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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凡經(jīng)歷過“文革”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羅思鼎”這個筆名的，以此署名的文章在當時影響遍及全國，故有“北有梁效，南有羅思鼎”之稱�！傲_思鼎”的成員都出自復旦大學歷史系，因此我在1978年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習后，不僅耳聞關于“羅思鼎”的人與事，并且“羅思鼎”成員中的朱維錚還給我們那一屆授課，成了我們的老師。我們那一屆都經(jīng)歷了“文革”，都讀過“羅思鼎”的文章，因此也知道“羅思鼎”的主要人物是朱永嘉，但那時候我們是不可能在復旦校園里見到他的。

朱永嘉生于1931年，上海解放前他在讀高中時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積極投身革命活動。1950年他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習，但只讀了兩年大學，就因為學校需要干部，讓他提前畢業(yè)當了專職的政工干部，擔任過新聞系、物理系的黨支部書記。做了四年黨務工作后，他回到歷史系，開始從事業(yè)務工作，跟隨歷史系老教授陳守實學習明史，漸漸地嶄露頭角，不到三十歲就評為講師，同時還擔任著系黨總支委員，是一個又紅又專的青年教師。1962年毛澤東強調要狠抓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階級斗爭，作為在1949年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朱永嘉聽黨的話積極投身其中。他與歷史系幾個跟他歲數(shù)差不多的教師自發(fā)組織了一個寫作集體，取名“羅思鼎”，以呼應當時向雷鋒學習做黨的螺絲釘?shù)奶栒�，顯示出青年知識分子走又紅又專道路、做革命螺絲釘?shù)臎Q心。①1964年，“羅思鼎”小組被整體借調到華東局內(nèi)刊編輯部，最初是寫與中蘇論戰(zhàn)有關的歷史論文，反駁蘇聯(lián)學者齊赫文斯基有關中國古代疆域以長城為界的論調，此后也寫其他歷史文章，如關于李秀成自首變節(jié)問題的《大節(jié)、氣節(jié)、晚節(jié)》�！傲_思鼎”成為上海市委的寫作班子后，朱永嘉由一名單純教書做學術研究的高校教師轉而成為聽黨指揮的筆桿子，他的人生道路從此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65年，朱永嘉以明史專家的身份協(xié)助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毛澤東發(fā)起“文化大革命”立下一功。“文革”開始后，他又與徐景賢等一起造反，成立“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lián)絡站”（簡稱“機聯(lián)站”），被稱為“后院起火，心臟爆炸”，是沖垮上海市委的關鍵一擊�！拔母铩逼陂g，朱永嘉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主管寫作組，創(chuàng)辦《朝霞》、《學習與批判》、《自然辯證法》等刊物，實際上是上海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主管。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在中南海懷仁堂被抓，作為張春橋勢力根基的上海一時陷于慌亂之中，但是朱永嘉卻提出要把上海的民兵拉出來，打它一個禮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樣。朱永嘉出身文人，從未參與軍事，此時提出此議，完全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因為這一舉動，朱永嘉因參與武裝叛亂被判刑十四年。因此，我們1978年進大學讀書當然不可能見到他了。

一直到這個世紀初我才有緣與朱永嘉先生相識。那時我自己的研究領域還在民國外交史，卻有點不知深淺地在復旦給本科生開設了“文化大革命”史的課程，當然這是因為心里想著要將此作為自己以后新的研究方向，因此便不時登門找朱永嘉先生聊些“文革”舊事，他也很有興趣地來到我的課堂上聽我這個后輩講他當年親身經(jīng)歷的事情。這樣接觸了一段時間后，逐漸得到了朱永嘉先生的認可和信任，最終他同意由我來對他的“文革”經(jīng)歷做口述訪談，而在此之前他對那段往事是閉口不談的。這樣，從2004年開始，朱永嘉先生前后作了長達幾十個小時的口述，我則幫助朱先生搜集相關資料及整理口述初稿，朱先生再在初稿上進行修改。我當時的研究生鄧杰也參與其事，幫助搜集資料并整理文稿。我們一起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朱永嘉先生從1965年“文革”前夕到1968年初近四年時間的口述回憶，有二十多萬字。此后，由于朱永嘉先生手頭有著述和講課的事情，而我也忙于各種雜務，接下來的口述就擱置下來了。而已完成初稿的口述回憶也一直沒有完整地公開問世，只有部分內(nèi)容發(fā)表在《炎黃春秋》等刊物上。

近些年“文革”親歷者的回憶錄已出版了不少，其中有在“文革”期間聲名顯赫、權傾一時的如聶元梓、吳法憲、徐景賢這樣的人物。朱永嘉雖沒有這些人那樣顯赫，但他的“文革”經(jīng)歷卻十分獨特�！拔母铩笔且砸ξ脑�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拉開序幕的，而以1976年10月初“四人幫”在懷仁堂被抓以告結束。1965年姚文元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朱永嘉是“羅思鼎”的負責人，作為明史專家自始至終參與其事。而到1976年10月，他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常委，是上�！拔溲b叛亂事件”的積極參與者，可以說，“文革”的大幕拉開和落下時，舞臺上都有朱永嘉的身影。

由于朱永嘉在“文革”中的特殊經(jīng)歷，他的口述回憶自然有其獨特的價值。作為一名整理者，筆者對這一口述的特點略做介紹，并評析其史料價值。

二

從親歷者的角度講述“文革”初期上海的一些重要事件，是朱永嘉“文革”口述回憶錄最顯著的特點，也是其最重要的價值�！拔母铩鼻跋�，朱永嘉是上海市委寫作班歷史組即“羅思鼎”的組長。因為這一身份，姚文元接受任務開始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就來找他幫忙，要他提供明史中關于海瑞的資料。朱永嘉當時才三十出頭，按今日的說法還是一個青年學者，但對明史研究已有很深的鉆研。1963年冬，吳晗為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一事來上海開會，朱永嘉與譚其驤一起參加了會議。會議期間，他有時間當面向吳晗談自己的研究心得。那時他的研究重點在明朝后期與明清之際，他就談了他對明末的社會問題和階級關系的變化、明王朝覆亡的原因等問題的看法，這些看法深得吳晗的贊賞，以至于吳晗向譚其驤提出要收他為學生。但朱永嘉此時已拜陳守實為老師，感到轉而去拜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為老師是不合適的，此事于是作罷。我們可以看到朱永嘉雖要努力做一顆又紅又專的螺絲釘，但骨子里仍有傳統(tǒng)文人的氣息。姚文元最初找朱永嘉時并沒說明要批吳晗，只是要他提供有關海瑞的資料，因此他提供的第一份資料就是吳晗編的《海瑞集》，當然是作為正面資料提供的。朱永嘉是在看到姚文元文章的第八稿時才知道要批吳晗，他在回憶時說那時已無話可說，更不要說給吳晗打招呼了。朱永嘉此時是共產(chǎn)黨員，按共產(chǎn)黨員的黨性來說，他對這一批判不會有任何猶豫或懷疑，因為他把這看成是黨交辦的光榮任務。而吳晗至死也不知道姚文元這篇置他于死地的文章背后有他所欣賞的研究明史的年輕人朱永嘉。歷史竟如此捉弄人！

關于《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準備，通行的說法是江青一伙背著除了柯慶施和張春橋的上海市委進行的。②陳丕顯在他的回憶錄中雖透露在柯慶施去世后他已獲悉此事，但僅僅是充當了傳遞稿子的“信使”而已。但朱永嘉在回憶中卻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細節(jié)。1965年11月上旬，即《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定稿后正式發(fā)表前幾天，上海市委書記處專門為這篇文章開過一次會，參加者有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兩個文教書記張春橋和楊西光，朱永嘉作為文章的參與者與姚文元一起與會。陳丕顯在會上要張春橋好好抓這件事，還說抓好了是有功勞的。曹荻秋則對文章中的具體細節(jié)提過一些意見。11月10日，姚文元文章發(fā)表當天早晨，姚文元還在睡覺，陳丕顯就給姚文元打電話，祝賀他文章發(fā)表了。朱永嘉提供的這一歷史細節(jié)將使歷史學家重新考慮有關姚文元一文發(fā)表的歷史敘述，也使人們得以換一個視角去認識上海市委在批《海瑞罷官》中的角色。朱永嘉還回憶到，姚文元的文章發(fā)表前張春橋想到要給鄧拓打個招呼。因為張與鄧在晉察冀邊區(qū)時在《晉察冀日報》共過事，鄧拓是報紙的主編，張春橋是理論部主任，算是上下級和老朋友。只是張春橋電話打到北京時，鄧拓不在辦公室，這個招呼沒有打上。否則的話，姚文元的文章發(fā)表后，北京與上海間的互動是否會是另一種局面呢？“文革”的開場戲將如何演下去呢？

朱永嘉是在不明底細的情況下參與批《海瑞罷官》的，到了1966年4月姚文元要寫文章批判包括吳晗在內(nèi)的所謂“三家村”（另兩位是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和北京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廖沫沙）時，來問朱永嘉對鄧拓的文章怎么看。這時朱永嘉以及“羅思鼎”已經(jīng)圍繞《海瑞罷官》寫過好幾篇批判文章了，對這場批判的政治含義已經(jīng)明了，因此他告訴姚文元鄧拓的文章應該注意《燕山夜話》，并將一套《燕山夜話》給姚文元送去。姚文元就是靠這套《燕山夜話》以及《三家村札記》寫出《評“三家村”》這篇文章的。半年多前，朱永嘉的角色還類似一個學術助理，只負責提供歷史資料，此時卻不僅提供資料，還就如何寫批判文章出主意，很快地完成了角色轉化，在革命的大機器中一顆小小的螺絲釘總是順應著整部機器的運轉。

上海的“文革”與其他地方的“文革”相比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從最初的造反開始，一部分機關干部與知識分子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而朱永嘉就是其中一員。搖筆桿子的知識分子怎么會成為叱咤風云的造反派的？他們?yōu)槭裁匆�造反？又是怎樣起來造反的？這是“文革”史中十分重要的問題。朱永嘉的口述回憶提供了具體而鮮活的個案。朱永嘉雖然很早就投入寫批判吳晗的文章，但當1966年6月北京大學“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發(fā)表后“文革”運動開始席卷大學校園時，他卻充當了“保皇”的角色，說復旦大學黨委是緊跟上海市委的，而上海市委是緊跟中央的，說了不少復旦黨委的好話，勸阻學生不要把斗爭矛頭對準學校黨委。稍后他又受上海市委派遣以《文匯報》記者的身份到北京去搜集運動動態(tài)，及時向市委通報，供市委指導上海的運動。在北京期間，他見到了張春橋。張春橋知道他來北京的目的后，很不以為然地說這件事有什么意義啊，應該走到群眾中去，支持群眾的革命造反。朱永嘉聽得很明白，這是鼓勵他起來造反，而不要再為上海市委做事了。恰在此時，復旦的紅衛(wèi)兵揪朱永嘉回校園，批斗他在運動初期保學校黨委的言論。朱永嘉回到復旦后被連續(xù)批斗了三天。紅衛(wèi)兵的壓力和張春橋的鼓勵，使他在復旦校園內(nèi)貼出了他的第一張大字報《我要造反》，從而站到了造反派一邊。朱永嘉的造反，既是逼上梁山，又是奉旨造反，受到來自上下兩個方面的推動。

朱永嘉的口述回憶還描述了他周圍的知識分子和機關干部從彷徨、猶豫到揭竿而起造反的過程，包括不同人的不同表現(xiàn)，其中既有徐景賢的前思后量、反復考慮，也有王知常的心急火燎、直截了當，以及郭仁杰的搶先一步、唯恐落后。他特別詳盡地回憶了1966年12月13日這一天，因為這一天對于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和機關干部來說很重要。頭一天晚上，徐景賢與姚文元通了電話，姚要他別再關門寫文章了，要到造反第一線去。于是12月13日那天徐景賢就來到復旦大學，當時復旦黨委已被紅衛(wèi)兵沖垮了，徐景賢因此稱復旦是“解放區(qū)”。在復旦大學“大好形勢”的激勵下，徐景賢當晚召集市委寫作班開會討論，一時還下不了決心的他又經(jīng)過一個晚上的考慮，第二天早上見到朱永嘉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想來想去，市委對我也沒有什么呀。于是下決心起來造反，領頭成立了“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lián)絡站”。毛澤東當時認為上海的“文革”很有希望，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上海的“機關干部起來了”。徐景賢起來造反，有形勢所逼，也有上頭的旨意，但與朱永嘉相比，他還多了點個人得失的考慮。革命浪潮席卷而來之時，個人沒有多少能夠選擇的空間，但每個人起來造反的動因還是有很大差異的。有革命理想主義的感召，有大勢所趨的裹挾，有上頭領導的鼓勵，有個人得失的權衡，由此產(chǎn)生了形形色色的造反派。朱永嘉的這些口述回憶對我們認識知識分子起來造反的多面性和復雜性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肯定會成為人們研究“文革”時期知識分子的珍貴資料。

與檔案等文字史料相比，口述史料的一個獨特價值在于它能提供文字史料所沒有的歷史細節(jié)，從而展現(xiàn)歷史的豐富和復雜性，也增加人們對歷史的感悟和理解。作為一個“文革”親歷者，朱永嘉在他的口述中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細節(jié)。例如1966年1月8日上海各造反組織反對經(jīng)濟主義的《緊急通告》，朱永嘉是具體的執(zhí)筆者�！毒o急通告》的第七條是針對搶占房屋的。因為朱永嘉的父親是資本家，當時房子被搶占，父母親一起被掃地出門，寄居在親戚家，弄得正在造反的他焦頭爛額。有感于此，他在起草文件時寫上了“所有公房及沒收的資本家房屋都是全民所有制財產(chǎn)，運動后期由國家統(tǒng)一安排，不準任何人強占公房”。個人經(jīng)歷就這么匯入了歷史大潮流中。而將朱永嘉關于這部分的回憶與陳丕顯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我們對陳丕顯在起草《緊急通告》時的表現(xiàn)及其心態(tài)會有更深入的理解�！毒o急通告》發(fā)表第二天，陳丕顯向王洪文表示，希望搬到國棉十七廠與工人造反派聯(lián)合辦公，這表明這時候的陳丕顯很想站到造反派一邊了，但是這一請求被王洪文拒絕了。

1967年1月，整個上海陷入革命造反浪潮之中，一度面臨著停電、停水、停交通的困境。于是鐵路、海港等相關局的造反派聯(lián)合組成“抓革命促生產(chǎn)火線指揮部”，著手恢復正常的生產(chǎn)秩序。朱永嘉自始至終參加了“火線指揮部”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張春橋知道后稱贊他“搞學問搞寫作的人，能夠搞政治，抓火線指揮部，真不錯呀”。在這期間，他親身經(jīng)歷了“紅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紅革會”炮打張春橋和處置“上海工人支農(nóng)回滬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支農(nóng)司”）這些事，還被“支農(nóng)司”抓去作為人質扣押了一個晚上。他的相關口述回憶提供了“火線指揮部”的運作情況。

上海的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成為全國的樣板。但奪權后不久，造反派內(nèi)部的矛盾開始凸現(xiàn)。先是在全市性奪權過程中沒有獲得利益又相對規(guī)模小些的造反組織如“紅三司”、“上三司”等與幾個大造反組織產(chǎn)生了矛盾，接著幾個大的造反組織如“紅革會”與“工總司”以及“工總司”與“二兵團”之間也產(chǎn)生了矛盾。“一月革命”期間，朱永嘉與這些大大小小的造反組織及其頭頭都有接觸，對于這些造反組織之間的沖突他雖未全部參與其間，卻是一個知情者，因此在口述回憶中對這些矛盾和沖突的來龍去脈交待得十分清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對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內(nèi)矛盾的敘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一、第二把手分別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但他們兩人不常在上海。這樣，徐景賢因能與張春橋、姚文元直線聯(lián)系而有了發(fā)號施令權，所以被稱為徐老三。而王洪文為司令的“工總司”認為自己是上海最大的造反組織，在打倒上海市委的奪權斗爭中立了頭功，但在新的權力機構中王洪文卻排在徐景賢后面，按傳閱文件的次序排在第七位，因此王洪文的小兄弟們稱他是王小七，這表達了他們的不滿，而他們的不滿都朝向徐景賢。徐景賢與王洪文間的矛盾實質上就是機關干部造反派與工人造反派間的矛盾，作為機關干部造反派一員的朱永嘉對這一矛盾是十分了解其內(nèi)情的，他不僅敘述其經(jīng)過，更講了張春橋在調解兩派時的傾向及做法。在“文革”史的研究中，人們關注的重點常在造反派的“造反”和造反派與保守派間的矛盾，而對造反派內(nèi)部的矛盾和沖突，往往未能給以足夠的重視。朱永嘉的口述回憶提示我們，一旦涉及權力分配等利益關系，原先一起造反的各派組織就會產(chǎn)生各種矛盾，這正是1967年各地奪權斗爭后派系斗爭日趨激烈的原因所在。

三

“文革”前朱永嘉協(xié)助姚文元撰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而“羅思鼎”所在的市委寫作班在1965年后也在上海市委文教書記張春橋的直接領導下，這是朱永嘉與張春橋和姚文元交往的開始。1967年1月張春橋和姚文元回上海后，“機聯(lián)站”成為張、姚實際上的秘書班子，朱永嘉與他們的關系更貼近了。因此，在朱永嘉的口述回憶中，有不少“文革”初期張、姚在上海活動和言論的敘述，并夾雜著他個人對他們的觀察和評論，這是他這部口述回憶中十分重要的內(nèi)容，也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值。

“文革”中，張春橋與陳丕顯分別是上海代表所謂的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頭面人物，一對冤家對頭。其實，“文革”開始前，作為第一書記的陳丕顯與負責文教的市委書記張春橋的關系并不算壞。朱永嘉認為，他們兩人的關系發(fā)生變化是在張進入中央文革小組之后。張春橋站在中央文革小組的角度說話辦事，而陳丕顯按照傳統(tǒng)的政治文化，認為一個山頭出去的應該互相照應，況且張又是自己班子里的書記，應該在政治敏感時期給自己多通些消息。但張春橋的口風比較緊，陳丕顯便有了牢騷，對張不滿了。而兩人關系的破裂是在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時。當時張春橋沒有與上海市委商量就以中央文革小組代表的身份同意了上海工人的要求，這引起了陳丕顯的極大不滿，但張春橋的舉動事后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這樣張春橋就有本錢與整個上海市委對立了，由此與陳丕顯有了解不開的死結。

因為關系貼近，朱永嘉對張春橋有許多近距離的觀察，這些觀察有助于我們對張春橋這個“文革”重要人物的理解。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原本是被視為�；逝傻纳虾９と顺嘈l(wèi)隊力圖證明自己也是革命群眾組織的一次行動。就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附近辦公的朱永嘉當時認為這不過是保皇派赤衛(wèi)隊與上海市委之間的內(nèi)斗，作為造反派樂得坐山觀虎斗。這也是當時大多數(shù)造反派的態(tài)度。但是張春橋卻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認為一旦赤衛(wèi)隊占據(jù)上風，上海革命造反的勝利成果就要被赤衛(wèi)隊搶走，于是從北京遙控指揮造反派對赤衛(wèi)隊進行圍剿，這就有了“康平路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工總司二兵團”的耿金章為張春橋立下了戰(zhàn)功。但到1967年2月初籌備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時，耿金章及其“二兵團”卻被排擠在籌委會之外，權力分配導致了矛盾。耿金章便召集也遭到排擠的三十多個造反組織另外拉起山頭唱對臺戲，急得張春橋連夜找耿金章談話，好言相勸其不要另立山頭，并安排耿在“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會上坐到主席臺上，總算沒有影響“上海人民公社”按時成立。但張春橋對耿金章的攪局是記在心里的，因此“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大局一穩(wěn)定，耿金章就被王洪文送進了公安局。待“二兵團”樹倒猢猻散后，張春橋為顯示他的大度，又將耿金章放出來，安排一個“市革委會”委員的虛職。朱永嘉的這些敘述充分顯示了張春橋的政治權謀。

在朱永嘉看來，張春橋雖然精于權謀，卻缺少寬廣的政治胸懷，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弱點。在評析張春橋與陳丕顯的關系時，朱永嘉認為，在“安亭事件”中與陳丕顯矛盾激化后，張春橋就將陳往死里整。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他生日那天，稱贊上海造反派打倒上海市委的四句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認為對干部有區(qū)別，有策略，還說“對陳丕顯可以燒一燒，但不要燒焦了”，但張春橋和姚文元卻沒有將后一句話傳達給上海的造反派。朱永嘉分析道：“從這個問題上也可以看到張的氣量還不夠寬廣。要成為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度量可不能太小��！特別是在勝利的時候，沒有寬容的態(tài)度是成不了大氣候的。張春橋不善于利用每一次取得優(yōu)勢的時機去爭取更多的人，去化敵為友——不僅在群眾這一層、而且在上層和廣大的干部化敵為友。”上海1月8日的《緊急通告》是陳丕顯簽發(fā)的，他也參加了那天造反派討論通告的會議，而張春橋當時并沒有參與其事。但當《緊急通告》得到毛澤東的贊賞后，張春橋卻刻意將《緊急通告》與陳丕顯切割開來。他知道朱永嘉參加了起草，就當著他的面說：“陳丕顯打電話給何秀文，說這幾天他搞了一個《緊急通告》，這不是笑話嗎？怎么是陳丕顯搞了一個《緊急通告》呢？”朱永嘉當然明白張春橋的意思是要堵他的口，從此他在張的面前絕口不提起草《緊急通告》一事，他明白在權力歸屬問題上張是容不得陳的。

張春橋留給世人的印象是精于權謀、下手狠辣，朱永嘉上述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但朱永嘉的回憶還展現(xiàn)了張春橋的另一面。如前所述，在姚文元批吳晗的文章發(fā)表前，張春橋想到給以前的上司、此時擔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鄧拓打個招呼，這一做法在政治上不僅僅是不正確的，而且是嚴重錯誤的，但顯示了張不為人知的看重舊誼的一面。

朱永嘉對姚文元的回憶更日�；�些，也許這與后者在同他的交往中更隨和有關。在朱永嘉看來，姚文元生活簡樸，穿著隨便，對寫作班成員的態(tài)度始終如一，即使后來到了中央也沒有變得盛氣凌人。在朱永嘉的印象中，姚文元始終正經(jīng)而嚴肅，他與姚前后相處十年，見面時姚從沒有一句玩笑話，除了公事以外也從未談過一件私事。

姚文元寫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是江青通過上海市委安排的，而在這之前江青找過李希凡寫這篇文章。姚文元與李希凡都是在50年代引起毛澤東關注的，李希凡是因為批俞平伯關于《紅樓夢》研究的文章，姚文元則是因為反右時寫了《錄以備考——讀報偶感》。因此朱永嘉將姚、李兩人作了比較，認為李希凡是靠學術起家的，而姚文元則是靠政治批判起家的，政治敏感性要高于李希凡，所以在批判《海瑞罷官》時姚文元跟上了，李希凡就跟不上。姚文元寫文章完全按上面的意圖，自覺地做黨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尖兵”，到處挑刺整人，因此被稱為“棍子”。朱永嘉認為，就為人和品行而言，姚文元很像歷史上的酷吏，是毛澤東在政治思想戰(zhàn)線上善于深文周納的刀筆吏。但與張春橋相比，姚就單純些，書生氣重些。由于與張、姚的特殊關系，朱永嘉這些評論的價值是不言自明的。

此外，朱永嘉在口述回憶中還提到了陳丕顯、徐景賢、王洪文等人，他對這些人的觀察和評論同樣值得關注。

四

朱永嘉是一名“文革”親歷者，也是一名歷史學家。由于這一緣故，在回首往事時，他并不滿足于僅僅敘述自己的經(jīng)歷，而是同時將自己所經(jīng)歷的事件作為一段歷史來進行思考和分析。就如他自己所說：“我在敘述我所經(jīng)歷的事情時，不得不增加些背景介紹，也作些自己的分析，以使事情的來龍去脈更為清晰，也讓后人更能理解這些事情。這些背景介紹對專家來說是多余的，但我的一些思索也可供他們參考，算是為這一段歷史的研究多提供一個視角�！币虼�，這本口述回憶便有了不同于同類回憶錄的一個特點，即夾敘夾議，在口述自己經(jīng)歷時有口述者自己的分析和議論。在我看來，朱永嘉雖是歷史學家，但他的這些分析和議論，并不能完全視為歷史學家純學理的分析，但因為有親歷者的經(jīng)歷，便顯現(xiàn)其知人論世的智慧。

朱永嘉當年雖處于“文革”大潮的旋渦之中，但畢竟權位還不高，對不少事情的前因后果并不是完全清楚的。多少年之后，因為可以讀到一些已刊布的相關文獻，他才感到可以對自己親歷的一些事情有一較全面的理解。于是，在口述過程中，他常常會從一個“文革”過來人變?yōu)橐粋�歷史研究者，去探討、分析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這也是一種職業(yè)習慣吧�！拔母铩背跗�，朱永嘉還只是知識分子造反派中的一員，雖很接近張春橋和姚文元，但對北京的情況不甚了了，更不用說毛澤東的決策了。但在口述回憶中，他用了不少篇幅談毛澤東。他認為，毛是“文革”的主角，許多事情如果離開毛是講不清楚的，而上海發(fā)生的事件也必須放到全國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其意義。

例如，在談到1967年1月初“赤衛(wèi)隊”被造反派強行打壓后上海面臨“三�！钡木置鏁r，他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并結合近些年所閱讀的文獻，試圖剖析毛澤東當時對上海所采取的對策及其對上海局勢發(fā)展的影響。他認為，毛澤東做重要政治決策時，總會考慮許多對策，有幾手準備。對當時上海的局勢，毛澤東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寄希望于陳丕顯，希望陳出來處理亂局。因此才有1967年元旦凌晨周恩來給陳丕顯打電話，代表中央要他出來工作。但毛澤東也做了第二手準備。一旦陳得不到造反派的支持，無法開展工作控制局面，就由張春橋、姚文元出面，因為張在處理“安亭事件”時與工人造反派建立了聯(lián)系。因此，1月2日又決定張、姚兩人作為調查員到上海。在這之外還有第三手，那就是局面還無法控制就實行軍管。在這里，朱永嘉以毛澤東為主角，將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發(fā)生的幾件事情作為一個整體一起進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征之于當時的事態(tài)發(fā)展以及王力、陳丕顯等人的相關回憶，這一說法還是有其依據(jù)的，當然也還需要更多的第一手資料來予以進一步的論證。

順著這一思路，朱永嘉進一步分析了1月上旬毛澤東對上海局勢的處置。他認為，這時期毛一直關注著上海，并根據(jù)局勢的發(fā)展走了具有全局意義的三步棋，那就是先后肯定《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文匯報》奪權和《緊急通告》，號召全國學習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經(jīng)驗。毛此時在思考如何將“文革”向工礦企業(yè)發(fā)展、群眾起來造反后革命與生產(chǎn)間的關系以及造反組織的奪權這樣一些全國性的問題，而上海的群眾造反組織正好提供了毛所需要的答案，因此得到了毛的高度肯定。由此，朱永嘉提出，“文革”中群眾運動的發(fā)展，有一個上下互動的過程，運動的進程并不都是事先策劃好的；常常是基層群眾的自發(fā)性行動，正好符合高層領導的需要，因而成為具體的政策。這一看法在“文革”史的研究中是值得重視的。

朱永嘉口述回憶中的議論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將“文革”中的一些現(xiàn)象尤其是毛澤東的一些做法放到中國歷史的長河中，試圖在深遠的歷史背景中來加以闡釋。例如，他將中央文革小組比之于中國古代的內(nèi)朝，將1966年底工交會議上“文革派”與國務院官員的分歧稱為內(nèi)朝與外朝間的一場爭論，并指出，中國古代君王控制政權向來傾向于依靠內(nèi)朝來制衡外朝，并舉了漢文帝與賈誼的例子。講到“文革”中毛澤東常常在不冷靜的狀態(tài)中作出重要決策時，他又引了漢朝宣室的例子。朱永嘉在口述回憶中這樣引經(jīng)據(jù)典，談古論今，并不僅僅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歷史學家。“文革”后期，毛澤東指定要標點一批古文，即所謂的“大字本”，在上海主持其事的就是朱永嘉。因此，他對毛澤東借古喻今以史資政的做法有親身的體驗，這也是他試圖結合中國悠久的歷史來分析“文革”和毛澤東的一個原因吧。

結合中國歷史來分析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做法時，作為歷史學家的朱永嘉有不少獨到的評論。江青作為毛澤東的夫人自始至終參與策劃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對此朱永嘉引用了古代中國的傳統(tǒng)說法“王者無私言”，認為毛澤東將國事與家人攪和在一起，使自己與江青處在尷尬的境地，就此而言“文革”在起點上就注定了悲劇的結局。講到毛澤東看重李希凡和姚文元這樣的“小人物”時，他說“以小制大”歷來是帝王駕馭權臣的一種手段，而小人物只是帝王手中的工具，他們很少有好的結局。他還指出，批《海瑞罷官》時毛澤東已盯上了北京市委和彭真，但1965年12月還讓彭真負責處理羅瑞卿一事，而到1966年5月處理彭真時，毛又讓劉少奇來主持中央會議，而此時毛已將劉視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了，他說這就是毛澤東的謀略，是很厲害的一著。但是，作為“文革”親歷者和過來人的朱永嘉在情感上又是傾向毛澤東的。在整部口述回憶中，可以感受到他對毛澤東的崇敬之心。他稱贊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和他深厚的平民情結。當然，歷史智慧還是能使他明白毛澤東是一個復雜矛盾的人，因此他也能接受對毛澤東錯誤想法和做法的分析和批判。

朱永嘉口述的親身經(jīng)歷提供了上海“文革”初期的許多重要信息，有些還是迄今為止所僅見，因此在“文革”史研究中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他對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觀察和評析，不僅有新的信息，也為人們認識和理解這些“文革”重要人物提供了多元的視角。他結合中國歷史對“文革”及毛澤東的分析和評論，對歷史研究者也有參考價值。總之，朱永嘉的“文革”口述回憶，不論是對于“文革”研究者，還是一般讀者，都是一本重要的讀物�，F(xiàn)在的這本口述回憶止于1968年。在這之后到“文革”結束，還有八年時間，其中很長一段時間朱永嘉主管上海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經(jīng)歷了許多事情。因此或許可以說，后幾年的口述回憶內(nèi)容更多，更重要，也更值得期待。

*本文是為朱永嘉口述、金光耀和鄧杰整理的《巳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所寫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