的關系不像華北或宗族性地區(qū)那么緊密，而是呈現(xiàn)出松散性，家庭關系以個體化為特色^[14]。因此，子代的婚配責任主要在于自己，而不是父代的義務，父代的責任是有限的，僅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質支持。由村莊社會基礎帶來的松散型家庭代際關系一直以來就如此，但不影響老一輩男性的婚配機會，因為彼時傳統(tǒng)婚姻圈還未打破，女性資源并未外流，正常情況下成功婚配的概率很大，并不需要父代過多的支持，村民處于均質化的經(jīng)濟社會結構中，女方對男方的物質要求并不高。但是，隨著打工經(jīng)濟的興起，不僅打破了傳統(tǒng)婚姻圈，女性要價加劇，而且農民在市場經(jīng)濟下由于務工機會、行業(yè)分布的差異出現(xiàn)了內部分化，導致雖然同處全國婚姻市場的洼地，但男性群體內獲得女性資源的能力具有差異，從而解釋為何同一社會結構下呈現(xiàn)出不同的婚配梯度。之所以存在較多的大齡未婚男性，在于松散型代際關系下，父代的“慣習”還沒有改變，他們對市場的敏感性不足，卷入市場的時間較晚，均缺乏進城動力和能力，難以提供足夠的物質支持。而那些能夠順利婚配者都是有父代較大支持的人，整體而言，在中西部農業(yè)村莊這部分人占少數(shù)。

四、維度組合與婚配梯度

代際合力成為影響本地男性在全國婚姻市場上競爭力的核心因素，是獲得婚配機會的關鍵變量，體現(xiàn)了中西部地區(qū)光棍生成的一般機制。在總計35例1980至1990年出生的未婚男性群體中，均不同程度出現(xiàn)了“代際斷裂”^①，斷裂的強度差異導致這一群體內部形成了三個婚配機會梯度，即婚配困難者、婚配絕境者及婚配失敗者，代際合力內含的兩大維度對每個梯度的影響程度具有差異性，且越往后影響因素的疊加性更強(表 4)。

①  代際斷裂是相對代際合力而言的，是指代際之間沒有形成良好的合力，而是存在各種斷裂，例如男性個人條件突出但家庭物質條件較差，反之亦然。

表 4 1980年代出生未婚男性群體的代際合力強度與婚配梯度

(一) 婚配困難者——單弱維度

婚配困難者處于未婚梯度的最上層，但依然存在婚配危機。其特點表現(xiàn)為：家庭積累強但個體綜合素質較弱(形象差或社交能力差，找不到女性對象)，或者家庭積累弱(無存款，外出打工者又少，買不起房)但個人綜合素質強(能夠戀愛，但難以結婚)。在這“一強一弱”的結構約束下，這一群體較難成功婚配，尤其難以娶頭婚的女孩，僅有娶二婚女性的希望。這個群體是農村中最普遍的群體，在本村有20人，占未婚總數(shù)的57.1%。對于這一群體而言，他們不甘心娶二婚的女性，因為自認為條件不是太差，而且父母也覺得娶二婚沒有面子。其次，二婚女性一般都有小孩，很多男性認為這會給自己增加負擔，同時可能造成大量的生活摩擦，因此傾向于再看看。具體而言，這一群體的婚配危機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看得中人，但看不中家庭。對于整體家庭條件較差的中西部農村而言，這類情況并不少見，體現(xiàn)出家庭積累能力對現(xiàn)代婚配機會產(chǎn)生的較大影響。

案例3：現(xiàn)年35歲的梅昌雄，在武漢做按摩師，長得不錯，身高1.72米，能說會道，外在條件還可以，但家庭條件較差。父母均60多歲，父親中風后類似植物人，由母親照料，是低保貧困戶，住在居民安置點。前幾年梅某帶過一個四川的女孩回老家，但女孩見到他家情況擔心以后日子很苦，最終沒有同意繼續(xù)交往。當?shù)卮迕裾J為他還有婚配機會，不過只能娶個二婚的。

上述案例典型地反映出從戀愛至婚姻關鍵的一步在于家庭積累能力，一旦父輩難以提供有力的物質支持，再加上男性青年本身的積累能力不足，沒有買房的能力，無法依靠代際合力滿足女性婚姻要價，則難以與對象繼續(xù)交往，這就是男性口中常說的，“現(xiàn)在女人很現(xiàn)實，沒錢就別想結婚，結了婚也會離婚”。

二是看得中家庭，但看不中人。不可否認的是，總會存在一些家庭條件相對更好的家庭，但悖論在于其依然面臨婚配危機。家庭物質條件只是婚配的客觀基礎條件，關鍵在于男性自身是否有能力順利找到戀愛對象，否則連對象都沒有，還談什么結婚呢。傳統(tǒng)時期基于本地通婚圈，父母可借助熟人社會關系網(wǎng)絡幫子代物色合適對象，但隨著全國婚姻市場的形成，傳統(tǒng)地域范圍內已沒有合適女性資源，因此父母在這一方面的作用急劇下降。

案例4：28歲的梅小軍家庭條件不錯，父親在建筑工地上裝模板，母親在餐館務工，家庭年收入十萬左右。雖然暫時沒有買房，但隨時可以付首付，至今未婚是因為沒找到合適對象，這與他本人羞澀的性格有關，不善與女性交往，正如其父母所言，“首先他自己要找到對象，否則買房子也沒用”。在家相親基本不可能，因為本地女孩子大多在外打工時談了對象。

上述案例展示出雖然男孩家庭積累不錯，具備買房能力，但由于男孩個人的性格原因找不到女朋友，代際之間依然出現(xiàn)斷裂，從而降低了正常的婚配機會。此外，男性本身的外在形象也會影響其婚配機會。

案例5：梅梟，雖然家里有十幾萬存款，但他本人長得不好看，個子1.62米，看上去像四十多歲的人，在外打工無法吸引女性，而在家相親的機會又很小，女孩子也看不上他。去年村民給他介紹一位隔壁村的二婚女性，不需要彩禮，也沒有其他外在要求，只需接受她帶著孩子一起，但他最終沒有同意，不甘心找個二婚的。

(二) 婚配絕境者——雙弱維度

在35位大齡未婚男性群體中，婚配絕境者共有9位，超過總數(shù)的四分之一。這一群體處于婚配梯度的中層，面臨更艱難的婚配處境，只有靠哄騙或娶多婚帶孩子甚至身心殘疾的女性。其特點表現(xiàn)為代際合力處于“雙弱維度”，不僅家庭積累弱，而且男性個體本身的素質條件也較差，兩方面均沒有任何優(yōu)勢，但并不是完全沒有家庭積累或者代際合力完全斷裂，只是均比較弱，例如，家里還有健全的勞動力，父母不會拖累等，但男性年齡較大或其他方面不足，因而依然難以獲得婚配機會。

案例6：張強38歲，為人老實，且不太懂得如何規(guī)劃自己的生活，但勞動力健全，以前挖煤，現(xiàn)在做小工，活多時一年毛收入一兩萬，住在土房子里。其父是個老實人，在家務農、喂豬，身體不好，貧困戶，母親已過世。目前成家的希望較小，只能“伺機”找一個二婚或多婚的女性。

這類群體是典型的“雙弱”者，不僅家庭積累能力弱，且男性本身也不具任何優(yōu)勢，僅僅是個普通的一般勞動力。整個家庭處于維持型狀態(tài)，難以看到發(fā)展的希望。因此，婚配機會大多靠男性個人在外打工“哄騙”女孩子，或者在當?shù)亟邮芏嗷榍矣泻⒆拥呐�性，真正能夠順利娶到頭婚女性的概率較小，本文將這一男性群體稱之為“婚配絕境者”。

(三) 婚配失敗者——雙無維度

婚配失敗者處于80后群體婚配梯度的底層，基本喪失婚配的希望，極有可能淪為光棍。這些人既無家庭積累，男性個體又無任何吸引女性的條件，基本處于代際斷裂狀態(tài)，很難成功婚配。對這一群體而言，他們自知難以獲得婚配機會，因而生活態(tài)度消極，“過一天是一天”，沒有生活和工作的動力，固守村莊，是村內評價最低的群體，逐漸被村莊邊緣化。

案例7：梅少坤，31歲，小學文化。父親1990年代挖藥材時被雷電打死，母親改嫁至河南，因此，從小他跟著奶奶生活，奶奶溺愛，缺少對他的管教；目前在浙江打零工，難以長期堅持，每隔一兩個月又回到村里。性格古怪，不愛說話，住在土房子里，從未談過戀愛。

上述案例中的梅某，父母的教導和支持幾乎沒有，而且受教育程度較低，不善言談。既沒有客觀的物質條件，又沒有正常的交往能力，最終淪為婚配的底層。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群體并不必然是最底層的身心殘疾者，但由于其處于村莊社會關系網(wǎng)絡的底層，僅依靠自身并不突出的勞動力素質，既無法積累物質條件，又難以靠其他途徑吸引女性，因而和最底層的邊緣群體類似，面臨極強的婚配危機。

(四) 代際合力的生成機制

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本地大量1980至1990年出生的大齡未婚男性群體的出現(xiàn)反映出整個通婚圈及婚配標準的變化。在全國婚姻市場形成之前，婚姻資源通過本地通婚圈形成相對均衡的配置，與男性家庭物質條件及其個人能力并無直接關聯(lián)，更為重要的是男性個人身心是否健全、是否勤勞本分及家庭在當?shù)厥烊松鐣�中的口碑和聲望等。因此，即使在�?jīng)濟條件較差且代際支持較弱的原子化地區(qū)^[14]，本地男性光棍數(shù)量依然很少。隨著打工經(jīng)濟全面興起，有學者基于農村女性人口大量外流形塑的女性資源配置的結構性失衡提出“市場要價”理論，其特點是女性要價^[1]及婚姻資源商品化^[17]，即女性在婚姻市場上具有絕對的主動權，對男性及其家庭的貨幣支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導致婚姻資源的市場色彩愈發(fā)濃厚。這對代際之間物質積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代際之間形成合力才能增強整個家庭的物質積累能力，以滿足婚姻市場要價。在此基礎上，還需要男性本身的綜合素質及家庭在村莊社會中的口碑、聲望等多重條件。換言之，代際合力的另一層意思是指，隨著擇偶標準的差異變化，男性個體因素的重要性逐漸凸顯，正如村民普遍所言，“以前，你只要踏實、勤勞和本分，找個媳婦是很容易的，無須父母操心；但是現(xiàn)在不行了，你要會說話，還需要父母幫著一起找”。因此，代際合力成為一般農業(yè)型地區(qū)婚配的核心變量，在社會分化背景下，同一地區(qū)內不同家庭內代際合力的能力將呈現(xiàn)差異，因而造成不同的婚配梯度。本文正是在這一實踐邏輯下，運用代際合力的概念框架來闡釋同一社會結構下未婚男性群體內部的婚配機會。

五、結論與討論

通過變遷的視角，立足中西部一般農業(yè)型村莊的婚姻實踐，探討了男性婚配機會的影響因素，著重考察為何打工經(jīng)濟全面興起后出現(xiàn)了大量1980至1990年出生的大齡未婚男性群體，且內部呈現(xiàn)出較顯著的婚配梯度，其中大部分可能淪為光棍。在全國婚姻市場未全面形成之前，婚配范圍囿于相對穩(wěn)固的傳統(tǒng)婚姻圈，婚配雖然也對男性家庭和男性本身均有一定的要求，但其物質性與情感性較弱，是基于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與家庭倫理做出的婚姻選擇，即女性及其家庭看重男性是否具有勤勞本分的品質以及男方家庭在村莊社會內的評價是否較好，且在本地女性并未大量外流的情況下，男性的婚配資源并沒有受到全國優(yōu)勢地區(qū)的擠壓，男方父母可通過熟人媒介或通過自己的關系網(wǎng)絡給子代物色合適的女孩來增加子代的婚配機會，因此那個年代的光棍數(shù)量總體較少。

隨著全國婚姻市場的全面形成，婚姻資源配置出現(xiàn)了結構失衡，必然產(chǎn)生婚姻高地對洼地的擠壓^[6]；與此同時，女性婚姻要價加劇及個體主義的凸顯，對家庭物質積累和男性本身的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代際之間的合力，合力的強弱程度形塑出同一地區(qū)不同的婚配機會梯度。因此，對于處于全國婚姻市場洼地的中西部農村男青年而言，獲得婚配機會的關鍵是代際合力的強弱，這成為婚姻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具體而言，大量大齡未婚男性群體現(xiàn)象的背后，反映出兩個層次的內涵：第一，有限的代際責任支持。父代對子代僅提供有限的物質支持，婚配的物質壓力并沒有從子代完全轉移至父代，整個家庭的積累能力與進城能力不足以支撐現(xiàn)代女性的婚配要求，這是眾多男青年即使順利戀愛也難以成功婚配的因素，正如某位女性所言，“暫時買不起房還可以接受，總不能一直都住在土房子里吧？”。第二，男性自身素質與條件成為婚姻競爭力的重要影響因素，這與全國婚姻市場的形成過程是一致的。伴隨著打工經(jīng)濟的深化，現(xiàn)代婚配的方式以自由戀愛為主，女性追求情感與浪漫體驗，對男性的形象和交往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些不善于交往、與女孩子說話都臉紅的男性難以在全國婚姻市場上占據(jù)優(yōu)勢，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即使家庭物質條件較好的男性依然存在婚配危機，僅僅依靠父代的物質支持是不足的。因此，“代際合力”尤為重要，一旦出現(xiàn)“代際斷裂”則難以成功婚配。

婚姻問題不僅是家庭領域研究的議題，可能引起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隨著我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加速，城鎮(zhèn)化將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持續(xù)的方向，換言之，農民進城的趨勢是不可逆的，都想成為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享受者。女性可以借助婚姻的跳板順利進城，而農村男性如何承受這一現(xiàn)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婚配壓力，這一議題值得深入探討。一方面，女性資源持續(xù)外流，男性婚配空間進一步被擠壓，光棍問題逐漸突顯；另一方面，光棍群體的擴大化將對村級治理造成壓力和挑戰(zhàn)，這對基層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筆者看來，基層干部既要從既有的村莊社會規(guī)范出發(fā)，合情合理地了解并妥善應對這一群體的需求，又要適時援引法律規(guī)則，保障基層治理的有序性，只有靈活運用地方社會性規(guī)范共識和法律規(guī)則，才能更有效地化解可能出現(xiàn)的矛盾糾紛，實現(xiàn)有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