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新父朽敗之由來——與應星商榷
鄭也夫
友人將應星載于《文化縱橫》2009年第4期的文章“且看今日學界‘新父’之朽敗”傳給我。讀后有感，話分兩頭。首先是欣慰異常，感吾道不孤。且看我倆的共識。
2008年我接受中華兒女記者的采訪，對話發(fā)表在該雜志2008年10期上。記者問：據您的觀察，這些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現狀發(fā)生了什么變化？我答復：“很簡單，就是墮落，墮落得一塌糊涂。墮落的原因也異常簡單，社會把更多的錢放在那兒讓他們去搶，他們不再干別的，專心去搶這些蠅頭小利。之前沒那么多錢，收入比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還能為底層人民代言，發(fā)出的聲音也比較多，但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的狀態(tài)完全變了�！压珯嘧兂伤嚼@叫腐敗。但奇怪的是，一個學術機構，管不了幾個人怎么就腐敗了呢？是權力機構幫了忙，給了學者們一筆錢讓他們去搶，去競爭。為什么給這個錢呢？非常耐人尋味。這始于90年代初期，此前社會上老攻擊有權的人容易腐敗，有權的人就想了：怎么老攻擊我��？給你們點糖果，把你們嘴堵住，讓你們也腐敗一下，省得你們老攻擊我們。怎么不把錢給全國人民？全國人民是沉默的大多數，而學術界的人是能喊叫的少數人�！瓌e說好聽的，別說多一些錢能把科研搞得更好。我們常�？吹降氖�，錢越多科研反而做得越垃圾。這就是學術腐敗的由來。……整個（學術界）群體變得越來越無聊、無思想，很多人不讀書，身為文化人拿著國家的薪水以及昂貴的課題費，毫無貢獻。這種狀況就是腐敗�！M義的腐敗是違反規(guī)則。假如是狹義的腐敗，其實比較好治理。而學術界的腐敗，法律管不了它，申請課題的單位和個人都是堂而皇之，感到很榮耀的。我有這么多課題，說明我貢獻很大吧，然后這課題做得很垃圾，然后就結賬了。反正是在制度允許的范圍內，靠不誠實勞動撈取大量錢財。再有，學術界沒有建立起透明的評價系統(tǒng)。我不叫公正的評價系統(tǒng)，什么叫公正，大家會有爭議的。我就說透明，我覺得透明才能幫助我們走向公正。”
應星在其文章中說：“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央財力的大大增強，國家調整了對學界的治理技術，一方面加大了對學界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通過“數目字的管理”增強了大學的行政化，以包括各類各級課題、基地、學位點、獎項等在內的各種專項資金來有意識地引導學界。如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說新父們當年還能夠咬緊牙關克服清貧的話，那么，面對大量可以用學術成果去爭取的資源，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積極地投入了這場持久的資源爭奪戰(zhàn)。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一批名利雙收的學術新貴，他們不僅頭上頂滿了各種頭銜和榮譽，而且住上了豪宅，開上了名車。然而，在這些耀眼的光輝背后，卻是空前的墮落：雖然他們著作等身，但在課題學術的引導下卻是言不及義，空洞無物，且剽竊成風，學風敗壞；雖然他們榮譽環(huán)繞，卻是以徹底破壞避嫌原則或啟動利益交換及平衡的“潛規(guī)則”為代價的；雖然他們爭來了博士點、重點基地、重點學科，卻是以赤裸裸的行賄為鋪路石的。學界腐敗之深已不亞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過之的是，學界的腐敗卻很少得到體制的追究�！�
我們都看不上現今的學界領袖，都痛斥學界的腐敗墮落，都指出它始于九十年代。他對學界墮落的勾畫更細致，我則更露骨地指出用糖果堵嘴是掌權者的刻意用心。讀者可以想見筆者相遇知音的喜悅，特別高興的是與我共識的是一位后生。“先生”的稱謂是學界中的流行敬語，通常不計彼此長幼。我之所以拋開敬語，是為了正視事實，對號入座：應星是1968年生人，他在批判上一代人；我是1950年出生，77屆的大學生，79級的研究生，剛好在應星筆鋒所及的年齡段中。
接下來我提出的不同意見正是針對應星對代際特征的描述，特別是將學界的很多問題歸結為代際特征。
應星討伐的是“新父”。他在文末解釋：“我所謂的學界新父，指的是占據體制主流地位的學人�！蔽以谟懛ァ靶赂浮鄙吓c他不存異議，對所謂“新父”也是不敢恭維的。但是我不能認同的是，他將“新父”等同于“新三屆”，將其劣根性歸結為一代知青的早年經歷。他歷數“新父”們“敗朽”的身世因果：“是吃狼奶長大的……先天的營養(yǎng)不良……早年的曲折……早年在底層的混跡……”毫無疑問，“新三屆”的主流是知青們。當他將“新父”和知青掛鉤后，將“新父”同“新三屆”掛鉤就是邏輯之必然了。他這段話“當年的‘新三屆’是在父親缺位的情況下開始在學界開疆拓土的。三十年彈指一揮間，他們做成了今日學界的父親”顯然是不通的，難道“新三屆”全都成了今日學界的父親不成？明白了應星的思想脈絡就會認為，這不僅是行文不周，他是將“新父”及其本質的缺陷等同于新三屆的。他的淺顯的語病在于：并非新三屆都成了新父，只是其中一小撮人成了新父。語病后面的問題還在于：新父也不都是新三屆構成的，還包括新三屆之后的學人。第三層問題：即使新三屆是新父的主流。問題還沒有完；資歷及與之相關的年齡從來都是權力的基礎之一，新父的這種構成——新三屆是其主流，可能是特異的結局，也可能是正常的傳承，這是需要細致分析的。一句話，將“新父”等同于某代學者，將其發(fā)跡和病因歸結為他們早年的經歷，是有問題的。
“吃狼奶”在應星看來是知青一代和其后幾代人的差異。“狼奶”一詞很含糊。如果說它僅指“階級斗爭的說教”，1977年是吃狼奶與否的分水嶺。而除了“階級斗爭的說教”，我以為從1949年直到今天幾代學子接受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內容變化不大。我們的愛國主義教育搞了六十年。抵制家樂福事件發(fā)生后，我和我的研究生開討論會，我問：“如果你想做個清醒的，而不是糊涂的愛國主義者，請告訴我你的愛國主義的支點是什么：是方塊字，是中華美食，是朝廷，是政治制度，還是什么？”他們回答不好，也無力為抵制做出像樣的辯護，可是其中近半數的同學曾贊同抵制。這種思想上幼稚，行動上生猛，不是頗有“狼奶喂養(yǎng)”之嫌嗎？一句話，我以為在“奶水”——政治思想教育上，幾代人之間沒有太大的差異，這才應該是令我們震驚，催我們警醒的。
應星說：“他們常常缺乏對學術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底線�！蔽依斫馑P下的“他們”既指“新父”，亦指“新三屆”。我不明白“做人的底線”指什么，五十年代初葉洗腦筋時揭發(fā)好友，乃至賣友求榮，是不是逾越了底線？“對學術真正的敬畏”我以為就是珍視學術的獨立性，就是為學術而學術的追求。而“缺乏對學術真正的敬畏“，我以為不是某一代中國學人的問題，而是幾代中國學人，乃至中國文化的通病。因為我們民族太實用主義了，太重功利了。費孝通曾自述：他學術上的唯一動機是經世濟民。他沒有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藝術的情懷，這是很遺憾的。他跟馬林諾夫斯基的另一個學生、他的同學利奇爭論過，他說他的旨趣不在于認識文化的普遍規(guī)律，只在于尋找中國的富裕之路。他還說過，有一段時間他是一個被打垮的人，哀莫大于心死，他早就放棄社會學了。他為什么會這樣？如果是熱愛，為學術而學術的話，不允許做、沒有用途，仍然會堅持做，不能為社會做，可以為自己做。上一代的學術泰斗尚且如此，遑論那一代中其他人。你可以說，新父豈能和費先生相比，前者功利在國，后者功利在己。我不會看不到兩者多方面的差別，但哪一種功利關懷都不意味著“對學術真正的敬畏�！痹谶@個問題上，有通病，無代溝。也可以說功利之心于今為烈，卻不能說它只是某一代人的特征。
應星將其文章中的一個主題——腐敗，在一定程度上也歸結為一代人的經歷，他說：“他們早年的曲折和進入學界初期的困窘使他們急于尋求補償。經歷了餓其體膚的記憶、上山下鄉(xiāng)的磨洗和‘腦體倒掛’的尷尬后，而今常常表現為對權力的迷戀和資源的貪婪�！蔽乙詾�，腐敗的原因是最不應該從代際特征中尋找的。腐敗之滋生是跨越民族，跨越時代，跨越出身，跨越履歷的。腐敗的原因在于權力的誘惑，腐敗的多寡在于對權力監(jiān)督之有無與嚴寬。對“新父”乃至官場中不同年齡段的成員做個腐敗的比較研究，或許可以讓我們看到究竟有無差別。我的預判是，不會有實質性差異。
“新父”之構成、狼奶之喂養(yǎng)、對學術的敬畏、腐敗之猖獗，這四個現象都不是某一代人的特征，不是某一代人的特征所使然。我對“新父們”沒有任何好感，對其中的主流——我的同齡人們同樣如是觀。但是我不能同意以上四現象的主要成因是代際特征。我同意學術水平和每一代人的經歷有直接關聯(lián)。但是又認為好牌不都在新生代手中，因為改革開放后的教育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殘酷的科舉競爭，極端的功利追求，都極大地扼殺了興趣。而興趣幾乎是治學中最緊要的因素。
還有一個微觀的事實應星說的不對。他說：“他們少時追隨太陽時，舍我其誰的驕傲。”我是七七級的大學生，七九級的研究生，最終走上學術道路的同學們昔日相知甚深。我的感覺是，在“追隨太陽的時代”，我們中懷有“舍我其誰的驕傲”的人很少。那個時代受挫失意的人大大多于驕傲的人，而懷有“舍我其誰的驕傲”者大多是兩種人。其一是京城的高干子弟。他們中走上學術道路的可稱鳳毛麟角。我曾對此作過分析：自青少年時代起，他們面前就有太多的誘惑和機會：權力、金錢、色情，他們很難鐘情于思想和學問。其二是文革中風口浪尖上的人。性格從來是社會角色分工的基礎。實踐者常常弄不來學問和思想，思想者和學問家也常常拙于實踐。最終走上學術道路的，鮮有文革中的活動家。運動中的邊緣人、旁觀者卻懷有“舍我其誰的驕傲”是不多的。由這一事實展開。和我一同走上學術道路的多數同學，當年在政治觀和社會觀上是享有很多共識的。大家憎恨專制，厭惡腐敗。三十年來最令我悲哀的事情不是這期間的大小事件，而是當年的同學大多已經不再懷抱當年痛斥腐敗時的理念，自身在相當程度上全面擁抱腐敗。一個社會中腐敗的最有力的批判群體，在短短的十年間自己成了腐敗者，我們能不震驚？對社會之希望又寄托何處？
新父中的多數與我是同代人，他們的墮落，對我的沖擊絕對不下于對應星。我和應星同樣，一直在思考這一問題。只是我們的解答不同。當年新三屆人是真情投入地痛斥腐敗的。我只好這樣解釋同學和同仁們的蛻變。我們當年說著同樣的話語，一些人話語的基礎是一種理念——社會公正；另一些人的話語其實沒有根基，他們不過是偶然借用流行的詞語發(fā)泄他們的不滿，他們其實憎恨的是我為什么跌落到社會下層。他們連背叛昔日的理念都談不到，他們只是嘴上說過那些話，一半是憤恨一半是時尚，他們心中其實沒有理念。新父不過是先鋒，今天墮落的是整個中國學術界，其急速墮落幫我解開了一些長期不解的謎團。為什么泱泱大明可以任滿清一彪人馬摧枯拉朽，多數士大夫俯首稱臣？為什么五十年代的洗腦順風順水，很多被洗者在三、四十年代曾經是民主的斗士�。繛槭裁捶从疫\動后大多數右派分子都順從認罪？我們不是一個有信念的，堅守信念的民族，而是一個極端實用、高度功利的民族。冷戰(zhàn)時代，我們有過一個俄國和東歐的東正教會那樣的頑固抵抗世俗意識形態(tài)的群體嗎？我們的民族品性，幾百年來在遭遇刀劍、牢獄、大批判、課題費時，一以貫之地演出了降清、順奸、認錯、腐敗的曲目。我這里甚至不是貶義，而是中性地談論我們民族的品性。沒有剛性的理念，身段便格外柔軟，易于繁衍、膨脹、發(fā)達，這不就是達爾文說的適應性嗎。大家是適者，唯說破這番道理的侏儒非適者也，不出局也該靠邊。
我和應星在看待新父上認同。在認識新父的成因上有很大的分歧。我曾經也厭惡我的學術父輩的嘴臉，且認為他們退出舞臺后情況會好得多。現實使我早早地放棄了當年的認識。我這里尋找到的竟然是這樣一種令自己震驚的解答。在諸多問題上我傾向于從制度而非文化上尋找原因。而在認識一個當下最丑陋的現象，最失望的情形時，神使鬼差，我轉向了文化和人格。為什么不繼續(xù)在制度中找答案。其一，本文的出發(fā)點不是在討論制約權力的手段，而是在討論良好制度未臻之際，權力的批判者們?yōu)槭裁匆凰查g便與權勢者同流合污。其二，我想不明白，以今日知識界之狀態(tài)，制度革新的推動力來自何方。來自雙方的博弈？強強結合使腐敗擴散，博弈雙方已結成一體。我是個不可知論者，這一性格底色使我對自己的解答沒有充沛的信心。希望應星先生——稱呼隨語境而變，是跳出論戰(zhàn)的時候了——和其他朋友不吝賜教。
文章來源：原載于《南方都市報》201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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