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集體行動的動員機制分析

——對桂北一個宗族村落的考察

劉成良

（華中科技大學 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4）

摘  要：宗族村落的農民集體行動表現(xiàn)出較強的組織性，這種強組織性以農民的血緣和地緣認同為基礎，以情感性和共同利益為紐帶，形成一個自組織系統(tǒng)，在此基礎上的農民集體行動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本文采用質性研究的方法對桂北一個宗族村落的集體行動進行深描，探究在多元主體互動中農民集體行動的復雜性：村組干部的主導，積極分子和第三種力量的介入，群眾的共同參與，形成并引導著集體行動，從而在與不同主體的互動中選擇有利于共同體的行動策略。政府對農民自組織集體行動要慎重對待，理性分析行動訴求，切忌將矛盾上升，不僅要穩(wěn)妥地將問題解決在基層，更要警惕其他勢力對行動的利用。

關鍵詞：宗族，集體行動，社會關系網絡，自組織動員，動員機制

一、文獻綜述與問題提出

社會轉型為我國發(fā)展提供了機遇，伴隨而來的各種矛盾激化也給社會穩(wěn)定帶來了巨大挑戰(zhàn)。集體行動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的熱點話題，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使人們經歷了更多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斷裂與變革，技術的革新、生產力的發(fā)展、生活方式的變革、心理體驗的巨變等都使得當下生活世界變得異常復雜與多元。作為人們合作達到目標的集體行動也在近幾百年內風起云涌，超越了東西方文化和時空的界限。而關于集體行動的研究卻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伴隨著西方人權運動、反戰(zhàn)運動、環(huán)境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才開始進入社會科學的研究視域。

從集體行動理論的發(fā)展脈絡來看，西方國家因為較早地走過了現(xiàn)代化的“陣痛期”，經濟發(fā)達、政治穩(wěn)定，集體行動逐步在制度外取得了合法空間，占據(jù)主流地位的資源動員理論和政治過程理論強調集體行動是政治過程，運動參與者的利益和理性選擇、組織和資源以及政治機會在社會運動的發(fā)起和發(fā)展中具有非常重要作用。查爾斯·蒂利是資源動員理論最具影響力的發(fā)展者，他強調關系網絡的重要性，即促成行動動員的條件在于人們擁有的與他人的關系和聯(lián)系。[]社會結構視角中的組織也是集體行動研究的關鍵變量，康豪瑟認為正常的社會結構是三層：政治精英、中層組織及民眾，而在現(xiàn)代化變革中，傳統(tǒng)以村落和血緣為基礎的社會中層組織被打破了，新的替代其功能的組織尚未發(fā)展起來，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缺乏有機聯(lián)系，從而使集體行動成為可能。[]除此之外，精英的作用也不應被忽視，麥卡錫和扎爾德認為西方的集體行動發(fā)展越來越專業(yè)化，可供動員的資源越來越多，也需要更為專業(yè)的人才。[]

由于對西方集體行動動員理論的專業(yè)化及精英傾向感到不滿，印度的“底層研究”開創(chuàng)了本土的集體行動動員理論。以查特吉[]為主要代表的底層研究學派認為在印度的特殊環(huán)境下，底層人民既不是國家的主體，也不是市民社會的主體，只是社會精英動員的對象，一旦完成權力分配，底層人民繼續(xù)成為被支配的對象。底層研究學派比較反對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精英的傾向，保持著對底層意識自主性的關注。底層研究對于集體行動動員理論的突圍可以作為我國集體行動研究的一個參照，不同的社會發(fā)展狀況、不同的歷史文化，注定沒有一種普適性的理論來解釋不同地域的集體行動，只有相互啟發(fā)的理論解釋。

集體行動理論在解釋我國社會現(xiàn)實時也經歷了一個本土化的階段，研究者們都試圖建構一個更加貼近現(xiàn)實的解釋框架，這些理論都有較強的解釋力。應星在西方的集體行動動員理論與印度的底層研究理論中間提出了“草根動員”理論來超越兩種研究范式的包圍。“草根動員”指“底層民眾中對某些問題高度投入的積極分子自發(fā)地把周圍具有同樣利益、但卻不如他們投入的人動員起來，加入群體利益表達行動的過程。”[]他認為要超越于西方有組織的精英政治場域與印度無組織的底層政治場域之間的簡單對立。劉燕舞在應星草根動員的基礎上提出了結構規(guī)約型動員，強調草根動員者的行動受到所在區(qū)域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制約性作用影響。[]童志鋒認為在鄉(xiāng)土中國，依附于日常生活網絡的“熟人網絡”和“新型傳媒”相結合的動員結構有利于集體行動的快速形成。[]

上述研究抓住了研究集體行動何以可能的幾個關鍵變量，社會關系網絡、組織、精英動員等因素，但是對于集體行動發(fā)生的場域特殊性缺乏關注，因為不同地區(qū)的社會結構是不一樣的，而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下農民的認同和行動單位是有差異的，集體行動的動員機制也會呈現(xiàn)出差異性。賀雪峰根據(jù)農民行動單位的不同來解釋農民集體上訪特征出現(xiàn)區(qū)域差異的原因時認為原子化地區(qū)由于農民一致行動能力較弱，難以發(fā)生集體上訪，小親族地區(qū)由于農民具有一定行動能力且村內不同親族之間斗爭頻繁因而常常發(fā)生針對村干部的集體上訪，而宗族性地區(qū)由于農民一致行動能力很強且村干部亂作為的空間較小，一般不會發(fā)生針對村干部的集體上訪，但是容易形成針對縣鄉(xiāng)政府的集體上訪。[]

對于宗族村莊而言，基于地緣和血緣的認同，農民達成一致行動的能力相對較強。在此基礎上的農民集體行動動員就與應星提出的“草根動員”相比意義更加豐富，一方面動員者構成更加多元，除了底層民眾中對某些問題高度投入的積極分子，村組干部以及帶有傳統(tǒng)道德權威色彩的鄉(xiāng)村精英都有可能成為動員者，另一方面集體行動的訴求更多的是共同體的利益，在行動中又有一定的組織性和策略性。因此本文就基于宗族村莊的集體行動動員提出了自組織動員來解釋農民集體行動何以可能。自組織動員是對應星所提的“草根動員”理論的一種豐富，作為對農民集體行動動員理論的補充。吳彤認為自組織是相對于被組織，是組織力來自事物內部的組織過程。[]羅家德等認為自組織是一個系統(tǒng)內部從無序到有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基礎上形成的治理模式是建立在包括情感性、認同關系以及共同志業(yè)基礎上的治理模式，“因為內部合作的需要，人們協(xié)商出合作規(guī)范，形成自治理機制，從而維持系統(tǒng)長期秩序”。[]王德福提出“自己人結構是主導農民行為邏輯的最重要的社會結構力量，因此考察中國農民的行為邏輯，必須首先辨識清楚鄉(xiāng)村社會中自己人結構的類型及其格局。”[]宗族村莊是一個邊界清晰的自己人結構，從組織上來講，在村莊基礎上的村民自治是一種自組織結構；從農民自己人認同上來講，熟人社會關系網絡成為自組織結構中的重要特征；從功能上來講，自組織是農民在生產生活中自發(fā)、自愿合作為共同利益而形成的組織形式。關于自組織理論在集體行動的運用方面，聶磊通過對草根志愿組織探討了自組織集體行動的個人動機、意義建構以及集體行動的整合機制。[]于建嶸在農民維權抗爭組織的研究中發(fā)現(xiàn)：在國家對政治資源的壟斷與控制的情況下，因農民談判機制缺乏而產生的對“組織性力量”的需要，但由于農民維權組織大都還處在自組織的非正式階段，其活動方式和控制能力均存在問題。[]

底層研究范式由于過多關注底層和精英的對立，以及底層的草根特征，忽視了動員以及底層積極分子的作用，因此應星在西方集體行動有組織的精英政治場域和底層學派無組織的底層政治場域中間找到了草根動員，而本文將提供另外一種事實經驗——自組織動員——宗族村莊為了維護共同利益而將所有村民動員起來加入到群體利益表達行動的過程。從集體行動的動員主體身份來看，本文所研究的自組織動員和應星研究的草根動員主體身份相同，都具有草根性，但是從組織化的程度來講的話，自組織動員的組織化程度要高于草根動員。

圖1 集體行動動員理論坐標圖

可以用坐標軸來表示集體行動的動員理論，用橫軸來代表動員者的身份，用縱軸來代表組織化程度。在兩個維度內，集體行動的動員有很多種可能，不同的事實經驗、不同的區(qū)域類型都會影響到集體行動的動員，集體行動動員理論的解釋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二、山林權屬糾紛引發(fā)的農民集體抗爭

1. 果園開發(fā)引起的山林權屬爭端

2002年冬，東村在開發(fā)1500畝林地準備種植果樹時與隔壁南村發(fā)生了沖突，南村認為兩村相鄰的258畝林地應是南村所有，東村沒有權利開發(fā)�？h調處辦通過暗訪、調查取證以及對雙方證據(jù)甄別來核實土地權屬。2003年6月，縣政府做出行政處理決定書，判定：爭議范圍內的256畝林地為東村所有，其余兩畝多林地屬于南村。南村不服裁定，就于2004年初向縣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縣法院維持政府的行政處理決定書。南村不服從法院的初審判決，向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終審維持了初審判決。

南村堅持爭議土地所有權原因如下：1.南村認為爭議土地是祖墳山,有80丘祖墳（東村認為只有五座），并且南村在爭議山場葬墳，東村從未干涉和阻攔，“不是己地不葬墳”是當?shù)貍鹘y(tǒng)；2.爭議山場的油茶林歷史上是南村種植，百余年前南村先輩將茶林賣給東村，但地權仍屬于南村，因此當東村村民將茶林砍掉時，土地就該歸南村所有了。

東村提供的證據(jù)有：1.1953年縣政府頒發(fā)的三份房產所有證；2.1975年的“七五”協(xié)議；3.東村和南村在“林業(yè)三定”時的山場林木權屬登記冊；4.土改、合作化和“四固定”時期大隊認定的書面材料。東村認為南村爭搶土地原因是：南村在90年代開始種果樹，從中獲得了很多利益，想趁機擴大面積；爭議土地距離東村一公里，距離南村400米，長期以來南村都在蠶食這些土地；南村有幾個混混參與搶地，經驗豐富，善于將對方土地變成爭議土地，再通過調解或者法律程序獲得土地。

2. 自組織動員下的農民集體抗爭

2004年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爭議土地歸東村所有之后，南村幾個帶頭人就于10月10日晚召開全體村民大會，決定每戶出一到兩個勞動力到爭議山場挖掘分界溝及果樹坑，強行收回山場。第二天南村就在爭議地挖了一條長1000多米，寬約50公分，深約70公分的分界溝，接著又在爭議地挖樹坑，準備種果樹。10月24日，南村組織全村青年練習武功，同時購買了煙花彈等，向東村下戰(zhàn)書，做好與東村械斗的準備。10月31日晚，南村帶頭人組織了近400村民準備與東村械斗,夜里十二點東村約70人在蝴蝶嶺出現(xiàn)后，南村村民迅速聚集，手持木棒、鋤頭、煙花彈、石頭沖向對方，在距離對方20米處施放煙花彈，東村人看到形勢不妙，迅速撤離，但還是造成東村一些村民家果場燃燒，沒有人員傷亡。

2005年1月7日凌晨，南村因結伙械斗和涉嫌拒不執(zhí)行判決罪被縣公安局傳訊帶走了20多人。當天上午10點左右，常正會、栗忠等人組織約300村民到縣檢察院示威，向檢察院提出讓公安局放人的要求，并對檢察院工作人員以及接到報警后趕來維持秩序的公安局民警與法院、司法局的干警進行起哄、謾罵、圍攻、撕扯和追打，甚至還將一名公安的衣服扒光，導致檢察機關正常工作無法進行，多名政法干警不同程度受傷。當天下午兩點，市公安局民警趕到現(xiàn)場后才制止了南村聚眾沖擊檢察院的騷亂。媒體對處理結果進行了報道：

鐘山縣人民法院對此進行了審理，一審認為被告人常正會、栗忠犯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和拒不執(zhí)行判決罪，數(shù)罪并罰，決定執(zhí)行有期徒刑八年；被告人石維引等八人犯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三年至一年六個月不等。上述十被告人不服，以主觀上沒有沖擊國家機關的故意、客觀上沒有實施沖擊國家機關的行為為由向賀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常正會等人聚眾沖擊國家機關，致使國家機關無法行使職權，嚴重影響國家機關工作秩序，造成嚴重損失，構成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上訴人常正會、栗忠主觀上有抗拒法院的終審判決執(zhí)行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在法院的終審判決下達后，強占確定為對方的山場，并組織村民與東村在爭議山場械斗，燒毀東村果樹，造成重大損失，拒不執(zhí)行法院終審判決的行為，且情節(jié)嚴重，構成拒不執(zhí)行判決罪。原判定罪準確，量刑適當，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針對南村給東村帶來的破壞以及拒不執(zhí)行法院判決的行為，05年縣檢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訴，法院判決南村械斗主使穆京周等六人因拒不執(zhí)行罪被判刑一到兩年，南村賠償東村損失。

3. 沒有結局的結果

東村與南村的斗爭并沒有因為判決結果產生而結束，反而進入了拉鋸式斗爭。在雙方第一回合較量中，東村主動向政府尋求幫助，采取了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策略。政府和法院對雙方的行為采取公平裁決，但無形中使南村的集體抗爭矛頭指向了自己，結果不但使自己變得非常狼狽，還受到了上級政府和社會輿論的壓力。東村與南村第二回合的較量是從南村再次“上訴喊冤”開始，政府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訓，試圖采取新的手段來化解矛盾。

南村對2005年法院判決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訴，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6年3月作出終審判決，維持一審對于穆京周等六人的刑事判決，但撤銷南村穆京周等人對于東村的民事賠償。這樣的判決是為了平衡南村的情緒，但是法律權威難以讓他們服從，南村在2007、2008年多次組織村民破壞東村果園，給東村帶來巨大經濟損失。

政府沒有對南村的破壞行為采取新的措施，一方面是因為各方意見不同，政府行動面臨著比較大的壓力，另一方面是南村一部分人已經受到了懲罰，新的強制措施只能引起南村更大的反抗。東村認為南村莊無理取鬧，給自己帶來這么大損失，政府卻沒有再追究，并且曖昧，于是開始上訪，把南村六年多的破壞舉動一一列出，寫成緊急報告送到政府各個部門，除此之外，還到市里和省會上訪。當事情沒有進展時，就組織村民到縣里找說法，面對群眾的壓力，政府部門一方面積極回應，說一定還東村公道，另一方面卻沒有實質性行動。

政府的平衡策略起到了作用，雖然南村在制造麻煩，但并沒有將矛頭指向政府，東村受了一些損失，但得到了政府的項目照顧，在維護權益時也沒有采取過激行為。東村在政府的平衡策略中不得不將委屈和怨恨克制下來，村莊精英發(fā)揮了很大作用，他們努力地維持著局面。如果南村的挑釁行為不斷加深，東村的克制能力達到極限，那么政府的平衡策略就很難再起作用。東村在上訪報告中也向政府發(fā)出了警告：“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波未平又生一波，我們是一忍再忍了，一旦天怒人怨，群情激奮極限沖破，后果將不堪設想。”這場長達六年的斗爭并沒有結束，在悄無聲息的醞釀著，一旦新的導火索出現(xiàn)，后果將很難預計。

三、集體行動的動員網絡與行動策略選擇

對于宗族村莊而言，基于地緣和血緣的認同，農民達成一致行動的能力相對較強，為了維護共同體的利益，村莊在集體行動中能夠依靠關系網進行有效、迅速的動員，并且選擇行動策略。

1. 集體行動的動員網絡

在宗族村莊的集體行動中，組織動員者是家族內威望較高、能力較強的權威人物，并且這類權威人物往往具有村組干部與家族領袖的雙重身份，不僅具有體制認可的治理者身份，能夠在村莊公共事務及對外交往中發(fā)揮重要作用，還能夠調動家族資源和人脈，權威人物在維護家族利益方面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于對共同體利益的認同，除了村莊的治理權威，積極分子、第三種力量以及普通群眾在維護集體利益方面都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村組干部在宗族村莊中往往兼具治理權威和道德權威的雙重色彩，在村莊公私事務中能夠發(fā)揮比較重大的作用，同時又是國家政權所認同的村莊治理者，承擔著上傳下達、組織協(xié)調等任務。宗族對于村莊治理有一定影響，東村馮姓居住在一、二、三組，余姓居住在四、五組，小組長都是家族內德高望重的人物，宗族對于村主任選舉影響比較微弱，馮姓、余姓都有擔任過村主任，并沒有出現(xiàn)不公平的現(xiàn)象，村民選擇時主要考慮的是公心，其次才是能力。從年齡結構上來看，東村權力結構呈現(xiàn)出“老人政治”的特征，老組長被村民認為有公心、威望、值得信任，具有一定的道德權威，他們在村莊中的紅白喜事、宗族事務上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在東村與南村的對抗以及和政府的互動中，東村的村組干部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他們引導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方向，協(xié)調著集體利益，賦予群眾的行動以合法性，控制著與南村的集體對抗，在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方針下爭取政府層面的支持。

表1東村主要村組干部

村莊內的積極分子對于公共事務也比較關心，他們并非“執(zhí)政者”，但是對于村莊生活的感情以及對于集體利益的關注，積極參與到村莊治理中。在關鍵時刻，積極分子總能表達一般農民不敢表達的想法，做一些村組干部無法出面做的事情，他們并不總是和村組干部意見相一致，有不同意見會直接表達。在東村和南村打官司的過程中，雙方的積極分子都出面組織幾百名農民到法院圍觀判決結果，壯大村莊聲勢，給政府施加壓力，這些是村組干部所不方便出面的行動。南村七十多歲李瓊老人做過中學校長，兒子在機關工作，在村里很有威望，積極在南村集體行動中出謀劃策。積極分子對于村莊利益以及榮譽面子的維護非常有決心，村組干部也非�？粗胤e極分子的意見，他們作為民情表達窗口，適時將民意傳達給村干部。在村莊村組干部和積極分子的雙重治理格局下，宗族村莊顯示出了較強的治理和動員能力。

第三種力量加入了東村和南村的抗爭，雖然比較隱蔽，但是發(fā)揮的作用卻非常關鍵，不僅影響著斗爭策略，還在一定程度上干預政府及法院的行為，從而使得斗爭過程顯得更加撲朔迷離。宗族村莊的第三種力量對村莊有著非常強的認同感，宗族和祭祖儀式又強化著這種認同，他們會將自己的錢財或者能夠聯(lián)系到的資源回饋給故鄉(xiāng)。東村和南村斗爭的背后是第三種人的較量，不過礙于他們的身份，表現(xiàn)得比較隱蔽。東村馮瑞龍是縣工商局領導，對村莊公共事務非常積極，村里建廟、修路、搞新農村建設都參與。與南村斗爭時他暗中給村干部支招、替村莊寫伸冤報告，動用人脈關系打聽事情在政府層面的處理情況，從而使村莊在行動時不至于盲目，東村在第一階段斗爭中能夠保持克制、理性，他的作用不能忽視。南村常敬坤姐姐是縣宣傳部領導，縣里關于事件的看法和決議都能傳到南村，在沖擊檢察院時常敬坤妻子被判刑，但是常敬坤卻沒有受到法律懲處。南村沖擊縣檢察院之后，還通過某種途徑向《大公報》遞交了一份“血淚陳情書”，給當?shù)卣�府帶來了很大輿論壓力�?/span>

在血緣和地緣雙重認同格局下，村莊之間對抗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村內人與村外人的整合機制使得集體行動動員力量形成了一張復雜的關系網，這張網以村組干部為核心，以積極分子為結點，以普通村民參與為基礎，以第三種力量加入為紐帶，為了維護共同利益，這張網在強有力的自組織動員之下連接著所有可以動員的資源，從而使集體行動爆發(fā)出巨大力量。對于宗族的認同使村莊保持了傳統(tǒng)的熟人社會，整個村莊都是一張巨大的熟人社會網絡，依靠這張巨大的熟人社會網絡，村莊集體行動有了更多的便利特征，信息傳播速度非�？�，村莊中任何“公共事件”都能很快通過熟人網絡傳遍村落，成為農民街頭巷議、家長里短的談資，在交談中人們通過交換意見，逐步形成對事件處理方式的認同，這種認同又會通過積極分子或者其他人傳給村組干部，從而影響事件的處理決策。

圖2 信息傳播與熟人社會網絡

信息傳播過程是雙向的，當村組干部想做出行動時，有時不是直接開會商量對策，而是先將消息放出風，讓村民們議論，通過農民的議論來觀察群眾反應，對政策可行性做出評估，這就降低了村組干部決策傷害農民而使自己威信掃地的風險。

2.  集體行動中自組織動員的策略選擇

中國土地產權的觀念形塑與村落的社會結構之間有著自洽的邏輯，它與家族的綿延性倫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有著密不可分的共通關系，祖業(yè)權是嵌入在以血緣為主要紐帶的鄉(xiāng)土社會之中。[]宗族村組因為祖業(yè)山林的械斗傳統(tǒng)使得村莊之間歷史積怨重重，為了解決矛盾，在不同時期農民選擇著不同的行動策略，但是其背后的動員機制卻保持著相對穩(wěn)定，村組干部、第三種力量、積極分子能夠有效引導集體行動的方向，選擇行動策略，控制事態(tài)發(fā)展。

（1 ）暴力抗爭

歷史上村莊間械斗是解決村落矛盾的一個手段，雙方的積怨通過斗爭來消解或者達到短暫的緩和，械斗是村莊力量的展示，失敗者也不會從此甘愿認輸，而是將仇恨積累，等待新的時機爆發(fā)。血緣和地緣認同可以很好地整合村莊內宗族力量，結成一致對外的強力。暴力抗爭在解決問題時容易造起很大的聲勢，但也容易激化矛盾。依靠暴力來解決矛盾的傳統(tǒng)使村莊在斗爭中形成了豐富的經驗，組織動員能力非常強，對于外界壓迫的反應能力很快，就像南村，當政府判決不利于村莊時，就通過傳統(tǒng)的暴力形式來解決矛盾：召開會議——通過械斗決議——組織青年團練——購買煙花彈——向東村發(fā)起戰(zhàn)書——實施決戰(zhàn)，整個流程用了不到十天，當政府傳訊帶走一些村民時，南村在第二天就組織村民沖擊檢察院。

（2 ）依法抗爭

村莊之間的直接對抗不僅會使雙方損失慘重，而且也解決不了問題，喪失解決問題的合法性。從一開始，東村村組干部都積極避免與南村直接對抗，將政府納入到糾紛解決的環(huán)節(jié)中，村莊在斗爭過程中按照事件發(fā)展態(tài)勢都有關鍵性的策略選擇，如東村在第一階段依法行動，第二階段采用群體壓力策略。東村從出現(xiàn)糾紛起就開始向政府尋求幫助，配合相關部門調查，爭取在事件處理中處于正當性和合法性位置。政府調查、調解以及法院判決都堅持了依法處理的原則。然而作為沖突另一方，南村先是暴力毀壞東村果園，后是拒不執(zhí)行法院判決，再到向東村約戰(zhàn)、沖擊檢察機關，南村的舉動在事實層面都是暴力行為，挑戰(zhàn)法律和國家機關的權威，不僅在行動上失去了合法性和正當性，還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3） 群體壓力

06年市中院的終審判決開啟了三方斗爭策略轉變的機關，法院在判決中給南村開了口子，免去了民事賠償，南村頑強反抗、沖擊檢察機關的抗爭行為讓政府及法院受到了很大壓力，法理上的公平不再是考慮的唯一因素，對于穩(wěn)定性的側重使其做出了應對策略的調整。對于東村而言，判決明顯不公平，但村組干部經過權衡之后也只能接受這種不公平，南村的集體抗爭讓政府和法院不得不產生顧慮，與此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不能直接與政府對抗，可以通過施加壓力來獲得空間，因此將斗爭矛頭再次指向了東村，通過搞破壞來迫使東村讓步。東村對此怨氣很大，南村撕破臉皮和政府對抗最后獲得寬容使他們認識到政府對于群體壓力的忌憚，就組織村民上訪來獲得更高層面支持，但這些在政府看來，都沒有達到雙方激烈對抗的程度，事情本身就保持在了可控的范圍。因此對于東村的行動，政府口頭上表示支持，但也沒有追究南村責任。

圖3 東村、南村與政府互動博弈策略轉變圖

（4 ）輿論壓力

南村第一階段失利使他們意識到傳統(tǒng)的暴力抗爭手段無法解決問題，在斗爭形勢中把握到了政府的軟肋——維穩(wěn)壓力，于是就使用“弱者武器”，對自身的形象進行包裝后轉向媒體求助，利用媒體來博取同情，調動輿論壓力向政府施壓，從而達到扭轉局面的效果。南村利用本村人脈向香港《大公報》送去了一份“血淚控訴書”，《大公報》根據(jù)南村的陳情書報道了這一事件，《聯(lián)合早報》以“為土地上訪反被捕 廣西村民血淚上訴”為題轉發(fā)了這則新聞：

中國廣西F縣南村村民，因為不服法院有關一宗土地案的判決而集體上訪申冤，結果有112人被當?shù)鼐�方拘捕�?7人被縣法院初審判刑、十人被判勞動教養(yǎng)、八十多人被羈押后交保候審。村民強烈不服再提上訴，近日將由賀州中級法院二審，全案引起中國政法部門高層重視。據(jù)香港《大公報》消息，今年1月，南村七十多名村民寄給該報一份按了手印的“血淚控訴書”，反映該村因為土地糾紛控告縣政府，卻導致一百多名村民被拘留，部分人被判刑或勞教的問題。報道稱，這件事的起因是南村村民和鄰村發(fā)生土地糾紛，F(xiàn)縣法院把該村祖墳地判給鄰村種果樹，村民不服判決，控告縣政府。結果去年1月7日凌晨4時左右，數(shù)百名警員分坐幾十輛警車，帶著警犬，到該村拘捕了28人。當天被捕村民的家屬和親友兩百多人，去縣城檢察院集體上訪申冤，發(fā)生拉扯，警方再拘捕八十多人。報道指出，南村先后總共有112名村民被拘捕，17人被縣法院以‘不執(zhí)行法院判決和沖擊國家機關罪’判刑，最重的刑期八年。另有十人被判勞教一到兩年；其它82人交保候審，保釋費最低人民幣兩千元，最高八千元，全村82人交的保釋費，總計高達43.16萬元。南村的一位老人表示，全村只有八百多人，有三百多人在外打工，一百多村民被抓后，很多人逃走，全村基本成為空村。村民經濟本來不富裕，要花這么多錢贖人，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報道表示，這個案子一審判決后，村民不服提出上訴。賀州中級法院原定1月18日二審，但隨后改期，預計近日將開庭理。此案已經引起中國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及最高檢察院和公安部的重視，已組成調查組赴廣西調查。

通過報道可以發(fā)現(xiàn)，南村的弱者形象包裝非常有技巧：一是村民聯(lián)名向《大公報》寄送“血淚控訴書”，利用傳統(tǒng)民間冤案的申訴手法向香港媒體尋求幫助，將政府置于冤案制造者的位置，更加凸顯自己的弱者形象，一強一弱對比鮮明；二是控訴對象直指政府，而非沖突另一方，將民間矛盾轉化為官民矛盾，從而制造公眾話題，擴大輿論效應；三是有選擇地陳述并放大事實，混淆視聽，地方政府帶走南村村民是因為拒不執(zhí)行法院判決、妄圖挑起械斗，而選擇在夜間行動是避免群眾對抗與阻撓，南村血淚控訴書只陳述部分事實，卻不陳述事件始末；四是刻意擴大事件影響及結果，營造冤案氛圍，沖擊檢察院行為被語言修飾為“集體上訪申冤，發(fā)生拉扯”，聳人聽聞地將事件結果夸大為導致村莊成為空心村。南村的“弱者武器”起到了扭轉局面的效果，這種弱者建構的成功秘訣在于將民間矛盾轉化為官民矛盾，從而迎合公眾的情感傾向，使地方政府受到了中央高層的壓力，轉變應對策略。東村在斗爭過程中也使用了弱者的建構策略，但是他們利用輿論壓力控訴的是南村的暴力行為以及政府缺位，沒有直接將矛頭指向政府，更沒有將民間矛盾上升為官民矛盾，所以輿論效果一般。

四、結論與啟示

在血緣和地緣雙重認同的宗族村莊，共同體之間對抗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村內人與村外人的整合機制使得農民集體行動的動員力量形成復雜的關系網絡，以村組干部為核心，以積極分子為結點，以普通村民參與為基礎，以第三種力量加入為紐帶，為了維護共同體利益，形成并引導著農民的集體行動，不斷調適著有利于共同體的行動策略，在強有力的自組織動員之下連接著所有可以動員的資源，從而使集體行動爆發(fā)出巨大力量：動員機制便捷、信息傳播迅速、外力難以分化、精英掌控能力強、并且集體行動可長期性。

從斗爭焦點上來看，村莊之間的集體抗爭大都是因為共同體的利益，矛盾雙方的訴求本質上在于尋求一種解決問題的途徑，期待政府能夠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裁決。但是當?shù)胤叫砸?guī)范，如祖業(yè)觀念等與法律發(fā)生矛盾時，即使公正的裁決也是難以讓矛盾一方接受，必然導致斗爭矛頭指向政府，使政府被迫卷入沖突之中。維穩(wěn)壓力又將政府的軟肋展現(xiàn)給沖突者，使得沖突者能夠以此來脅迫政府，從而爭取對自身有利的裁決。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中大多數(shù)糾紛都將政府作為了一個施加壓力的對象，自組織的農民集體行動目標在于維護群體利益，對于政府施壓只是他們達到目標的一種手段，不存在農民維權組織正在走向政治化道路，但是農民之間的糾紛卻存在著被利用的傾向，境外勢力常借此大做文章。

對于政府來講，村莊之間抗爭要理性對待，找出問題根源，加強社會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水平要注重兩對矛盾的處理：一是法律規(guī)范與地方性規(guī)范之間的矛盾，制度設計和法律規(guī)范要考慮到地方性傳統(tǒng)和農民認同，不能統(tǒng)得過死，要在兩者之間尋找恰當?shù)闹贫瓤臻g。二是依法治理和維穩(wěn)治理之間的矛盾，地方治理中為了保持安定團結的維穩(wěn)任務，給地方官員帶來了巨大壓力，為了解決社會沖突政府往往在事件處理中搞妥協(xié)或者平衡，正如楊華所講政府作為第三方對社會沖突各方進行調解時，為盡快化解沖突而對沖突方作出補償，是農村社會沖突管理中的常見現(xiàn)象，[]客觀上滋生了農民將事情鬧大從而獲得更多利益的思想，從而使治理變得困難，影響了沖突處理的法制性和公平性。因此，首先要轉變以往的危機處理方式，認識到沖突和矛盾是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的正常現(xiàn)象，不能一味采取平衡治理的手段和方法，要轉變以往用各種資源來擺平沖突的兜底思維，避免成為農民雙方沖突中被利用的棋子；其次要建立動態(tài)的維穩(wěn)機制，提高應急反應能力，及時轉變危機中的應對策略，注重沖突中的信息反饋，避免小事變大，大事擴散、蔓延；最后要發(fā)揮輿論引導作用，而不是讓輿論引導決策，避免虛假信息捷足先登導致的政府被動、形象受損、決策轉變的后果。對于在自然村認同基礎上形成的自組織動員集體行動要慎重對待，切忌將矛盾上升，穩(wěn)妥的將問題解決在基層，更要警惕其他勢力對于農民集體行動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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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在于《南京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Mobiliz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of Peasants Collective Action：On the Investigation to the Clan Villages in Northern Guangxi

LIU Chengliang

Abstract：Peasant collective action in clan-type region showed a very strong organization，this strong organization is based on farmers' blood and geopoliticalidentity ,which is linked by emotional and common interests, thus forming a self-organizing system,the peasants collective action relied on the village self-organization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sis.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peasants collective action , this paper sets the research field in a village of the south China,where the sense of geographical and blood identification are very strong,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by the case of deep trace and the interaction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to grasp the complexity of the event changes.Self-organizing mobilization under the leading of village cadres , the involvement of activists and the third force in the villages ,and peasants in the public's participation form and guide peasants collective action. As the government of controller should be cautious to deal with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peasants’ self-organization, avoiding that tensions rise by all means,not only to Safely solve problem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but also to be more vigilant against other forc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action.

Key Words：Clansman,Collective action,Social networks ,Self-organizing mobilization，

Mobilization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