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伊：重訪蒂特馬斯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對于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原創(chuàng)者，身后之名是一種宿命。證明這一論點的例子很多，比如本雅明、卡夫卡、凡高、圖靈……名單可以一直延長。但這個論點不能解釋另外一些人在歷史中如煙花般絢然綻放后消隱于黑暗底色中的存在。我們更習慣面對前一種宿命，或許是因為它更能佐證一種“一代更比一代強”的俗套——比起前人，后來者的我們擁有更多的知識、更高的技術、更大的物質財富。這讓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那些被上一代人埋沒的天才，同時減少我們繼續(xù)埋沒天才的概率。真的嗎？
我不知道的蒂特馬斯
面前，泛黃發(fā)脆的書頁上，一張清瘦癯然的臉，眼神凌厲，似乎能看透人心，但笑容卻是溫暖的。
這張臉，屬于理查德·蒂特馬斯（Richard Titmuss）。
第一次見到這張臉，聽到這個名字，是在幾個月前的社會政策講座上。我喜歡的導師菲奧娜，一個優(yōu)雅但卻激情四射的澳大利亞社會學者，充滿景慕與向往地提起這位英國社會政策與福利國家理論的奠基人。她用投影把照片打在屏幕上，調暗燈光，輕聲背誦蒂特馬斯的文字：
“在我的所有經歷中，最突出的是一個來自特立尼達的西印度群島土著，他25歲，得了腸癌。他預約接受放療的時間和我一樣，都是每天上午10點。有時候他先進放療室，有時候我先進。決定誰要等著的原因十分簡單，完全取決于倫敦變化莫測的交通狀況——而不是種族、信仰、膚色或社會等級�！�
菲奧娜提醒我們，寫下這段文字的作者，三個月后，就會因為肺癌而去世。作為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簡稱LSE）的社會行政系主任，蒂特馬斯幾乎一手設計了英國“二戰(zhàn)”后的國民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制度。但根據(jù)這一完全免費、面向所有人、不區(qū)分患者經濟狀況的醫(yī)療體制，當他生病的時候，必須和普通家庭婦女、傷殘退伍軍人和身無分文的外來移民（當時，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移民幾乎處于英國社會最底層，受到各種歧視）一樣排隊等候，接受同樣的醫(yī)療服務，沒有任何捷徑可走。
那之后，我對蒂特馬斯的了解逐漸增加。我知道他出身貧寒，14歲之后就沒受過任何正式的學校教育。1926年，他的父親——那種英格蘭南部鄉(xiāng)村最常見不過的勤勤懇懇但好像總是欠點兒運氣的小農場主——去世，留下大筆債務。為了還債，蒂特馬斯的母親托關系把這個身體孱弱但學過幾個月會計、能寫會算的二兒子送到倫敦的一家保險公司工作。在這個繁華與骯臟并存的大都市，蒂特馬斯在同一家公司一干就是十幾年，兢兢業(yè)業(yè)，勤勉工作，加薪，升職，和無數(shù)懷揣倫敦夢的外來者一道，在通往中產階級的路上奔跑。直到，他遇上凱瑟琳·米勒（Kathleen Miller），他未來的妻子，一名為倫敦失業(yè)者提供救濟服務的社工。
在妻子的鼓勵和指點下，蒂特馬斯開始關注社會問題。白天繼續(xù)在保險公司上班，到了晚上和周末，則將他對統(tǒng)計數(shù)字的敏感和對文字的熱情結合起來，從事社會問題研究。1938年，蒂特馬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貧困與人口》（Poverty and Population）；4年后，又出版了與妻子合著的《父母的反抗》（Parents Revolt）。通過對英國人口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的分析，蒂特馬斯指出，工業(yè)革命帶來的社會結構變化，令生育和撫養(yǎng)子女成為家庭經濟相當不劃算的事。這一方面使得工業(yè)化國家的出生率總體上大幅度降低，一方面又令那些出身貧寒的家庭陷入惡性循環(huán)的怪圈。由于營養(yǎng)不良、生長環(huán)境惡劣、無力負擔教育、擇偶范圍狹窄，窮人的孩子更容易近親繁殖，患身心疾病的風險更高，從而更易走向青少年犯罪或長期失業(yè)。如果國家不有所作為，則將面臨人口與貧困所引發(fā)的一系列社會和經濟問題。
一系列的出版物和研究結果逐漸為蒂特馬斯在倫敦學術圈贏得聲譽。他與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代表人物韋伯夫婦（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托尼（Richard Tawney）在思想上越走越近，并于1950年被有費邊社大本營之稱的倫敦經濟學院破格聘為社會行政系創(chuàng)系教授。從那時起，到他1973年因癌癥去世，作為費邊社的中期代表人物，蒂特馬斯出版了一系列有關社會政策及福利制度的著作，培養(yǎng)了眾多在該領域卓有建樹的學者和社會工作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多次受聘加入或主持工黨政府的各種公共福利政策專家委員會，對政府預算決策施加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幾乎完全按照他和其他費邊社成員的構想實行的英國國民健康服務制度。
作為少數(shù)有生之年即可看見自己的學術思想成為現(xiàn)實的學者，蒂特馬斯，應該是幸福的。
經濟學人VS社會學人
關于蒂特馬斯的信息積累得越多，我就越感到羞愧。為什么我沒有聽說過他？顯然，我早該知道這個人。他關注的問題正是這么多年來讓我為之糾結彷徨、上下求索的問題。我看過許多公共衛(wèi)生和社會醫(yī)學的書，而蒂特馬斯被公認為社會醫(yī)學這一學科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我甚至引用過他的名言：“富人比窮人更容易保持健康體面，但這些不足以用來衡量個人道德與政治原則。虱子不是政治動物——它才不管誰是社會中堅誰是社會渣滓。”可他的名字卻如此陌生——至少，相對于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而言。對于這個與蒂特馬斯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同時代學者，我和許多人，都要熟悉得多。
1950年，43歲的蒂特馬斯在倫敦經濟學院走馬上任，意氣風發(fā)地傳播他關于福利國家、社會保障的理念之時，比他大8歲的哈耶克正黯然打點行裝，遠赴大西洋對岸的美國芝加哥大學。雖然1931年就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哈耶克在這所學院卻一直不甚得意，甚至要靠給學生開輔導課賺錢。好在，人雖離開英國，影響卻還余音未消。1955年，哈耶克的崇拜者、一位成功商人安東尼·費雪（Antony Fisher）出資在倫敦成立了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簡稱IEA），并聚集了一批奉行哈耶克的“經濟自由主義”學者。
有趣的是，雖然此后哈耶克與凱恩斯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論戰(zhàn)廣為人知，但同為英國自由黨（Liberal）一脈的兩派，最多只能算是人民內部矛盾。事實上，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作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代表的經濟事務研究所，還在進行另外一場戰(zhàn)爭——與作為工黨（Labour）智庫的倫敦經濟學院的敵我戰(zhàn)爭。蒂特馬斯后期最重要的著作《贈與關系：從人的血液到社會政策》（The Gift Relationship：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便是論戰(zhàn)中投向哈耶克陣營的一枚重磅炸彈。在這本書中，蒂特馬斯驕傲地炫示英國國民健康服務下的無償獻血制度相對于美國基于市場的有償獻血制度的種種優(yōu)越之處。雖然他與哈耶克很有風度地極少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對方，但對這段歷史稍有了解的人，不難看出，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關于社會保障的章節(jié)里對英國國民健康服務制度的尖銳批判，一一指向蒂特馬斯，而蒂特馬斯在許多文章中引用王爾德的名言“知道所有東西的價格，但卻不知道它們的價值”加以諷刺的“經濟學家們”，就有哈耶克的身影。
我對經濟學家向來有好感，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睡不著的晚上，拿起曼昆的《經濟學原理》翻翻，看著那些圖表公式，知道有一群充滿理性智慧的人在幫助眾生計算通往美麗新世界的捷徑，好像就對混亂的現(xiàn)狀和渺茫的未來多了點把握。我也喜歡哈耶克，雖然年齡漸長，對他的偏激有所保留，但當年初讀《通往奴役之路》時的熱血澎湃，仍記憶猶新。自由是多么美好，極權是多么恐怖，能力應該在市場上得到獎賞，公平競爭值得歌頌。不是嗎？
正因如此，當我經過最初茫然無知的仰慕階段，細看堅定地站在“經濟學家”對面的蒂特馬斯，審視他的繼承者及其反對者所總結出的蒂特馬斯范式（Titmuss Paradigm）時，一股抵觸之感，油然而生。
雖然每個敘述者的角度有所不同，但眾所公認的是，蒂特馬斯對于福利制度有一種類似宗教信仰的狂熱。他堅信福利制度能夠重新分配社會資源，從而消弭不公正和不平等；他對人性的利他主義充滿信心，認為好的制度可以讓人們變得大公無私，互助友愛；他痛恨將社會服務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提議，視以個人經濟狀況為基礎提供福利的主張為洪水猛獸，堅持認為福利服務必須是面向所有人的，而不能有所選擇。
面對當時英國國民健康服務預算越來越高的現(xiàn)實，許多經濟學家們建議，應當只向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提供合理補助，避免浪費，避免助長懶惰與平庸，防止過高的福利開支影響經濟發(fā)展，同時讓有支付能力的人通過市場解決醫(yī)療、教育和住房需求，這樣才能從總體上提高社會競爭力。這些意見聽上去如此合情合理，然而，在那篇被選入許多社會政策讀本的《福利國家與福利社會》（Welfare State and Welfare Society）中，蒂特馬斯給出的答復卻是，“福利必須是浪費的”（Welfare Has to be “Wasteful”）。他對自由的定義，是由制度保證的人人可以無私為他人奉獻的自由。面對那些社會上的“失敗者”，蒂特馬斯認為，光是普遍主義還不夠，還要格外加以傾斜扶助，否則，福利社會便無從談起。
這不是幾十年前我們經歷過的“大鍋飯”養(yǎng)懶漢的哲學嗎？甚至，能夠看出奧威爾在《1984》中描述的“老大哥”的味道。雖然名目不同，但何其相似？而且，又是多么的不切實際。
我覺得我有點明白蒂特馬斯在世風光但身后不為人所知的原因了。
1973年4月6日，蒂特馬斯去世。當時英國另外一位從事福利制度研究的權威社會學家馬歇爾（T. H. Marshall）在《英國社會學雜志》上發(fā)表悼詞，含蓄地寫道：“（蒂特馬斯）留給我們的是他感人的不容懷疑的信仰，以及可供未來研究的豐富思想寶庫。正如埃德蒙·李奇在其書評中說的，蒂特馬斯的人類學研究或許有點不可靠，但他的個人道德堅如磐石。”馬歇爾提到的李奇，是一位人類學家，但在社會學家寫給社會學家的紀念文章結尾突然插上這么一句，細思量英國人的特性，便值得玩味了。一年后，持續(xù)20年的被蒂特馬斯形容為“經濟學人與社會學人”（Economic Man∶ Social Man）之間的論戰(zhàn)，出現(xiàn)轉折。經濟事務研究所出版了《慈善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Charity），近乎逐條地對蒂特馬斯在《贈與關系》一書中的論點和論據(jù)加以批駁。幾個月后，哈耶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最重要的是，沒過多久，深受哈耶克影響的撒切爾夫人便上臺執(zhí)政，鐵腕政策之一，即是被蒂特馬斯深惡痛絕的私有化、市場化。教科書上，蓋棺定論：70年代末，福利國家政策破產，新自由主義當?shù)馈奈鞣桨l(fā)達國家，到亞非拉發(fā)展中國家，無不信奉受行。像撒切爾夫人說的那樣，“社會不存在，只有個人和他們的家庭”，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應該以發(fā)展謀求自由。事實證明，30年中，財富增加，物質豐富，皆大歡喜。誰要蒂特馬斯那一套呢？就算他再高尚，再自我犧牲，對我，有什么好處？
誰的福利？
下一堂討論課，跟菲奧娜說起，倘若蒂特馬斯一路的思想猶在借助國家力量施行，恐怕，我就根本沒有機會坐在她的對面與她討論蒂特馬斯了。根據(jù)我的出身，我很可能不是在四川某個偏僻農村種田養(yǎng)鴨，就是在東北某個小城市的工廠里生產電機。經歷了多少人多少代的血汗眼淚，我們才有了這樣寶貴的自由和富足，并因之期待更大程度的自由與自我實現(xiàn)。為什么要走回頭路？為什么，要再去翻弄蒂特馬斯那已經被塵封在故紙堆里的思想？
菲奧娜意味深長地微笑。她說，或許，如果你愿意，可以跳出那些讀本和其他人的回顧評論，多看看蒂特馬斯的原文。重要的不是一個人說過什么，而是他當時為什么這么說，以及如何自圓其說。這讓我想起本雅明的那句名言：“論戰(zhàn)就是用書中的幾句話毀掉一本書�！�
于是，從圖書館一一找來蒂特馬斯的著作。電子版是根本無望。1970年版的《贈與關系》，1976年版的《獻身福利》（Commitment to Welfare），1985年版的《父母的反抗》與《生育、貧困及財富》的合集，1987年版的《福利的哲學》，已經是在這個城市能搜刮到的最新版本。擺在案頭，無一例外地散發(fā)著灰塵和霉菌的氣味，翻開時忍不住要打噴嚏，仿佛在提醒，它們是多么不屬于這個時代。
回歸文本，拋開那些你來我往的找破綻游戲，果然，一切顯得心平氣和、有因有果了許多。蒂特馬斯的文字，好看，又不好看。顯然，他有著與其他費邊社成員——其中包括蕭伯納——一樣的優(yōu)美文風：簡潔明快，文理清晰，隨便抽出哪一段都朗朗上口，但又絕不玩弄浮華的技巧。正如為他作傳的吉姆·金凱德（Jim Kincaid）所言，蒂特馬斯的作品，不僅是社會學的經典，也是英語文學的典范。
但平心而論，閱讀這些文字也的確令人不舒服——它們挑戰(zhàn)既有的思維定式，洞見個人的偏見與自私，那感覺像是照向《紅樓夢》里風月寶鑒的正面，突然發(fā)現(xiàn)，膿血骷髏，原本是自己。
1955年的《福利的社會分工：關于尋求公平的一些想法》（The Social Division of Welfar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earch for Equity）是蒂特馬斯最著名、被引用最多的一篇文章。緣起，是1954年6月5日出版的《經濟學家》雜志上一篇關于社會政策的社論——“除非確有需要，不應允許有人賴在納稅人身上過日子。”
當時的大背景是，英國中產階級抱怨交了很多稅但卻從社會服務中所獲甚少；自由黨經濟學家認為，財富的再分配傷害了富人的利益和積極性，從而侵蝕著國家的健康；面臨競選風險的工黨成員中，許多人也產生疑問，覺得應該將社會服務理性化，原則上多投入者多享受服務，僅對少數(shù)有特殊實際需求的人予以照顧。
于是，蒂特馬斯試圖從更大的范疇內解答論戰(zhàn)中關鍵性的兩個問題：何謂福利？誰的福利？
蒂特馬斯指出，通常人們所看到、飽受批評、被標簽化和污名化的社會福利，只是一種殘補性的福利——這意味著，個人和家庭在窮盡了自身的一切可能之后，才能從國家那里獲得有限的補償性服務。但事實上，如海面下巨大冰山般存在的，還有另外兩種福利——財政福利（Fiscal Welfare）和職業(yè)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它們是國家通過稅收減免等方式完成的對醫(yī)療、教育和社會服務部門的轉移支付，從而使這些部門有可能改善硬件設備和人力資源，不斷提高服務質量；它們也是企業(yè)用可以免稅的利潤給雇員提供的養(yǎng)老金、帶薪休假、子女教育費用、餐食和娛樂、繼續(xù)培訓等福利待遇，讓雇員有所保障。但是，享用后面這兩種福利需要很高的門檻，而且常常是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的人，能享受到的服務就越多、越優(yōu)質，卻不需要背負任何污名，并視之為理所當然。
我在不止一本社會政策讀本中看到過這篇文章，也看到過其他人的評價：開創(chuàng)性的視野，在概念上提出了意義重大的問題，奠定了其后福利分配研究的基礎……這些評價照說都很準確，但它們所描摹的蒂特馬斯像個剪影，輕飄飄的一張紙片兒，沒有血肉。然而，在書頁酸化嚴重、一翻就窸窣作響的舊書中再看到一模一樣的文字，那張剪影卻像是被人吹了一口仙氣兒，活了過來。
因為這一次，我看到了10多年前還是倫敦學術圈里無名小卒的蒂特馬斯，也看到了10多年之后，已經功成名就、快要走向生命終點的他。時間為這張瘦削的臉增加了皺紋和沉重，但那溫暖充滿人性的微笑，從來未曾改變。
30年代末40年代初，蒂特馬斯與優(yōu)生學會（Eugenics Society）之間的密切關系，后來頗為人所詬病。他的頭兩本書和最初的幾項有關貧困與人口的研究，都是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用優(yōu)生學方法逐漸淘汰劣等人種的優(yōu)生學會贊助并出版的。他被派去調查“問題家庭”，為淘汰那些從身心兩方面都明顯不健全的人群提供統(tǒng)計學證據(jù)。但他得出的結論卻是，“沒有哪個優(yōu)生學家可以無視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經濟和社會條件”。同樣是看到高發(fā)的青少年犯罪、先天性疾病、家庭暴力、文盲、失業(yè)和酗酒問題，他給出的建議是建造廉價或免費的公共住房、培訓初級保健醫(yī)生和社工、提供各種形式的補貼和實物援助，而不是后來被納粹推行的強制絕育和處決。他在《父母的反抗》和其后幾篇文章中的主張與優(yōu)生學會的主流觀點是如此背道而馳，以至于優(yōu)生學會在出版這些文章時另外附帶對其加以駁斥的評論文章。
而在那篇菲奧娜默記能誦的《后記》（Postscript）中，蒂特馬斯不動聲色但卻充滿自嘲地寫下了他在醫(yī)院里享受的一系列特權。這里面包含他定義的財政福利——病房里有移動電話，有電視，有新書上市兩天后就能送到病人床前的移動圖書館，有每日兩次送上門的移動商店，有人量體溫送菜單倒開水清潔床鋪，更重要的是，有價值50萬英鎊的全倫敦和英國東南部也沒幾臺的鈷放射治療儀——“如果全英國的每一家醫(yī)院的每一家病房都有這樣的條件，我們對國家健康服務可就真沒什么好抱怨的了�！彼慕淌谏矸菀步o他帶來額外的職業(yè)福利——別人喝啤酒的時候他可以喝自帶的威士忌，醫(yī)生對他很尊敬，護士對他很崇拜，連“年輕人該什么時候結婚”這種問題，都覺得他的答案更具權威性�！澳憧矗t(yī)院還是很靈活的，而且是一個中產階級經常可以得到最佳服務的地方。我想，我算是中產階級吧。不過，我能分辨出這些更好的服務，而許多病人不能�！�
什么是蒂特馬斯視野？應該就是這種一直能看到別人看不到、或是不愿看到的東西的敏銳吧。
污名與自由
意識到自己占了便宜，或者，不像想象中吃了那么大的虧，許多人的計算或許便就此告終。但那不是蒂特馬斯。
作為社會會記學的學科創(chuàng)始人，蒂特馬斯以精于分析各種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而著稱。但當區(qū)分“經濟學人”與“社會學人”計算上的差別時，他尖銳地指出，前者計算的前提是“誰是我的朋友？”而后者的出發(fā)點是，“誰是我的陌生人？”
他的疑問是，當資源有限時，前者的理性，在多大程度上將是以鄰為壑、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理性？
蒂特馬斯曾經計算過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向貧困國家的物資援助，結論是，這些援助根本不足以彌補因技術移民外流而導致的各種社會代價。在他看來，殘補式的社會福利，也是一樣。
在《福利的社會分工：關于尋求公平的一些想法》和《變遷社會中的福利體系》（The Welfare Complexina Changing Society）中，蒂特馬斯詳細闡述了工業(yè)化社會中人們因勞動力分工和社會結構變化而增強的依賴性和脆弱性：幼兒、老年和生育期的自然依賴性，與工作相關的生理和心理疾病，以及社會和文化因素決定的不由個人控制的依賴性，例如因為技能過時而導致的失業(yè)，法律規(guī)定的強制退休，城市化和區(qū)域改造對就業(yè)的影響。一方面是總體上生命的選擇更不由自我控制，但另一方面，市場化又給了個體層面上更多控制的可能。在沒有額外資源注入的情況下，必然令少數(shù)有能力的人將逃離作為第一選擇。與此同時，為這些弱勢群體服務的醫(yī)生、教師和社會服務人員，也會出于自身發(fā)展需要而成為“流動的專業(yè)人士”。當這些有技能的人紛紛離開之后，賴他們以存在的衛(wèi)生、教育和福利服務必然受到嚴重打擊，從而制造出“現(xiàn)代社會的貧民窟”。
在這一背景下，國家對這些人提供的福利服務不僅不是恩惠和負擔，而是補償。既然如此，為何要讓這些已經被打擊的人再背負污名？蒂特馬斯對于經濟狀況調查的激烈反對，正是基于這一語境。因為在這個堅定的人本主義者看來，最大的成本是人的成本，最大的浪費是人的浪費。任何將應得的補償與污名相聯(lián)系的做法，本質上都是不道德的。
蒂特馬斯的分析，并未到此為止。引用馬克斯·韋伯（Marx Weber）和埃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im）關于社會分層和官僚體制的學說，他指出，市場和自由選擇并不能讓人憑借自己的能力擺脫自身的依賴性和脆弱性。“所有個體的賺錢能力，都會在某個時候、某種程度上被摧毀、削弱、干擾，或是回報不及付出，當考慮到他們的妻子、子女和其他親屬時，這種從屬的依賴性就更加顯著。”這會讓人們越來越多地意識到自己被挑選、被拒絕的處境，無論是教育、工作、培訓、專業(yè)地位、升職、養(yǎng)老金、集體社會福利，還是作為符號的名望和成功。而當人類越來越多地意識到自己的依賴性和導致這種依賴性的原因時，他也就會陷入更大的不確定性和個人角色沖突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可能還沒來得及品嘗自由和市場帶來的好處，就已經要承受它們的暴虐無常。
蒂特馬斯對市場不會帶來更大自由的預測，在《贈與關系》一書中表達得最為淋漓盡致。他指出，醫(yī)院的私有化不但不會給支付力較高的中產階級帶來更好的醫(yī)療服務，反而會讓他們變得更加經不起意外和疾病的打擊。醫(yī)療服務商品化的結果，是住院時間短、床位周轉率高、收益高的病人格外被青睞，而慢性病、老年病、常見病患者在多方面被歧視。當醫(yī)生和病人之間的社會情感紐帶斷裂，真空地帶就會被敵意和沖突所填充。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huán)境中，醫(yī)生因為擔心訴訟而采取防御式診療實踐，多開檢查、多轉診會診、延長住院時間、進行不必要的醫(yī)學干預，從而增加病人的醫(yī)療開支。那些生了開銷巨大疾病的患者會因為給家人增加經濟負擔而萌生罪惡感，因疾病而生的污名內化之后，更會催生家庭矛盾。蒂特馬斯更發(fā)出警告，在醫(yī)患關系中，病人遠非被動的接受服務者，他們同時也用自己的身體為醫(yī)生提供增長臨床經驗的機會，讓醫(yī)生有成長的空間。當這種關系完全變成商品交易關系，患者出于最大化收益的目的，必然擁擠至擁有資源最多的醫(yī)院、求診于最資深的醫(yī)生，從長遠來看，這將威脅醫(yī)生總體上的職業(yè)進步……這本42年前的書中的字字句句，映照著當下的現(xiàn)實，顯得多么具有先見性，又是多么的沉痛。
必須承認，重訪蒂特馬斯的路，走得越遠，越覺痛苦不安。他顯然不是論戰(zhàn)中攻擊者所形容的盲目樂觀的人性本善論者，對于私心惡念和它們的前因后果，他比許多人看得更遠。他的悲劇，或是偉大，在于把解剖刀首先對準自己和站在自己一列的人，然后主張用最大的善良，對待那些被侮辱、被損害、被壓迫的人。他對利他精神的歌頌，更多的是一種自我約束，然而，這種約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既得利益者的支持？又能被支持多久？
蒂特馬斯的固執(zhí)與堅持，不切實際與不分立場，背后其實是自奧古斯丁、伏爾泰和托爾斯泰一脈相承下來的偉大傳統(tǒng)：一個道德的人，不能對這個世界上的苦難視而不見，或是像偽善的彼拉多那樣，宣稱所有的罪惡與自己無關。一個擁有更多資源的人不應視其為理所當然，而要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造成偏見與不公的原因之一，因此要盡全力減少這種偏見與不公。但是，怎么做？答案在哪里？
蒂特馬斯并沒有給出答案，或者說，他的最滿意的答案——英國國家健康服務——在30年前就已經被以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證明不能完美地解決問題。事實上，對蒂特馬斯了解越多，便越發(fā)現(xiàn)，他與哈耶克，或許殊途同歸。他們都是哲人指向明月的那根手指，他們都指向月之暗面，然后告訴我們，看似最完美無缺的光明世界，也有掩藏丑惡的陰影。許多人都知道，1974年與哈耶克分享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瑞典經濟學家貢納爾·默達爾（Gunnar Myrdal）和他在觀點上相互對立，可是少有人知的是，默達爾是蒂特馬斯的多年老友，他的許多著作都與蒂特馬斯意見相近。如此看來，那一屆在很多人眼里極為吊詭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或許，另有深意？
在某種程度上，我痛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種說法。多少人的痛苦與代價，怎么能用這樣的陳詞濫調就輕易打發(fā)？但陳詞濫調的存在，正因為它們似乎可以解釋一切、應付一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風光了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成了新的過街老鼠。敵人的敵人是我們的朋友，蒂特馬斯重新被人提起，何嘗沒有這樣的原因？然而重訪舊事，仍然值得一做再做，因為它讓你發(fā)現(xiàn)，我們不只生活在此時此刻，還生活在所有的過去與未來之中。正如蒂特馬斯和哈耶克都曾引用過的《愛麗絲漫游奇境記》里的對話：
“你能不能告訴我，從這兒我該怎么走？”愛麗絲說。
“那可完全要看你想到哪里去了�！辈窨へ堈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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