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經營與話語建構：“無理型弱者”的訴苦與上訪策略
——對鄂中L城中村的考察
摘 要：通過對鄂中L城中村失地老人上訪的實證調查發(fā)現(xiàn)，上訪中農民基于自身的利益、情感價值訴求來策略性的表達“悲慘”遭遇，片面的呈現(xiàn)真實，從而建構出一套迎合社會同情與支持、符合中央政策與意圖、具有政治正當性與合理性的話語，而一些以謀利、情感宣泄為目的的農民用維權話語將自身偽裝成“弱者”，從而拿起“弱者的武器”，在苦難的敘述中利用基層政權的信訪體制壓力來實現(xiàn)自身訴求，不僅掩蓋了真正的弱者合理的訴求，也給基層政權帶來了巨大的治理壓力。
關鍵詞：訴苦；信訪；失地老人；話語建構
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本，是我們的命根子。毛澤東領導農民鬧土改，分田地，億萬農民站了起來，并對他老人家感恩戴德；鄧小平分田到戶，落實承包責任制，億萬農民能吃飽肚子，并逐漸走上富路、時至今日，縣政府為了發(fā)展地方經濟，既不耐心細致地做思想工作，又不開開聽證會，就如此次大方地征用我們的土地，我們心里不平��！
特別是，當我們看到到手的那點賠償金越來越少的時候，我們自然地產生坐吃山空的感覺。要知道，我們之中，大多年老體弱，又無技術專長，五年、十年之后，我們靠什么活命？至此，我們感到被人欺騙，被人掠奪。這種欺騙就像成年人對三歲小孩般的；這種掠奪表面溫和，實則手段殘忍，叫人痛徹心扉！
省政府領導，我們萬般無奈之下訴求你們，為我們做主，徹查：到底是誰截留了我們的土地賠償款？還我們一個公道，解決我們的根本問題，我們將感激不盡。
我們引頸期盼著……
——T縣L村《失地老農要飯吃的上訪信》
土改訴苦是建國后農民的一段特殊記憶，通過對于苦難的訴說，底層農民將自身的悲慘命運與社會階級結構勾連起來，從而在階級話語中認識到自身貧困的根源，彼時的訴苦與國家意識形態(tài)話語結合下，廣大窮苦農民成為了鞏固新生政權的堅實基礎。然而，幾十年過去后，當物質生活充足、溫飽早已不再成為問題時，農民的訴苦活動卻沒有停止，雖然訴苦不再是對階級敵人的控訴，此時的訴苦也有了更多新的意涵。
某媒體在T縣城中村調查采訪時，一些老人找他們告狀、訴苦，其中一戶農民將記者帶到一座破敗不堪的房子前哭訴家庭的窮苦和艱辛、老年生活的悲慘與不幸，媒體將老人的事跡報道出來后引起了各方的關注，但是問題來了，訴苦老人的家庭并不貧困，在村莊中建有兩棟七層的樓房，并且媒體在后續(xù)調查時發(fā)現(xiàn)，所謂的聯(lián)名信不過是出自幾個農民的手筆，并沒有代表性，而這幾個農民又都是游手好閑、善于勒索的釘子戶。記者感慨“我們又被騙了……”媒體并不是不愿意呈現(xiàn)真實報道，而是在社會輿論標簽化以及泛道德化的影響下，農民的訴苦似乎顯得更為真實，更具有道義力量。在農村調查中發(fā)現(xiàn)，農民的心態(tài)頗為復雜，在家庭經濟收入以及生活發(fā)展越來越好時抱怨也越來越多，更愿意以訴苦的形式呈現(xiàn)自己的“悲慘”生活，這種事實與觀念的割裂感撕裂著他們對于當下社會的認同，無論貧富，都有一肚子苦要訴，在不滿中一些群體開始了訴苦與上訪的道路。
學術界關于農民上訪研究主要有兩大范式：社會中心范式和國家中心范式。[[1]]社會中心范式主要以農民群體作為研究對象，形成了“維權”的分析框架，李連江、歐博文以稅費時期的農民負擔和村莊選舉為考察對象，在農民上訪維權視角下提出了“依法抗爭”這一概念，即農民援引中央制定的法律政策抵制地方政府各種與中央精神相違背的土政策和地方官員侵犯農民合法權益的抗爭行為。[[2]]于建嶸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農民維權的“以法抗爭”，即抗爭者以自身為實現(xiàn)抗爭目標的主體，以直接挑戰(zhàn)抗爭對象為主，訴諸“立法者”為輔，他認為農民以國家法律抵制最基層政權來達到維權目標是一種政治行為。[[3]]于建嶸過于強調農民“以法抗爭”政治性的分析框架受到了應星和吳毅的批判，應星認為農民群體利益表達的方式選擇上具有權宜性，組織上具有雙重性，政治上具有模糊性。[[4]]吳毅則認為農民利益表達難以健康和體制化成長的原因從場域的角度看主要是鄉(xiāng)村社會中各種既存“權力—利益結構之網”的阻隔。[[5]]維權分析框架作為主流的農民上訪研究，其理論普遍適用于稅費時期強勢的基層政權與弱勢的農民權益之間相互博弈的事實經驗。
然而隨著農業(yè)稅費取消，國家開始向農村輸入大量資源，維權話語在解釋農民上訪行為時出現(xiàn)了諸多困境，因此國家中心范式的農民上訪研究興起。申端鋒通過對河南和平鄉(xiāng)的考察發(fā)現(xiàn)，農民上訪是鄉(xiāng)村治權弱化的結果，導致鄉(xiāng)村治權弱化的根本原因是治理資源在不同層級政府間配置的非均衡性，農民上訪尤其是越級上訪是因為上級政府掌握著更多解決問題的資源。[[6]]賀雪峰認為后稅費時期農民上訪數(shù)量不減反增的原因在于農民上訪甄別系統(tǒng)的瓦解，[[7]]陳柏峰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上訪的分類治理思路，政府面對成千上萬的上訪者未能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來對其問題進行性質區(qū)分，使無理上訪消耗了大量的信訪工作力量，底層訴求難以得到重視，要區(qū)別對待有理上訪、無理上訪和商談型上訪。[[8]]基于地緣和血緣的認同，農民達成一致行動的能力相對較強，農民在集體行動中依靠熟人社會網絡進行迅速動員，從而將小事變大后迫使政府妥協(xié)的策略經常被運用。[[9]]田先紅指出受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轉型、干群關系互動模式和壓力型信訪治理機制的影響，在當前鄉(xiāng)村社會中，以謀求利益為主要動機的謀利型上訪開始凸顯并呈現(xiàn)出蔓延趨勢，在此基礎上涌現(xiàn)出一批上訪專業(yè)戶群體，對基層信訪治理工作構成了極大威脅，上訪產業(yè)漸趨雛形。[[10]]
信訪治理難點在于區(qū)分有理上訪和無理上訪，一些農民上訪兼具維權和謀利雙重特征，必須要對農民上訪動機和邏輯進行更深層把握。本文認為上訪分類治理的策略基礎在于揭示農民上訪的話語生成機制，就有必要了解信訪中農民“說話”的真實性及其效度，從而在話語中理解國家與農民的關系。本文從“說話”的視角來考察中部某城中村失地老人的話語表達與上訪實踐，通過二十余天對上訪者、普通村民、村干部以及縣鄉(xiāng)干部的實證調查，系統(tǒng)的了解城中村失地農民上訪的始末，文章著重分析了上訪者的緣由背景、訴苦話語的建構以及真實訴求來透視農民在上訪過程中的話語表達策略，從而揭示出在上訪過程中，拿起“弱者的武器”并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弱者，有可能是在精心經營著苦難、片面呈現(xiàn)真實、別有用心的無理上訪者，而真正的弱者聲音卻被淹沒、利益被代表、苦難被利用。對待此類上訪問題，政府不僅要堅持底線，絕不能與無理上訪者妥協(xié)，同時要應該注重傾聽真正弱者的聲音，即使回應其合理訴求。
（一）失地后老人的訴苦與上訪
T縣是鄂中一個經濟發(fā)展較為落后的縣城，為了解決發(fā)展問、改善招商投資環(huán)境，位于城市核心區(qū)域及規(guī)劃發(fā)展區(qū)的十多個城中村就成為了政府征地的重點對象，由于地方財力有限，征地補償價格較低[①]，政府征地遇到了村民強大的阻力，在難以提高征地補償標準情況下，不得已與村集體協(xié)商，允許村莊預留出一部分土地用于宅基地分配，征地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農民得到多余宅基地后就開始建造小產權房，有的轉手一賣就獲得幾十萬的收益，僅賣地基也有近十萬收益，村莊治理因為宅基地分配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中年群體圍繞此激烈博弈，老年人則更加關注社會保障，認為在失地以后自己的生活來源出現(xiàn)了問題，如果國家不照料他們的生活，就要“餓肚子了”——
我們老年人都是1949年以前出生的，自幼缺吃少穿，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在建設社會主義途中，經過大躍進、學大寨、肩挑背扛修水利、建公社、平土地等等，辛辛苦苦大半輩子，也為國家、為集體貢獻稅、費、積累四五十年，在國家30余年來糧食緊張艱苦歲月里，我們省吃儉用，總為國家聚錢、積糧，而自己過著衣服不足的艱苦生活，無怨無悔，我們是流血流汗最多，貢獻不小，而養(yǎng)老金最少的公民，難道作為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的領導同志 ，就不考慮我們的生計問題嗎？
村里老人這樣的訴苦非常多，在他們看來，政府征地后需要解決老年人的養(yǎng)老生活，但是訴苦的程度方面卻有所不同，大多數(shù)人都是口頭上說說，沒有實際行動，而村莊中的一些老人卻為此積極上訪，并且聯(lián)合了周邊七八個村莊的老人一起到縣鄉(xiāng)政府上訪，提出了 “要吃飯，不要餓肚子”的口號。L村對此問題反映最激烈、多次去上訪的是A和J老人。
A有65歲，2013年妻子因車禍去世，在專業(yè)上訪戶J的指導下與肇事方博弈中獲得了很多好處，開始走向專業(yè)上訪的道路。A有點游手好閑，平日里沒事都會到村委晃一下，盡管不是村民代表，但是村民代表會議他都會去參加，村里任何風吹草動他都知道，甚至村里打掃衛(wèi)生這樣的小事他就能敏感的捕捉到什么樣的大人物要來調研的信息。在J的指導下，A上訪反映兩個問題：一是征地補償標準太低，二是失地老人的社保水平太低（當?shù)卣槍?span>60歲以上老人發(fā)80元/月的失地補助），在他看來政府征地就像“把（自己的）飯碗砸了，沒有了生存的道路，飯向何處討？”
J有75歲，是老上訪戶，在征地博弈中占了七處宅基地（其中四處宅基地是可以建七層樓房的，三處是可以建四層樓房的）。J有一個兒子，三個女兒。J個性高傲、自命不凡，逢人強調“我是1959年的老初中生，做過生產隊長，官場上的事我也曉得”，對于沒有占到便宜或者獲利不如他多的人，總是充滿不屑 “不要拿我和普通社員比，社員是下賤人，老實人沒辦法，要比就拿我和干部比”。L村歷任村干部對J都感到無奈，如老書記W在任時有次過年家里備了些年貨，J就到老書記家里去鬧，“憑什么你們做干部的有年貨，我就沒有”，然后就直接把老書記家年貨搬到了自己家；J家1.3畝土地被征走后建了行政服務中心，對征地補償不滿意，總是去鬧事，還把中心大門鎖上，影響了正常工作，派出所把J帶走后，他就在派出所大鬧，因為有腦梗塞，又上了年紀，派出所拿他沒有辦法，考慮到把他留在派出所不僅要管飯吃，萬一出問題還要承擔責任，只能放他回去，J回去后又到縣里其他部門上訪、大鬧，不得已縣里決定讓城投公司出面給J每年5000元補償，已經拿了四年；為了向村干部索要宅基地，他帶著被褥住到了村書記辦公室，大小便都在辦公室，最后將村干部逼得沒有辦法只能妥協(xié)。J是一顆硬釘子，村干部、縣鄉(xiāng)干部拿他都沒有辦法，明知道他在無理取鬧，卻又做不了任何事情，對他只能一味的妥協(xié)和忍讓，然而越是如此，J就越是過分提出無理訴求，得到的好處也就越多。如今J一方面攛掇著A去上訪，另一方面盤算著和村集體、政府算賬，認為政府和村集體從稅費時期至今給他帶來損失有27萬[②]。
（二）失地后老年人真的沒飯吃嗎？
A、J等人到處訴苦說沒有飯吃，但實際情況是A本人不喜歡干活，村書記給他介紹每個月兩千多元工資的清閑工作都不愿意去做，J家里總共有八套房子，兒子是工程隊老板，自己每天騎著自行車到處逛，除了每月55元新農保和80元失地補助，還享受著從政府勒索來的每年5000元補助。到了村里開會或者想找村里算賬時，就跑過去爭吵，而這構成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相反，村里一些條件比較差的老人雖然也訴苦，但是都沒有提出那么多要求，條件最差的X認為“征地搞發(fā)展是國家決定的，我們不能忘記國家的恩情”。
X有69歲，有兩兒一女，家里十多畝土地已經被征完，還有七八畝土地沒有退出，就一直耕種。X從沒有到外面打過工，一直在家里種地，除了種植棉花、玉米、油菜等作物，還種有三畝多蔬菜，蔬菜每年每畝地收入有一萬元左右。2014年X妻子得了腦梗塞，花費了八九千元錢，X在田里勞動時被鋤頭打傷了腿，也花了七八元錢住院治療。兩個兒子比較懶散，不喜歡做事，家里分到宅基地，但因為沒錢都沒有建起新房，住在一百多平方的老宅里，原本X也住在老宅，但是他和老伴一做好飯，兩個兒子的家庭就立刻把飯吃完，老人沒有飯吃，不得已前些年X就在自己耕地上建了一棟磚瓦房和老伴住。他想申請低保，但考慮到“村干部答復你，不好，不答復你，也不好，會讓村干部很為難，畢竟自己有兒有女，找村里沒意思�！彼X得自己現(xiàn)在越來越做不動了，“養(yǎng)老指望兒子是不行的，兒子自己一天三頓飯都吃不好，兒子要是有能力就該他養(yǎng)，沒能力只能指望國家養(yǎng)，國家比兒子有用�！�
村里還有一部分老人認為征地是國家要發(fā)展、搞建設，雖然說補償比較少，但是也不能趁機向政府勒索好處，他們也會訴苦、抱怨生活的艱辛，但是又對當前國家已經給予了60歲以上老人每個月55元新農保和80元的失地補助感到滿足：
這么大國家給一點就不錯了，中國哪一代皇帝這么做過，養(yǎng)老依靠國家可以提提，但是國家要是沒有能力養(yǎng)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能要的太過分，失地補助都是根據(jù)地方的財政收入，國家補貼多少，地方配套多少，地方上拿不出來錢，就是這個樣子，不能埋怨政府不好，目前給農民補的錢是少了，但是達到大家都滿意的程度是不可能的，不能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哪個皇帝都做不到！
城中村人多地少，分田到戶后種地主力一直是老年人，農業(yè)收入占到家庭收入比例極小。在八九十年代幾次征地中，村民沒有提出要宅基地，老人也沒有提出要社保，因為就業(yè)比較方便，即使老人也是如此。失地前，老人在農閑時會打零工，適當種植一些蔬菜等，除此之外的生活就是打麻將、拉家常，等到不能勞動時就由子女來負責養(yǎng)老。從經濟視角看，失地對老年人影響比較小，除了不能種地，其他事情都可以做，城中村打零工機會很多，每個村都有組織老人打零工的聯(lián)絡人，老人都會在每個月出去做幾天，每天120元，這樣一個月的生活開支都有了。如M村一組有500多人，60歲以上的老人有130多人，其中男性有50多人，60到70歲之間20人左右。組長聯(lián)絡老人出去做比較輕的活，常常跟著組長出去的有七八個老人，年齡基本在70歲以下。盡管沒有出現(xiàn)養(yǎng)老危機，但失地對老人的精神生活會有一些影響，因為沒有土地，老人想活動時找不到事情做，如果他能夠種地的話，不僅日常生活豐富了，還可以給子女送一點菜，生活也會感到有價值、有滿足感。
城中村真正的貧困家庭很少去上訪，反而那些家庭條件并不貧困的家庭更愿意去訴苦和上訪。在L村除了極少數(shù)家庭，大部分都擁有兩處以上房產，而常常去上訪的老人家庭條件也都沒有差的，如J家里共有八套房子，但是并沒有滿足現(xiàn)狀，而是不斷的去訴苦，建構出一套上訪的話語體系，博取社會的同情和支持，進而要挾政府給予更好的待遇。雖然去上訪的老人是少數(shù)，但是越來越多的老人學會了像J的方法，尤其是在媒體采訪或者領導視察時，老人更加認識到自身的優(yōu)勢和時機。
（一）作為武器的弱者身份
對于弱者，人的本性在于同情與扶持，這不僅是最基本的道義原則，也是體現(xiàn)社會關懷與人道主義的準則。一個健康的社會無法拋棄弱者，需要對弱者給予關懷和幫助，以保障其生存，這是對于生命的尊重，也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實現(xiàn)社會健康發(fā)展的基本要求。弱者之所以成為弱者，往往是因為其本身的稟賦差異以及在職業(yè)分工中的底層結構所決定的，如老人、殘疾人因為身體原因往往是需要社會照顧的對象，而一些拾荒者、環(huán)衛(wèi)工人等，因為職業(yè)差異成為弱者。在社會差異的對比中，弱者的形象也標簽化和符號化，如農民在與白領等階層的對比中成為弱者，老人也容易被貼上弱者的標簽，人們形成了對于弱者的符號化認識，但卻忽視了蘊藏在其中的“強勢”力量，弱者本身具有非常巨大的社會力量和道德潛力。在講究孝道傳統(tǒng)的國家里，對于老人的傷害往往會成為社會口誅筆伐的對象，并且當老人的職業(yè)是農民，再加上失地的情境敘述時，很容易展現(xiàn)出一副畫面感極強的失地老人危機：
由于土地征完，青壯年外出打工，50歲以上的賣零工，60歲以上的老頭，生活就無著落，古人講的好，養(yǎng)兒防老，積谷防饑，不是兒子不養(yǎng)老，而是兒子養(yǎng)兒子都很艱難，比如有個家庭一個兒子兩個孫子，兒子快五十歲，孫子一個上大學，一個念高中，黨的號召再苦不能苦孩子，兩人的學費加生活費，一年要花三萬多元，兩人賣零工一年只掙3-4萬元，只能養(yǎng)活他自己和兒子。
可想我們老人，從49年到改革開放，前赴后繼嘔心瀝血修江河長城、筑高山平湖，是星羅棋布、沒日沒夜、無年無月的無私奉獻，到老來生活苦似黃連，特別是70歲以上的老人，死又死不了，靠政府的55元+80元的低保金，不談生活，光醫(yī)藥費都顧不上，有的村官家的老人，這保那保好幾百元，哪有什么公平公正公開？
在這樣的表述下，失地老人就更容易獲得社會力量的支持和輿論同情，因此對于失地老人生活命運的關注成為了輿論的焦點，也是媒體彰顯自身道義性與社會關懷的絕佳時機，但是“訴苦”主體話語的真實程度被忽略。殊不知訴苦的弱者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分化，那些沉默的弱者利益就這樣被代表、聲音被忽視，拿起“弱者的武器”則成了那些“抗爭型弱者”。
（二）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與制度政策中尋找正當性依據(jù)
國家意識形態(tài)對于弱者具有天然的保護性，廣大窮苦農民在黨領導的土改運動中翻了身，通過訴苦中來控訴剝削階級的罪惡，成為了革命勝利的堅定基石，因此對弱者的同情伴隨著國家的政權建設；改革開放以來，個人權利也不斷被強化和保護，“以人為本”、保護公民權益成為國家改革者順應時代潮流的選擇[[11]]；除此之外，中央和省級政策制定也在不斷強調保護農民權益的重要性，廣大農民在國家意識形態(tài)和高層政策中找到了共鳴和認同。然而對于地方發(fā)展來講，一方面是以人為本、保護群眾利益、維持社會穩(wěn)定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又是發(fā)展不能止步、不換思想就換人的基本原則，雖然說發(fā)展方向是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但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個體利益難免要和整體發(fā)展產生張力，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對于群眾來講，他們一方面對于高層政令感到滿意和親切，但是另一方面對于基層政府在具體政令實施中對個人利益造成的損害感到氣憤，從而更容易產生對基層政府的怨恨、貪腐以及不信任的情緒，并且他們在上訪表達不滿時援引高層政策和法令，從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中找到上訪合法性和正當性，建構出一套話語體系，義正詞嚴的訴說自己的苦難。
T縣城中村土地在2013年基本已經征完，2014年省政府下發(fā)了一份《關于被征地農民參加基本養(yǎng)老保險的指導意見》[③]，J、A等老人看到文件后如獲尚方寶劍，有了上訪的動力，他們認為原來自己“餓肚子”是因為地方政府沒有按照省里的要求要做，并且打聽到省會周邊的失地老人每月都有上千元的養(yǎng)老保險，產生了極大地情緒和怨恨，就迅速的聯(lián)絡周邊城中村的老上訪戶，組織了多次關于社保問題的上訪活動。
農民建構起來的訴苦和上訪話語背后有著復雜多元的訴求，不僅僅是維權視角下為了純粹的尋找公平正義，還有的是在訴苦和上訪中找回中央國家[④]，尋找與高層政府的共鳴，當然也有一些人趁機謀取利益或者發(fā)泄情緒。
（一）尋找國家道義
農民在訴苦與上訪的過程中也是找回國家的過程，他們對于政府的態(tài)度是極其復雜的，一方面對于基層政府充滿著不信任，但還是會求助、利用甚至博弈，另一方面他們對省級和中央政府充滿著親切感和認同感，覺得他們制定出來的好政策都被基層政府搞壞了。在他們看來，“國家就是國家，縣鄉(xiāng)政府代表不了國家，土地是國家的，必須聽國家統(tǒng)一安排，國家統(tǒng)一搞建設、搞發(fā)展征地，我們要領國家的情”，因此在其情景預設中自然存在著中央國家和地方國家的區(qū)別，并且建構著中央國家的功能與角色，如“父愛的國家”，一旦農民遇到困難，找組織、找政府遠遠勝過找法律[[12]]。而當基層政府在落實政策時沒有達到高層政府的原則性要求，農民就會普遍抱怨，認為“下面的和尚把經念歪了”，他們追求一種樸素的公平正義觀念，這種樸素的公正觀念卻難以彌合發(fā)展與穩(wěn)定、理念與現(xiàn)實之間的張力。只要有發(fā)展，就覺得會有矛盾，也做不到絕對公平，但是這又往往成為一些人尋找正義、找回國家的充足理由，畢竟中央意圖是要保護好個體的權益不受侵犯。
當農民執(zhí)著的追尋著樸素的公正觀要找回國家時，就會通過上訪表現(xiàn)出來，他們不斷向更高一層政府去訴苦，反映自身的悲慘命運，如果得不到回應，就再向上一級，希望在高層政府的共鳴中找到國家，從而維護自身的權益。而基層政府此時又因為他們的上訪而感到源源不斷的治理壓力，尤其是信訪與維穩(wěn)關聯(lián)起來時，迫使他們不得不去考慮發(fā)展與穩(wěn)定的關系，甚至為了穩(wěn)定，要滿足上訪者的不合理訴求。
（二）以訴苦和上訪來謀利
有相當一部分群體訴苦和上訪是為了謀利，通過展示苦難來獲取同情，從而爭取到改善生存條件的機遇，尤其是當前政府掌握著一些分配性資源，在發(fā)展中又非常顧忌社會穩(wěn)定問題，專業(yè)上訪戶就抓到了政府的軟肋，趁機勒索，索要低保、危房改造補貼等分配性資源。城中村農民為了獲取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和政府不斷談判博弈，老人往往成為斗爭的急先鋒，由于他們本身的弱者優(yōu)勢，當冠以失地頭銜時，在話語包裝下，就顯得極其悲慘，使得任何接觸到訴苦主體的人都有一種強烈的代入式體驗和普化經驗，當這些老人作為一個群體站在政府門前時，政府就不得不重視他們的訴求。
然而，基層政府非常清楚訴苦和上訪者的家庭生活情況和斗爭策略，當老人的策略起不到效果時，就會求助于難以掌握真實情況的媒體和上級政府，客觀上促使上訪者必須把事件擴大化、剪裁事實來呈現(xiàn)出悲慘生活情景，否則很難引起重視。更進一步來講，當這些老人在擴大事實、制造假象時，他們并不需擔心是否要承擔撒謊的惡果，他們將自身的弱勢地位轉化成了強勢的武器，可以超越于法律和制度規(guī)則之外。也正是因此L村J老人可以不斷向政府勒索到好處，可以大模大樣的走進派出所，然后讓派出所民警畢恭畢敬的將其放出來，他會非常強勢的站在基層政府官員和村干部面前講道理，又會搖身一變?yōu)椴脩玫睦先嗽诿襟w和高層政府官員面前訴說自己的苦難�；鶎诱賳T只能感嘆“沒地、沒飯吃，都是在忽悠大領導，他們的家庭條件誰的不是在變好？”
真正能夠在政府面前這樣斗爭的老人畢竟是少數(shù)，很多老人都會訴苦，但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愿意成為上訪者，那些少數(shù)人就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沉默的弱者都被代表了。A把一封上訪信交給中央某新聞媒體記者時，說這是村里老人的呼聲，他們都簽了字、按了手印，希望能夠得到媒體重視，當時村書記正好在場，他知道A的手段，就說“你這個信可以交給記者，但是必須確保真實，可不能作假啊，如果查出來你上面的簽字和手印有問題，要追究責任的�！盇就感到害怕，不好意思的向記者笑了笑。后來筆者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一些村民都不愿意簽字、按手印，覺得不可靠，“要解決社保的話，上面自然會解決的，對于他們（J、A），合理的話相信，不合理的話就不相信�！�
（三）情感宣泄的手段
農民訴苦和上訪的動機還有一部分就是為了情感宣泄，因為對于一些事情積累了太多不滿的情緒，當情緒得不到舒展時，郁結于心的憤怒就需要一個窗口進行表達，而表達的一般形式就是訴苦，通過控訴禍端制造者的種種不是，得到傾聽者的認同和聲討，更進一步的做法就是上訪，希望禍端制造者得到應有的懲罰，以此來撫平心中的不滿，尋求一種復仇的快感。就像土改訴苦時，窮苦農民在控訴地主階級的罪惡時，往往會由最初的聲討演變成為打殺，被控訴者就成為了群體宣泄不滿的出氣筒。
農民因為征地產生的不滿是一種多元復雜的情緒，不滿的對象可能是政府征地行為，也可能是村兩委工作及資金問題，還可能是少數(shù)用非常手段得利益較多者，普通農民在此過程中就容易產生相對剝奪感和不滿情緒，控訴的對象一時指向政府不為民做主，一時指向村集體腐敗，一時又指向既得利益者的貪婪，甚至還要從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來重新反思自身的命運：
我們老農想不通的是工農差別太大，工人干部退休是越老越值錢，而農民是越老越不值錢，甚至沒人管，我們要求縣政府領導切實解決我們實地老農問題、落實好各項政策……
村民強烈要求清理本村賬目，因為有很多問題只有通過賬目才能得出真相……失地農民對此一點關注，如不查賬目，就找不出干部的腐敗依據(jù)，也找不出什么是地老虎，什么是蒼蠅，廣大村民強烈要求、堅決找出村里的腐敗分子，是好干部就留下來連任，繼續(xù)引導村民奔小康，實現(xiàn)中國夢……
老人的不滿不能通過肢體的暴力來解決，就只能以訴苦和上訪的形式進行表達，然而在此過程中又夾雜著太多的個人恩怨，使得訴苦和上訪形式變得異常復雜。在爭取社保問題上，很多村民認同J去上訪的做法，但是絕大多數(shù)老人又不信任J，訴苦中還對J 進行各種聲討，因為他占的利益實在太多，對于個體的不滿又會延續(xù)的對村干部的不滿，他們覺得正是村干部的軟弱才造成了一些人貪得無厭的后果，而J 在上訪中將村干部也列為了聲討的對象，因為他本人以及暗中支持他上訪的一個老書記與現(xiàn)任村干部之間又有很多恩怨糾葛，他們希望通過上訪將現(xiàn)任村干部搬下臺。
訴苦本應是在物質貧乏時期、階級斗爭年代，窮苦農民翻身當家時對于階級敵人的控訴，如今卻成為了農民發(fā)泄怨氣的一種手段，在兩個差異巨大的時代中，訴苦非但沒有因為物質生活條件的巨大改善而退出歷史，相反去呈現(xiàn)在大多數(shù)人的生活中。訴苦的一般形態(tài)在于抱怨生活中的種種問題，更深一層則是將苦難呈現(xiàn)給社會和政府，以達到博取同情獲得其他收效的一種手段。因此，農民的維權上訪就不再是僅僅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那么簡單，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將自己的訴求嵌入進在維權話語，拿起“弱者的武器”，通過剪裁事實來呈現(xiàn)自己的苦難，而真正弱者的聲音卻被忽略其中，成為了被代表的對象。
從信訪治理的視角來看，訪務困境在于信訪生態(tài)的困境，社會輿論如果不能冷靜理性的對待弱者及其建構的話語策略，那么就容易陷入謀利型上訪者精心設計的輿論陷阱，從而使輿論綁架了理性，而新聞媒體作為輿論的引導者和傳播者如果一味呈現(xiàn)片面的深刻而缺乏對真實世界的全面把握，則更容易在為弱者呼吁的同時傷害了真正的弱者，良好的社會輿論生態(tài)有助于上訪甄別機制的形成，從而使得理性戰(zhàn)勝偏見，公正還之于民。
無理型上訪者能夠得逞的原因在于政府為了地方穩(wěn)定不得不做出妥協(xié)，他們認為只要自己能夠訴苦，只要能夠把事情鬧大，那么一定就會得到政府的重視，問題也就一定會解決，對于自身的“苦難”，他們相信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反正不會因為訴苦而受到懲罰。因此，對于政府來講，要轉變以往的危機處理方式，認識到沖突和矛盾是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的正�，F(xiàn)象，不能一味采取妥協(xié)治理的手段和方法，要轉變以往用各種資源來擺平沖突的兜底思維，堅持原則和底線；要建立動態(tài)的維穩(wěn)機制，提高應急反應能力，及時轉變危機中的應對策略，注重沖突中的信息反饋，避免小事變大，大事擴散蔓延；與此同時，還應該充分重視真正弱者的聲音，及時回應其合理訴求，避免其苦難被別有用心者利用。
參考文獻：
[①] T縣2014年稅收收入4.4億左右，城區(qū)均位于F鎮(zhèn)范圍內，F鎮(zhèn)從2002年到2011年征了近八千畝土地，而2011年到2014年征了一萬畝土地。T縣2007到2013年的征地價格是20800元/畝，其中補償?shù)酱迕竦氖?span>11200元/畝，土地補償標準是按照前三年平均產值1200元/畝的8倍計算每畝9600元，這部分錢歸村集體，安置補助費按照前三年平均年產值1200元每畝的8.5倍計算10200元/畝，青苗費按1000元/畝，這部分錢歸農戶所有。
[②] A認為政府征地后項目沒有及時落地，就需要賠償青苗損失，賠償標準應該按照城投公司之前賠給他的每畝四千多元計算，甚至他認為稅費時期一次修路給自己家?guī)淼膿p失都要就算在內，盡管當時已經給予補償，但是他認為那時補償不公平。
[③]省里要求落實誰征地誰負責的原則，建立養(yǎng)老保險補償機制，給予被征地農民一次性養(yǎng)老保險補償。養(yǎng)老保險補償將實行“先保后征”，對于補償資金落實不到位的項目，相關部門對征地審批將不予批準。
[④]與中央國家相對的是地方國家，地方國家是戴慕珍提出的 一個分析概念，地方國家不同于國家或者中央政府，作為地方國家的鄉(xiāng)鎮(zhèn)政權或街道辦不僅是國家政權的一部分，同時也是鄉(xiāng)村社會或者街道社區(qū)的一部分。具體參見狄金華.情景建構與策略表達：信訪話語中的國家與農民——兼論政府治理上訪的困境[J].中國研究.2014（02）.
[[12]]狄金華.情景建構與策略表達：信訪話語中的國家與農民——兼論政府治理上訪的困境[J].中國研究.2014（02）:31-54.
Business suffering an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The complaints and petitions strategy of “unreasonable weak”
——On the investigation to L urban village
Abstract:Throug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petition of the landless elders in the urban village of Hubei Province,the peasants usually express their plight strategically based on their benefits, values and emotions, show the real one-sided, so construct a set of complaining campaigns discourse to gain the social sympathy and support, accord with the central policy and intention, have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However, someone who want to seek benefit or releases emotion, in the guise of discourse rights, making use of the system pressure of grassroots regime to achieve their own purpose, which in turn cover most of the real, the reasonable demands, bring great pressure to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Key words: Complaining campaigns; petition; landless elderly;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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