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狀況，關系到國家的話語權和國家安全。相較于中國實踐取得的成就，中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嚴重滯后，社會中心主義、國家中心主義等建基于他國經驗的思想產品大行其道，并被作為觀察、評判中國的“標準”。這種缺少解釋自己的話語權，進而缺乏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危機狀況，既是中國社會科學百年史的必然產物，更因工科化的社會科學管理方式而加劇。因此，改革等級化的科研管理體制及經費分配體制，加大對基礎理論研究的投入；培養(yǎng)懷有使命感的、具有共同學術志趣的“學術共同體”；推動歷史—理論—現實三維度的社會科學研究，是中國社會科學實現自主性的出路，也是中國社會科學未來發(fā)展的方向。
關鍵詞：中國社會科學教育—科學管理體制意識形態(tài)自主性比較歷史分析
作者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100872）。
“燕京學堂”事件已經落幕，但事件所暴露的根本問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如果說晚清“洋務運動”要解決的是器物現代化問題，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么，這場“新洋務運動”則是要靠洋人來解決中國的思想文化問題，可謂事實上的“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其命運當然不會好于一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但我們決不能止于“燕京學堂”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以此為契機來深入討論中國教育管理與社會科學體制存在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的危機是怎么來的？如何拯救危機中的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社會科學向何處去？這些都是北大“新洋務運動”讓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
一、中國社會科學的危機
如何定位或評價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體狀況？30多年來，看起來是社會科學的大發(fā)展大繁榮，看看多少人在研究社會科學，看看培養(yǎng)了多少社會科學專業(yè)的學生，看看數不清的社會科學類雜志，看看不斷翻番的科研經費，不都是一片欣欣向榮？但繁榮只是表象，其實是“豐裕中的貧困”，而且是危機性的思想和理論的貧困。
中國社會科學面臨的危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嚴重滯后于中國發(fā)展的現實，既沒有能很好地解釋中國經驗的理論，更談不上指導實踐的理論，結果因為沒有自己的話語權而喪失心理自信和民族自信，進而直接危及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僅如此，社會科學的危機其實是一個國家的危機。冷戰(zhàn)以來，太多教訓表明，很多國家因為沒有自己的社會科學、沒有自己的話語權而求助于海外的觀念“供貨商”，結果走上了不歸路，自我顛覆，自我毀滅。第三波民主化以來絕大多數轉型國家的悲慘命運即根源于此。因此，必須認識到，一個國家的社會科學危機直接關系國家安全問題。
具體而言，中國社會科學的危機表現為兩方面：
第一，沒有“中國”的中國社會科學。
在當下中國，基于他國歷史的特定經驗而形成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大行其道，而依據這種異域經驗基礎上的觀念作對照，中國似乎永遠是錯的。在這些流行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中，社會中心主義脈絡下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在中國最有市場，從方法論到概念和理論命題，背后基本上是社會中心主義的，比如中國思想界信奉的自由民主理論及與此相關的“公民社會有利于民主和民主治理”、“中產階級帶來民主”等理論命題。以社會契約論為基礎的個人權利、社會權利構成的社會中心主義，是典型的英國—美國的國家建設經驗的思想產物，而且是其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經驗的思想產品。但這些經不起比較歷史和比較文化檢驗的理論卻在中國不被質疑地加以接受。第二套流行的但次于社會中心主義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是國家中心主義。這是典型的基于法國、德國和日本等官僚制治國經驗而形成的，其中黑格爾、康德以及后來的德國歷史學派奠定了國家中心主義的方法論和概念基礎。
無論是社會中心主義還是國家中心主義，都與中國及很多后發(fā)國家的現代國家建設的經驗無緣。因為，蘇聯、中國甚至印度這樣的國家都是在政黨主導下成長起來的，別說社會力量不行，就是國家機器也癱瘓了，是新型的政黨力量把國家組織起來的�？墒�，在我們的社會科學體系中，政黨處于什么地位呢？要么是革命的角色因為不能與時俱進而難有理論上的解釋力，要么就是西方政治學下一個利益集團性質的社會范疇概念，是憲政主義即議會體制下的一支政治社會力量，這就是學者們在研究中國共產黨時總是出差錯的原因�？空h組織起來的國家，其建國路線圖是：先有政黨，政黨建軍，革命勝利之后建立憲法體制。也就是說，根本無法用產生于議會體制下的政黨來觀察中國共產黨。此黨非彼黨，他們在國家建設進程中的角色完全不一樣，更別說不同政黨背后的歷史文化基因之別了，比如西方政黨政治的競爭決定了其掮客性質，而中國共產黨秉承的則是民本主義思想。因此，相對于社會中心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 “政黨中心主義”對解釋中國更有說服力。
為什么缺乏中國自身歷史—文化經驗基礎的概念、理論和方法論卻在中國大行其道？這固然有下面將要提及的中國百年社會科學的歷史根源，更有當下中國學者研究路徑的迷失以及進而導致的反思能力的退化及由此而來的建構能力的缺位。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為例，幾年前筆者在《文本崇拜：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誤區(qū)》中提出的觀點，今天依然能立得住。不僅如此，還要問的是，政治思想史到底是由思想而構成的歷史，還是世界文明史中的思想？如果是前者，必然是永遠的文本崇拜，永遠的詮釋學派而了無新意，正如中國歷史上的經學，永遠的“我注六經”，現在的做法只不過是從過去的詮釋中國先賢轉而注解西方先賢。新文化運動以來，在把中國的先賢送下地獄的同時，卻把西方的先賢請上神壇。中國學術界流行的兩大版本即保守主義者斯特勞斯主編的《政治哲學史》和自由主義者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都是由思想構成的歷史，其中以《政治哲學史》更為典型。在這樣的路徑下研究政治思想史，理論建構能力本來就不強的中國人似乎只能當西方人的學生，甚至連反思的能力都沒有，更別提批判和建構了。相反，只有在世界文明史的脈絡下，具體而言從國家建設的維度下，對照、研讀西方政治思想史，才能跳出來，才能將很多所謂神圣的偶像請下神壇。因此，希爾基于歷史演進和文明互鑒的《歐洲思想史》遠比前述兩本教科書更有價值。
說到底，政治思想是一個政治共同體面對重大危機和重大挑戰(zhàn)的關鍵時刻關于怎么辦的設計。為此，我們需要問，什么是政治哲學？政治哲學真的是“先驗”的？我們應該清楚，從亞里士多德到西塞羅，從馬基雅維利到孟德斯鳩，從托克維爾到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與威爾遜，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來也都是比較政治學者”，都是針對他們時代的重大政治問題的。因此，切不可把這些人的思想視為哲學中的“先驗”，而應視為歷史語境中的“先驗”即先前的經驗，也就是歐克肖特所說的“先前經驗的理論化”。這就需要我們對“先前經驗”（相對于比較政治研究的當下經驗）有系統(tǒng)的理解與研究，從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別、放棄與吸納。否則，我們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學研究就永遠停留在翻譯、引介和詮釋水平，詮釋完一線思想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盧梭、馬克思等，再詮釋二線思想家如美國開國之父們，然后就是形形色色的三線、乃至不上線的思想家。這種僅僅基于文本的思想解讀陷入了社會科學的一元化思維，即從概念到概念，從思想到思想。社會科學至少是二維的，即理論與現實或者理論與歷史。
如果能認識到政治思想的語境性，沿著這樣的路徑，即使我們依然缺乏建構能力，但至少有反思、批判和選擇理論的能力。不得不說，由政治思想而構成的歷史，即目前中國流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典型的去歷史的觀念的鏈接，由此而觀察中國、對照中國，必然是南轅北轍。
第二，無力解釋中國實踐的中國社會科學。
中國奇跡有目共睹，但主要是感謝鄧小平等人的“實踐知識”即大智慧，而不是來自書本的“技術知識”。事實上，中國社會科學中流行的技術知識根本無力解釋實踐知識，也跟不上實踐知識。以經濟學為例，當中國基于民本主義的混合經濟方式而取得巨大成就時，中國主流經濟學界依然在念亞當·斯密的經。經濟學家們之所以不能解釋中國的成就，根本上是沒有意識到經濟學不僅僅是經濟學，至少是政治經濟學，進而是歷史社會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政治經濟學、尤其是歷史社會學的視野，中國經濟學就不可能出現經濟思想家。在這個意義上，在2014年紀念經濟學家楊小凱的會議上，張維迎與林毅夫就政府與市場的作用有一場著名爭論。無論是反對政府作用的張維迎，還是主張市場與政府調和的海外華人經濟學家，都不能理解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背后的歷史社會科學思想，都顯得與中國歷史與現實格格不入。更讓人遺憾的是，反對林毅夫的一方居然說孔子的儒家思想不是官學才影響如此之大。這顯然違背了中國歷史。想一想那些非西方世界的世界一流經濟思想家吧，無論是主張后發(fā)優(yōu)勢理論的俄裔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還是將“自由”當作人的能力發(fā)展的印裔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他們偉大的思想成就都是從自己祖國的歷史和關懷出發(fā)去觀察世界經濟或世界經濟史。而中國經濟學界以及很多在美國教書的華人學者，基本上只是新自由主義的信徒。
因此，能不能解釋中國，最能檢驗中國社會科學的水平。“中國模式”問題大概最能檢驗中國社會科學的水平。對于“中國模式”持否定態(tài)度的學者就不用置評了，因為他們基本上是堅定的社會中心主義者，以社會中心主義來看中國，中國可謂錯的一塌糊涂。什么時候才正確呢？西式民主化后？這是完全不顧世界現實的觀念至上派。印度、墨西哥、印尼、菲律賓、孟加拉國、尼日利亞、烏克蘭等一大批國家都西式民主化了，或者說實現了以社會中心主義為指導的民主化，結果如何？中國治理好過這些國家不是最簡單的事實嗎？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錯的學者是以思想建構歷史的堅守者。
這里主要討論的是肯定“中國模式”的觀點。關于“中國模式”的研究實在太多，比如“北京共識”只是對中國奇跡的經濟現象羅列，在此也不作討論。“中國模式”首先是一種政治制度，至少是丁學良教授所說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模式”。因此，我們簡單列舉一些政治學關于“中國模式”最有影響的觀點。
政治學者王紹光教授心目中無疑是有“中國模式”的，但他說的中國模式主要是“政道”而非“政體”，即他著名的“西式政體，中式政道”之說。也就是說，西方人善談政體，而中國人善談政道。這種說法值得商榷。中國自古就有很多政治制度史的書，而西方則主要是政治思想史的書。政治思想史中的各種“主義”，各種思想，其實也是“政道”。所以，肯定“中國模式”的王紹光其實回避了到底什么是中國模式。因《中國震撼》而在思想界名聲鵲起的張維為提出了“文明型國家”，用他自己的話說，“中國模式主要有八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wěn)定優(yōu)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偨Y中國模式怎么能不提中國共產黨及其組織中國的基本制度？把這八條對照一下俾斯麥時期的德國，張維為所謂的“中國模式”實則是“德國模式”。比較而言，看上去最能全面把握中國模式的是丁學良從政治、社會和經濟三大方面概括出的“多重矛盾的綜合體”：列寧主義的權力架構、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和社會控制系統(tǒng)。毫無疑問，這些都是中國政治發(fā)展中的重要方面，但和張維為一樣是現象的羅列。更重要的是，丁學良的方法論存在問題，把中國模式的“史前階段”推到1980年代，這不但割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后30年，更缺乏革命史觀。
既然是模式，只能是簡潔而有穿透力的一個詞，比如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或“自由民主”。更重要的是，作為終端性的模式絕對不是幾年、十幾年的發(fā)展性政策的變化，而是某種根本性的政治制度，且這個政治制度有其悠久的歷史根源。在這些意義上，中國模式只能是我們耳熟能詳但又被忽視的“民主集中制”。在歷史意義上，它不但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史的寫照，也是改革前后一以貫之的根本性政治制度。作為政體的民主集中制決不止于政府機關由人大產生并對人大負責，更體現在黨政關系、國家—社會關系、中央—地方關系和政治—經濟關系等諸多維度上。一個詞能概括政治經濟社會的所有維度，難道不正是中國模式的最好概括嗎？我們不能忘卻自己的傳統(tǒng)和業(yè)已存在的資源，不能因為其名稱古老而棄之不用。相反，我們應該運用政治學理論的新進展而豐富“民主集中制”這樣的政體概念。在政治制度意義上，越是古老的概念，而且還在實踐中運轉著的，越是有生命力。
總之，上述兩大癥候群所構成的中國社會科學的危機，對中國行之有效的政治道路和政治實踐在理論上都無能為力，既缺少解釋自己的話語權，又如何能傳播中國的思想、觀念？大國僅有硬實力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話語權這樣的軟實力作支撐。
二、中國社會科學危機的歷史根源：百年史簡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社會科學的危機是中國社會科學百年史的必然產物，而工科化、工程化的社會科學管理方式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科學的危機態(tài)勢。我們知道，中國自古以來只有“國學”即人文、國粹而無社會科學，中國開始引進、發(fā)展社會科學也就是一百年的事。以30年為周期，我把中國社會科學百年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30年：初步西學期（西學10版），即從晚清到民國時期。這個時期除了個別學者，比如費孝通創(chuàng)造的、用于解釋中國社會關系的“差序格局”非常偉大，讓我們理解了中國人為什么有私德而無公德、為什么只有家庭基礎上的家族關懷而無國家關懷，其他基本上都是西方社會科學的初步學習者。因此，這一時期有很多國學大師，比如清華大學的“四大導師”，北京大學的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等，但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大師有哪些？大多數都是到國外走馬觀花，然后回國介紹一些政治社會上的逸聞趣事。
這一時期的社會科學教授，與其說是學問家，不如說是政治活動家，關心的多是中國向何處去的現實問題。在1930年代，有一個關于西化—現代化的大論戰(zhàn)，其中固然不乏犀利的文筆和思想，但整體上理論水平的局限性很大。因為這一時期政治的特殊性，西學中的各種思想在中國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有德國人—俄國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有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還有英國式的多元主義如基爾特社會主義，因此這里的“西學”是一個籠統(tǒng)的說法，其中包含著彼此沖突的思想和學說。在政治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最成功，解決了中國革命道路上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但是，這一時期的共產黨畢竟不是主導性的，主導性的還是留學生們介紹給官府的西方思想，并沒有自己的社會科學。
在廢除科舉考試之后，具有千年“學而優(yōu)則仕”傳統(tǒng)的讀書人最熱衷的就是政治學，以為讀完政治學可以做官，因此政治學最能代表這一時期的社會科學水平。梁啟超的國學研究是值得敬重的，而他的政治研究則變來變去，看到一個新現象就改變過去的觀點。這正代表了這一時期社會科學的研究狀況。大陸出版界要出版蕭公權的十卷本文集，這是好事，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可以透視出當時中國社會科學的研究水平。蕭公權最有代表性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特色，就是用他所知道的一些西方理論（比如民主思想）來點評一下中國的政治思想（比如民本思想）。
第二個30年：全盤蘇聯化時期（1949—1980）。這一時期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科學，有的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學說，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些思想成果無疑都是來自蘇聯，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斯大林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都是馬克思主義蘇聯化的經典之作。這一時期，幾乎主要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是蘇聯專家在人民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對經典作家詮釋得好的就是大教授。這一時期的理論工作者能在“文革”中生存下來就很不容易，我們不能過于苛求。
第二個30年的社會科學最典型的特征是其與意識形態(tài)的一體化，即社會科學變成了意識形態(tài)的簡單詮釋，或者以意識形態(tài)的語言來做社會科學研究。應該看到，社會科學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具有很強的相關性。社會科學背后都有意識形態(tài)，比如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主義就是個人主義方法論；研究意識形態(tài)從社會科學角度出發(fā)才能更好地豐富和發(fā)展意識形態(tài)。但是，當二者一體化后，一方面作為現代社會的基本分工職能被否定了，另一方面必然導致思想的僵化和停滯，最終是為其他思想的大勢到來騰出空間，讓出陣地。
第三個30年：全盤西化時期（西學20版）。改革開放不但是政策上的，而且必然伴隨著思想上的。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可以說都是“留學生”，要么去西方讀學位、進修，至少讀的基本上是西方社會科學的書，西方幾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被翻譯到中國。比較而言，這個時期的西化程度遠遠高于第一時期。不僅如此，第一個30年中的“西化”是一個多元的矛盾體概念，其中有彼此沖突的政治思想體系；而第三個30年中的“西化”則主要是自由主義的一家之言。值得慶幸的是，在這一時期，第二個30年中的一些思想遺產還能有一席之地，比如政治學，1982年出版的趙寶煦教授主編的《政治學概論》，雖然看上去是古老的“六論”（階級、政黨、政府、國家、革命、民族），但其思想性和時代性依然是很多行為主義時期的政治學教科書難以比擬的，尤其是看到今天的民族沖突、宗教戰(zhàn)爭，更顯“六論”的時代價值。相比之下，經濟學則基本上是新自由主義化，即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學派大行其道，而社會學則是馬克斯·韋伯化。
與第一個30年的西化相比，本輪的西化更純粹更徹底，即所謂的西化不是多元化，而是自由主義的一言堂，一家獨大。這一時期，從古典自由主義作品到冷戰(zhàn)時期的自由主義作品，都被全盤翻譯過來了�？梢圆粺o夸張地說，過去30年中國社會科學從方法論到基本概念和理論，基本上是自由主義化了。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就了網絡政治生態(tài)：說美國好、說西方好，得到一片溢美之詞；批判美國、反思自由主義，就會被拍磚。
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百年的歷史和現狀，沒有自己的概念、理論、方法所構成的“話語權”，是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體性特征，而這意味著中國思想的貧困，思想的貧困進而導致國家安全的危機。但是，主管者沒有意識到的是，目前的社會科學管理方式正在強化著這種危機。
三、雪上加霜的社會科學的工科化管理
如何拯救、誰能拯救并復興中國社會科學？按照目前中國的社會科學管理方式，按照最能代表中國社會科學水平的北京大學的做法，似乎只有英文和講英文的哈佛教授能夠充當中國社會科學的救世主，這真是給中國社會科學雪上加霜！
這種做法是典型的工程師治國。20世紀90年代，中國政治進入了全面的工程師時代，即學工科出身的科學家管理國家，也就是坊間所說的“技術官僚”。技術官僚治國，對于后發(fā)國家而言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即第一代政治家是革命出身的革命型政治家，第二代則是學科學而走上領導崗位的一代，然后才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yè)出身的政治家治國。對于技術官僚時代的政治管理不可一概而論，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但是，國家治理畢竟不同于工程管理，把政治、社會的各方面都當作科技工程去管理，難免有一刀切的嫌疑。應該說，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就是教育體制和社會科學管理體制的工科化管理。
已經有人指出，語言（即中文）對于人文社會科學和工科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人文社會科學中的語言代表著文明和思想，而工科的語種卻無所謂，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只是表達一種邏輯關系，都是一種數理語言。我們應該清楚的是，社會科學中的“科學”一詞只不過是科學革命下一種不得已的稱謂或者說一種時髦的說法，是一種不得不依附于科學革命之下的生存之道——因為科學革命帶動的工業(yè)革命迅速改變了世界，傳統(tǒng)的政治社會思想不得不“科學化”，甚至連哲學也呈機械唯物主義之勢。這是社會科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但無論產生背景如何，無論稱謂如何，社會科學的根本性質是確定的。那就是，包括經濟思想在內的社會科學，首先是歷史的，因此可以稱為歷史社會學；同時也是文化的，因此是一種文化社會科學；更重要的是，它是關于政治的觀念，因此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學。美國已經有大量研究表明，美國戰(zhàn)后的社會科學其實就是“冷戰(zhàn)學”，其“冷戰(zhàn)政治學”正是在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務院、軍隊等主導下建立起來的。
弄清楚了社會科學的性質，中國教育和社會科學管理機制存在的問題也就顯而易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教育和人文社會科學一直被視同自然科學加以管理，“985大學”、“211大學”這些符號就是明證。各大學在追求國際化的過程中完全以科學標準來管理人文社會科學，比如要國際發(fā)表，要英文發(fā)表在SCI、SSCI的學術雜志，其實主要是美國學術雜志。而SCI、SSCI是什么呢？是美國圖書館訂閱系統(tǒng)的參考索引系統(tǒng)，并不是學術水平的評價系統(tǒng)。諷刺的是，當我們拼力追求在英語世界的影響力時，一些英語雜志辦理SCI、SSCI申請的目的則是為了擴大在中國的影響力。事實上，我和很多同行都在英文雜志上發(fā)表過學術文章，我們并不認為這些英文論文代表自己的最好、最高水平。而在美國社會科學一邊倒的量化方法之下，思想性的學術論文很難在美國所謂的主流雜志上發(fā)表。如果按照SCI、SSCI標準，當代美國兩大政治哲學家——自由主義的羅爾斯和保守主義的施特勞斯都稱不上是合格的教授，尤其是施特勞斯，幾乎沒有在所謂的主流雜志上發(fā)表過論文。同樣，按照當下的工科化管理標準，馮友蘭、梁漱溟、錢穆等國學大師都沒有飯吃了，他們有的甚至沒有讀過大學。
工科化社會科學管理者不清楚的是，思想作品只能以自己的母語去表達，用“外語”寫作，只能是應付差事的匠人之事。為此，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并不鼓勵中國學者用英文寫作。她認為，非母語寫作并不能代表中國人的真正學術水準，而如果中文研究的成果確實重要，外國人要么會直接閱讀中文著作，要么會翻譯出版成英文。事實上，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當下，讓外國人重視的學者基本上都是因為其在國內的學術成就，比如趙汀陽的“天下體系”所產生的國際影響。中國如此悠久，中國如此之大，中國如此重要，在國內的成就足以讓外國人重視。當然，這不是鼓吹夜郎自大，更不能做井底之蛙。當一個中國學者的英文能達到母語一樣的水平，能用英語去思維時，英文寫作無疑是值得鼓勵的，比如林語堂的英語寫作就讓世界開了中國歷史文化的眼界。
工科化的社會科學管理不但不清楚社會科學迥然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性質，還對時代大勢沒有清楚的判斷。習近平同志在五四青年節(jié)視察北大時說，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哈佛，世界上也只有一個北大。這既是對時代脈搏的清晰把握，也是希望北大人、中國學人自信的寄語。言外之意，哈佛是學不來的，但北大有自己的獨特性優(yōu)勢，不必妄自菲薄。要知道，北大背后可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大國。幾年前，《紐約時報》刊登了這樣的文章：從開封到紐約再到北京，意思就是全球化中心的位移，一千年前在大宋的開封，一百年前轉移到紐約，今天轉移到北京即重回中國。中國已經是全球化的中心，但是很多人非但沒有中心感，依然抱著過時的西方中心論，中國被視為西方視野下的中國，而不是“中國的世界”。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柯文就提出“在中國發(fā)現歷史”，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更是提出“以中國為方法”，他們都是以中國為中心來看待中國、從中國出發(fā)去看世界，而不是西方中心論下的“世界的中國”即“西方的中國”。沒有時代意識，在管理上自然鬧出大笑話。
國際發(fā)表雖然有主管者的制度化鼓勵，但究竟還是個人化的事。讓人擔憂的是，因為不清楚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tài)性質，幾乎所有大學都在追求所謂的教師的海外學緣，這樣的國際化在根本上就是美國化。我們應該清楚的是，社會科學留學生在國外學的主要是所謂先進的方法論，即計量化社會科學。美國比較政治學的教授們明確地告訴學生，學完這套方法論之后就別指望成為有思想的學者。不僅如此，“先進方法論”下的博士畢業(yè)論文題目基本上是中國問題研究。王緝思教授感嘆，到國外不學、不研究國外的文化與歷史，而專注于中國，豈不是資源上的巨大浪費？正如很多同道中人所質疑的，美國教授的“中國學”水平比中國教授高？這且不說。在方法背后，還有意識形態(tài)。比如西方經濟學和政治學中流行的理性選擇主義，就是一種主張個人利益、反對集體福利的意識形態(tài)。理性選擇主義說不存在穩(wěn)定的多數和穩(wěn)定的立法，不存在多數人的集體福祉，這不是完全有違現實的胡扯嗎？難道沒有醫(yī)保的4000萬美國人不需要醫(yī)療保障？難道約90%的民眾要求控槍不是多數人的福利性要求？然而，就是這樣的方法論居然主導美國整個社會科學！所以，當一個學者沒有“身份意識”即沒有祖國的歷史文化意識，也就沒有社會科學應有的價值關懷（“道”），而只剩下所謂科學主義的方法（“器”）。因此，在沒有自己話語權的前提下，國家花巨資推廣的國際化只不過是在普及美國化的思想而已。我們主張教師學緣的多元化，但是堅決反對以國際化為名而行美國化之實！一個只有方法論訓練而沒有中國歷史文化修養(yǎng)的英文化教師，是中國之禍還是中國之福？
中國一流大學的美國化，不但復興不了“中國學”，更危及中國夢，危及中國的國家安全！這并非聳人聽聞的空穴來風。已經去世的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曾供職于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安全事務的Michel Oksenberg教授曾在內部報告中這樣寫到，不能讓中國人過多地占據美國的大學講壇，尤其是社會科學中的政治學、國際關系領域。這切中了問題的根本，這才是真正懂行的社會科學家，對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tài)性質心知肚明，關鍵時刻一語道破天機！我們卻是太“包容”了——事實上是對西方的崇拜；而包容的背后其實就是自我矮化、自我毀滅——按照目前“包容”的標準，我們這些中國學者都不能登堂入室了。不但要依仗“英文”來復興中國夢，還要大張旗鼓地倡導中國大學的美國化，這種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豈不堪憂？
四、第四個30年：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
在北京最有名的高中——人大附中的高考模擬題中有這樣一道判斷題：法治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礎還是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我同事的孩子選擇前者，結果被判錯，而正確的當然是前者。“老師”錯了，“學生”對了。由此給我的啟示是，如果“標準答案”錯了，學生怎么做都是錯的，這是我們時代的“真問題”。當中國即將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即將成為世界第一的時候，一些人卻依然在按照“先生”的“標準答案”來對照中國。是時候放棄某些標準答案而尋求自己的標準答案了，這就是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講的中國需要“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三新”）。
誰是“三新”的主體？社會科學的性質決定了只能是中國人，只能是中國學者。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國急于得到世界的承認，急于提高自己的軟實力，于是乎到處開孔子學院，花巨資在國外媒體上做政治廣告，花錢讓洋人總結中國模式，比如請《大趨勢》的作者奈比斯特總結中國經驗，請“歷史終結論者”福山總結中國模式。然而，社會科學的性質即歷史性、文化性、意識形態(tài)性，一個文化上完全不同的外國人怎么可能總結出中國模式？比如，在中國頗為流行的《超越自由民主》，是在清華大學教書的貝淡寧（Daniel A Bell）教授的大作。他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不能實現好的治理，這個判斷沒有問題，那么良藥妙方是什么呢？儒家精英主義的“賢能政治”。這看起來不錯，也讓不少中國人有了一點親切感。但是，貝淡寧教授是在霧里看花。自由民主之下和儒家文明之下都能產生能人，任何國家的政治其實都是精英政治，正如薩托利說民主意味著人民必須承認被統(tǒng)治，并不是說競爭性選舉就是自治，就不能產生精英政治。真問題應該是，自由民主之下的賢能無法施展其抱負，而在中國 “為什么能”？當然不是因為什么儒家的精英主義，而是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但貝淡寧對于中國的政治制度幾乎一無所知，只是在文化層面打轉。寫到這，不得不說，貝淡寧還犯了邏輯上的錯誤，他談的自由民主是一種政體，而他的藥方即儒家的精英主義則是一種文化，概念不對等，范疇不對稱，頗有關公戰(zhàn)秦瓊的味道。
如果說來自西方的哲學教授難以體會中國政治的真諦，還不一定符合“燕京學堂”計劃的教授水準，那么在西方世界影響很大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則肯定符合標準。但是，他的中國研究水平怎么樣呢？他用“韌性的威權主義”（the authoritarianism resilient）來解釋中國政治制度為什么沒有隨著第三波民主化而垮掉，這一概念在西方學術界影響很大，其實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適應性”問題。他2003年在《民主雜志》上發(fā)表這一概念時說，中國政治還有很大的空間，不會馬上垮掉，而到了2009年則說“威權主義”的空間不大了。不得不說，依據這樣不靠譜的概念去判斷中國政治的前途根本不靠譜。這樣的概念不僅是隔靴搔癢，而且?guī)в懈畹俟痰亩址ㄒ庾R形態(tài)偏見，即所謂的民主與非民主（威權主義）。在這個意識形態(tài)之下，根本看不到中國政治中的民主因素，“非民主”的國家怎么能持續(xù)下去？他們更看不到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韌性”，即我們所說的與時俱進的背后是中國文化本身和中國政體即民主集中制的包容性和適應性。
應該說，黎安友在美國算是研究中國政治的老一輩了，其從中國共產黨出發(fā)而研究中國政治也算是找到了正確的方法，盡管其研究中國政治的“范式”及由此得出的結論并不靠譜。在美國中生代的中國政治研究者中，沈大為（David Shambaugh）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蛻變》則離真正的中國政治更為遙遠。從引用文獻看，其來源基本上是非政治學專業(yè)的宣教材料，甚至從來不用中國政治研究者的文獻。比較而言，狄忠蒲（Bruce Dickson）的最新研究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適應能力”，并明確宣布放棄早期在《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民主化：列寧主義政黨的適應性》中的結論，那時他非常不看好中國共產黨的前途。但是，和“韌性的威權主義”概念一樣，狄忠蒲并沒有看到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適應，為什么具有如此強大的適應能力，并沒有深入中國政治的內在機理。
因此，“新洋務運動”根本回答不了中國的問題，更談不上合格的“中國學”�？垦笕耸遣恍械�，但是洋人振興自己社會科學的經驗值得研究和學習。美國為什么在很短的時間內從一個文化沙漠一躍而成為世界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和思想—制度的“供貨商”？就是因為有冷戰(zhàn)時期由政府主導的“三體運動”——以中央情報局為首的各政府部門、基金會和大學教授三位一體的有機合作，通過學術共同體實行文化再生產和文化輸出。在短短的時間內，他們建構了融世界觀—認識論—方法論為一體的一個又一個所謂“范式”，比如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系統(tǒng)論、理性選擇主義，等等�？梢哉f，我們耳熟能詳的美國社會科學的大師級教授幾乎都是“冷戰(zhàn)學”的參與者和建設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國家現在的問題是，怎么改革社會科學的經費管理機制，怎么培養(yǎng)自己的學術共同體，并在符合社會科學性質的方向上進行元理論的研究。
第一，關于經費體制問題。
首先，花錢的方向，是策論還是基礎理論研究？國家把很多錢投放在策論上，本來也沒錯，社會科學就是要回答現實的重大問題。但需要平衡的是，基礎理論研究甚至應該比策論研究投放更多的經費�；A理論研究關乎一個國家的話語權，關乎一個國家的政治命運，沒有自己的基礎理論的支撐，很多事做對了被說錯了，結果越改越錯。因此，國家級的經費應該更多地花在基礎理論研究上，而各政府部門有自己的研究機構和研究經費，他們如果有策論性研究的需要，通過命題作文更能對癥下藥。
其次，等級化的科研管理體制及與之相適應的經費分配體制亟待改革�？蒲薪涃M分配改革問題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中也有提及。但是，科研經費分配體制的背后是更根本的等級化教育和科研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以至于培養(yǎng)了眾多國際級科學家的北京市生命科學研究所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但比起工程化管理思維下大學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北京市生命科學研究所的命運簡直不值一提。在對大學進行三六九等的人為劃分中，按照一省一所“211”高校的原則，培養(yǎng)了無數優(yōu)秀人才、具有百年歷史的河南大學、山西大學都不是“211”。按等級來管理大學，不僅是資源即經費分配上的極大不公正，更重要的是損害了千萬大學生的根本利益，對他們的保研、就業(yè)都帶來極大的不公正。
第二，培養(yǎng)懷有使命感的、具有共同學術志趣的“學術共同體”。
在各個行政主管系統(tǒng)之下，有各種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基地，其功能要么是迎合主管部門的策論性研究，要么是進行政策性宣示。這些都有其必要性，其性質可以定位為“任務型研究機構”，即專門承接上級交辦的研究任務，比如宣教、調研或撰寫專門的政策性報告，但是它們不具有以“人合”為基礎的學術共同體意義。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巨型國家而言，還應該鼓勵、支持建立以理論創(chuàng)新為使命的“使命型學術共同體”。不同于自然科學對大量人員、部門之間協同的需要，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思想觀念的誕生往往就是一個人或幾個志同道合者“人合”的產物。這不是靠群眾運動或大機構就能生產出來的。換言之，自然科學研究的合作，是以“法人”（即機構）合作為基礎的“人合”；而社會科學研究的合作，主要是“自然人”之間的“人合”�？梢哉f，大多數知識分子基本上是靠幾個人吃飯：數目不菲的“紅學家”靠的是曹雪芹，20年來的自由主義者靠的是羅爾斯，保守主義者靠的是施特勞斯，研究發(fā)展中國家政治的則離不開亨廷頓。顯然，他們的智識產品都不是工程隊的產物，他們都是憑一己之力而改變世界的說話方式和思維方式。
因此，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國家應該把錢花在特定的“自然人”身上，而不是“法人”身上，應該支持“自然人”去組織學術共同體。除了一些大規(guī)模的社會調查項目，基礎性研究、思想性研究的學術共同體的原創(chuàng)性成果與研究人員的規(guī)模無關；甚至可以說，當研究團隊的規(guī)模達到一定臨界點后（比如5—10人），規(guī)模與效益成反比。
第三，確立符合社會科學根本屬性的研究方向。
前面兩點是自上而下的辦法，但社會科學的關鍵還是靠人，即要回答自下而上的問題——人們都在干什么？根據筆者觀察，社會科學工作者基本上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從概念到概念說事，這是一維度的社會科學。這其中不但包括政治哲學研究，更包括方法論至上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一維度研究只有概念，只有模型。在大數據時代，弄一堆數據往模型里套，一本書很容易就被炮制出來，這樣的作品有社會意義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社會科學有量化泛濫之勢，模型化愈演愈烈。一維度社會科學的最大問題是研究者的“身份意識”不清楚，而沒有身份意識的“問題意識”難免是偽問題。我們知道，量化研究方法在于證實定性研究提出的問題或命題，而定性研究無疑需要研究者置身于特定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實踐中去，研究者的“身份意識”很重要。比如，中國人研究中國政治可能是建設中國，而美國人研究中國政治則可能是使中國變得更像美國即所謂的民主化。這就是身份差異而導致的完全不同的問題意識。身份意識不一樣，問題意識也就不一樣，而問題意識則直接產生社會科學命題。在不問究竟是什么問題的前提下，搞一大堆數據，不但證明不了中國的問題，甚至連這種研究方法的發(fā)源地美國也深受其害。事實上，量化政治學的大行其道最后害了美國政治學，很多教授和博士研究生最后都變成為了職稱而發(fā)表論文，而不是為了真正解決問題去研究，結果本來是為了治國理政的公共之學變成了數字游戲、符號游戲、模型游戲的無用之學。
第二類是從事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研究，即二維度的社會科學。這是最常見的，所謂用理論解釋現實，用現實研究來豐富理論。但問題是，流行的大多數理論來自于異域的特定歷史，不問概念源頭而盲目運用，必然導致研究的教條主義。更重要的是，二維度的社會科學具有典型的功能主義色彩。在當下的社會科學中，人們因為害怕掉進歷史的無底洞而常常把歷史擱置起來，研究當下的社會條件所影響的眼前結果，即“同步的因果性”。這是典型的功能主義假設，結果X（一個制度、政策或組織）的存在是因為它承擔了Y的功能。這是典型的目的論解釋，很多分析者將現存制度的功能解釋為它為特定行動者帶來了利益。在特定的短時間內，這樣的解釋或許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任何一項重大的政治變遷都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行動者的行動、既定的機構與這些行動和結構的結果之間存在一個相當大的時間缺口。首先，既定或特定結構下的行動者面對眼前的壓力而采取行動時，很少考慮到行動的長遠影響，因而特定時刻形成的制度所具有的長遠影響是政治過程的副產品，而不是行動者的具體目標。其次，即使行動者關懷未來，但在特定復雜的情境下，其制度設計卻不一定有預期的制度功能。也就是說，制度變遷中往往存在非預期結果，即制度變遷可能是非線性的；不但存在共時性的因果性，還有更多的“歷時的因果性”。因此，社會科學不能沒有歷史的維度。
第三類是從歷史—理論—現實三維度來研究社會科學，這是最靠譜的社會科學研究。我們應該清楚，理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尤其受歷史背景的影響。因此，歷史語境的視角至少能讓我們明辨西方理論的優(yōu)劣。更重要的是，我們研究的現實都是歷史的，要以千年的“時間進程”所形成的路徑依賴的眼光去看我們眼前的現實。歷史的維度不但是縱向的，不但要研究自己的歷史，還要進行比較歷史研究，所有的社會科學都應該是比較方法的產物，否則其意義就大打折扣。因此，好的理論都是基于自己歷史的提煉，政治哲學其實是三維度的產物。
歐克肖特對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理解道出了理論與經驗的一般性關系，即二者都離不開歷史，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不僅是同步性的，還是歷時性的。他說：“政治意識形態(tài)根本不是政治活動半神圣的父親，而是它塵世的繼子。它不是獨立地預先策劃的有待追求的目的的規(guī)劃，而是從人們慣常從事參加他們社會的安排的樣式中抽象出來的觀念體系。一切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譜系都表明，它不是由政治活動之前的預先策劃所創(chuàng)造，而是對政治樣式的思考所創(chuàng)造。”“大多數政治意識形態(tài)，當然它們中最有用的（因為它們肯定有其用處），是某個社會政治傳統(tǒng)的抽象物。”
哈貝馬斯也是在“歷史取向”意義上解釋“理論與實踐”關系的。哈貝馬斯認為，如果說亞里士多德代表的是古典政治觀，強調的是實踐的情境性即歷史性；霍布斯則是現代政治觀的代表，而現代政治觀的第一原則就是非歷史性。哈貝馬斯指出，霍布斯“以科學為依據的社會哲學的要求，其目的是一勞永逸地指明正確的國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條件。它的論斷將不依賴于地點、時間和情況而發(fā)揮效力，并且可以不考慮歷史狀況建立永久性的共同體”。這樣，起源于歷史的社會哲學卻忘卻了歷史。因此，哈貝馬斯強烈呼吁社會科學應在不放棄古典政治學的實踐觀即歷史性的基礎上，實現對社會生活的理論分析。顯然，哈貝馬斯在努力地把理論、實踐與歷史統(tǒng)一起來，將現代社會科學中的“同步的因果關系”趨勢轉變?yōu)?ldquo;歷時性的因果關系”取向。
事實上，歷史制度主義就是三維度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歷史制度主義是一個好概念，首先是“歷史的”，其次是具有理論和實踐雙重含義的“制度的”。因此，歷史制度主義的方法論，其中的一些關鍵詞，如時間進程、路徑依賴、關鍵點、時間性、自我強化、正反饋，都是發(fā)展社會科學的寶貴財富。
符合社會科學規(guī)律的順暢的體制無疑將助推中國社會科學上一個新臺階。但體制說到底是基礎條件，是必要條件，最重要的還是人——中國社會科學界！在中國社會科學走過百年歷程之后，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應該到來了！這個自主性的社會科學需要研究者進行比較歷史的、定位于本國歷史文化與現實實踐的發(fā)現。這是筆者期許的中國社會科學下一個30年即第四個30年的基本方向和定位，這需要我輩同仁和下一代學人的理論自覺并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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