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鄉(xiāng)土社會中“做人”
——《做人之道》閱讀札記
印子
長久以來，西方社會理論中關于“人”的論調一直是高度個體主義的，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中企圖論證個體與社會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卻無助于實現(xiàn)對占據(jù)西方主流地位的個體社會觀的改造。[1]在論及“人”時，本土社會心理學強調“關系”的微觀運作機制及其在社會秩序建構中的基礎性地位，但卻最終陷入社會理性人假設之中，無法發(fā)掘出“關系”中所透出的個人與社會的本體性關聯(lián)。[2]
不同于在社會科學理論殿堂中尋找學術命題，華中村治研究具有一以貫之的經驗本位特色。以經驗為本位的農村研究，重要的在于發(fā)現(xiàn)經驗的“意外”。發(fā)現(xiàn)經驗與理論的悖論，在理論之外找尋可以在高度經驗化的學術場域中進行探究、提煉和檢驗的學術生長點，是經驗機制研究的重要學術旨趣。借助本土社會心理學和儒學思想，將原本屬于社會心理學的“自我實現(xiàn)”命題轉化為一個社會學的“做人”問題，來探究熟人社會與農民做人實踐之間的關系，這無疑是王德福的《做人之道——熟人社會中的自我實現(xiàn)》（以下簡稱“《做人之道》”）給農村社會學帶來的學術驚喜。
一
自我實現(xiàn)是心理學的經典命題之一，在中國人的生活語境中，自我實現(xiàn)時常被理解和表達為“做人”。因此，“做人”與自我實現(xiàn)在農村熟人社會中并不存在某種隔閡，從最日常生活的角度來看，“做人”其實就是自我實現(xiàn)。不拘泥于西方心理學對“自我實現(xiàn)”的龐雜論述，從傳統(tǒng)社會學出發(fā)，王德福將“做人”的核心精神轉化為“自我”擴大化和“自己人”生成的問題，并將理論反思的焦點對準了費孝通的《鄉(xiāng)土中國》。
費孝通的《鄉(xiāng)土中國》無疑是一座學術富礦，當代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法律社會學均從中獲得了無數(shù)的學術靈感和對話對象。在王德福看來，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實質上是對熟人社會中自我擴大化邏輯的經典闡述，在費老眼中，中國人自我擴大化的基本邏輯，就是親緣化和差序性。[3]
王德福發(fā)現(xiàn)，自我擴大化的費氏邏輯在理論上值得細究。首先，“自我”與“家”的關系是高度一體化的，費老所認為的“為了自己而犧牲家”的論斷，實際上隱含了個體與家庭之間的利益沖突預設。然而，家對于農民成人具有本體性意義，農民只有在家中才能實現(xiàn)真正的自我，“自我”與“家”不能割裂開來。其次，“差序格局”中對親疏遠近格局的闡述是一種對社會人際關系的同質化和平面化表述，中國人的自我擴大化實際上還包含著社會等級的結構性要件，也就是說，血緣盡管重要，但尊卑次序卻也能決定人倫次序中的那個“中心”。最后，地緣關系在“差序格局”中并非被明確表述，具體而言，其中的關系遠近該如何確定，又或者，地緣關系與親緣關系又如何比較？
二
從農民質樸的日常生活經驗出發(fā)，借助費老的“差序格局”，王德福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4]顯然，《做人之道》的立意絕非對“差序格局”的否定，其最為首要的問題意識在于，在繼承費老學術遺產的基礎上，面對紛繁復雜和快速變遷的中國農村社會，該如何操作自我擴大化命題的討論。
自我擴大化首先需要討論的是“自己人”問題�！白约喝恕笔潜就辽鐣睦韺W研究的核心主題，王德福在其基礎上，針對自我擴大化費氏邏輯的困境，將“自己人”關系按照情感、責任、信任和榮辱四個維度進行操作，進而將農村社會中的人際關系劃分為自己人/外人的理想類型。自己人被區(qū)分為親緣性自己人和交往性自己人，其中親緣性自己人又被進一步劃分為家庭關系、結構性自己人單位和功能性自己人。展開來看，家庭關系特指兩代以內的家庭關系，結構性自己人單位包含宗族和小親族兩種類型，功能性自己人則是通過社會交往而形成的“交心”之人。
不過，對自己人關系的劃分僅僅具有工具性意義，結構性自己人單位能夠解決人際關系分類問題，卻無法解決何以為之“成人”的問題。也就是說，農民做人的目標是什么？否則，既然不知“成人”，何以談及“做人”。
在西方文明中，人需要與宗教對話，宗教的一項重要功能是調理人的心靈，西方人能夠在上帝或其他諸神那里找到精神慰藉，并在其指引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并獲得做人的意義。在心理學和儒學視域中，做人或成為完全成為想要的“自己”，或成為過于理論化過于理想化的圣人，這與中國農民現(xiàn)實生活中的成人理想相隔甚遠。實際上，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早已指明了成人的理想目標無非是：一個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國老話“如何做人”。[5]也就是王德福理解的“所謂成人，不過是完成好自己的人倫責任而已”。
中國自古以來就缺乏統(tǒng)一性宗教，中國人的做人目標需要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尋找，完成自己的人倫責任將自我實現(xiàn)的宗教—圣人神話拉回樸實的地面。盡管是在人倫關系中實現(xiàn)自我，中國農民的做人之道卻意涵頗豐。受儒家成人思想的啟發(fā)，王德福將做人之道操作為“雙重定位三層目標”，“雙重定位”是說，中國農民做人既要解決生存問題和社會價值問題，也要解決有限生命和無限血緣綿延之間的問題，人最終在凡圣一體中實現(xiàn)“成人”。因此，中國農民的做人目標在于實現(xiàn)對個體的超越，一方面，做人需要將有限生命融入進“祖先—自我—子子孫孫”的無限事業(yè)中去；一方面，做人需要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可，需要實現(xiàn)從小私到大公的超越。
“三層目標”既是實現(xiàn)“雙重定位”的操作場域，也是踐行“雙重定位”的用力層級。做人最首要的是“過日子”，一個家庭的日子都無法過的紅火，就不談其他，“過日子”成為農民做人的基礎層，是為做人的生活之道；除了過好自己的日子，農民還需要獲得社會認可，需要在社會評價中實現(xiàn)自我，“結人緣”成為農民做人的社會層，是為做人的交往之道；“過日子”與“結人緣”不過是農民自我實現(xiàn)的“私”面，實際上，農民自我實現(xiàn)的最高追求是能夠走出“小私”，能夠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在村莊社會的公共事務中有所擔當，此是為農民做人的共生之道。在我看來，將中國農民自我實現(xiàn)的論題轉化并操作為可以觸摸的人倫關系中的自我擴大化，這也許是《做人之道》最為首要的學術貢獻。
三
熟人社會中的自我實現(xiàn)無法在真空中進行，村莊社會是實踐做人之道的社會文化場域。中國是巨型國家，中國農村具有非均衡性，這種社會性質的區(qū)域差異被表達為不同村莊的不同類型。依據(jù)廣泛而深入的田野調查，賀雪峰發(fā)現(xiàn)中國農村大體上可以被劃分為團結型村莊、分裂型村莊和分散型村莊，并分別對應于我國華南地區(qū)、華北地區(qū)和中部地區(qū)。
[6]由此，中國農民的自我實現(xiàn)其實是在具有不同類型的村莊社會結構語境中展開，農民自我實現(xiàn)的機制有所謂的理想型，但自我實現(xiàn)的實踐卻具有顯著的區(qū)域差異，根據(jù)結構性自己人單位的劃定，王德福將自我實現(xiàn)的熟人社會結構類型劃分為宗族型、小親族型和原子型。
村莊社會結構和地方性規(guī)范構成了農民自我實現(xiàn)的社會條件和約束機制。在《做人之道》中，社會結構被界定為個體關系的結構化，社會結構與外部力量共同形塑出村莊的地方性共識，其中社會結構是維系地方性共識的決定性力量。在社會結構與地方性共識匹配程度較高的宗族型村莊，結構性自己人單位是宗族，以世系為組織原則的宗族，具有厚重的血緣性和綿延性，宗族型村莊中的個人大多具有結構性的社會位置，個人必需服從自己的血緣結構，獨立的私人交往不可能突破這一點。宗族型村莊中農民做人更注重家族榮耀與傳承，更具有倫理性和公共性，更能在“小私—大私—公”的連續(xù)譜系中實現(xiàn)公私轉化。按照同樣的分析邏輯，小親族型村莊中農民做人更側重于家庭興旺與面子競爭，更需要高超的社會交往能力，這種類型村莊中做人的共生之道最為復雜。原子型村莊中農民的做人更注重生活享樂，社會交往的工具性最強，村莊秩序的整合實質上是私人利益的整合。
值得一提的是，呈現(xiàn)出農民做人之道在內涵上的豐富性和村莊類型區(qū)域上的多樣性，僅僅是作者的初步追求，更重要的是，農民的做人之道是如何實現(xiàn)個體與社會的本體性關聯(lián)的。從理想類型上看，支撐農民個體自我實現(xiàn)和個體與社會的本體性關聯(lián)的，是熟人社會中的自己人結構和崇公抑私的倫理價值規(guī)范。在熟人社會中，做人的目標是成人，成人需要在具體的社會場域中實現(xiàn)，因而具有社會性。與西方文化中對成人定義的個體主義和成人目標的個體自我實現(xiàn)不同，中國農民的做人秉持著“倫理本位”的基本原則，“倫”是差序，“理”則是實現(xiàn)自我擴大化的方式方法，即為人之道，而自我擴大化需要在時空二維之中完成，不僅是自我的工具性實現(xiàn)，也是自我的價值性實現(xiàn)。這種獨特的做人之道實現(xiàn)了個人與社會繼替、橫向發(fā)展的關聯(lián)。
不過，《做人之道》也揭示出，隨著社會變遷和農民價值觀的變化，做人之道理想類型中的社會構成變量正一一退場，熟人社會走向半熟人社會，自己人結構松動，崇公抑私的倫理價值規(guī)范解體，以至于個人與社會無法實現(xiàn)本體性關聯(lián)，兩者算是分了家。于是，“過日子”的預期開始縮短、生活競爭意識顯著增加，社會交往開始理性化，“人緣”愈發(fā)功利化，“自家的事”紛紛成為“公家的事”，以往的“黑著臉說直話”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農民自己發(fā)現(xiàn)，做人開始無所適從，變得無比艱難。
四
顯然，《做人之道》不僅蘊含了對中國人自我實現(xiàn)理論問題的思考，而且還飽含著對農民生活現(xiàn)實深層困境的關切和擔憂。“人心亂了”幾乎是只要去農村做過社會學調查的人都能切身體會到的普遍社會心態(tài)，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收拾人心。晏陽初曾寄希望于現(xiàn)代文明以改造中國農民的“愚貧弱私”，梁漱溟則提出通過建立新社會組織構造來重塑農民，但最終陷入“鄉(xiāng)村運動而鄉(xiāng)村不動”的境地。[7]新中國成立以來，通過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國農民從傳統(tǒng)的自己人結構中釋放出來，逐步成為社會公民。最為典型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實際上極大地塑造了農民的普遍主義公平觀念，這也許是社會主義鄉(xiāng)村建設在改造人心中最為重要也是最為成功的一點。
當前中國農村社會正經歷“千年未有之大變”，“人心不古”早已無法用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失調”概而論之。不過，王德福提出，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梁老的社會組織建設思想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只是，熟人社會漸漸遠去，公共精神的培育無法依托于自己人結構。借助基層組織來重塑現(xiàn)代意義上普遍主義的公，才有可能使現(xiàn)代農民重新尋回做人之道。
參考文獻：
[1][德]埃利亞斯：《文明的進程：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研究》，王佩麗、袁志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
[2]楊國樞、陸洛主編：《中國人的自我》，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王德福：《做人之道：熟人社會里的自我實現(xiàn)》，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
[5]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賀雪峰：《論中國農村的區(qū)域差異——村莊社會結構的視角》，載《開放時代》2012年第10期。
[7]梁漱溟：《鄉(xiāng)村建設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本文原載于《社會科學論壇》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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