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在稿紙上的勞動和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由此，這勞動就是平凡的勞動，而不應(yīng)該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覺。由此，你寫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員，而不是高人一等。”
隨著新版《平凡的世界》的熱播，路遙在羊年過后已經(jīng)成為一個新的熱點話題，而傳統(tǒng)媒體、新媒體的介入也一定會使這一話題在各個層面展開，充滿變化，不可預測。
順便說一句，陜北在不久的將來也一定會再次紅起來�？梢钥隙�，在所有關(guān)于路遙的話題中，一定有路遙之死。
1992年11月17日，年僅42歲的路遙因病醫(yī)治無效，駕鶴西去。絕大多數(shù)人對路遙之死，是惋惜、慨嘆和追懷，包括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也是如此。但是，我覺得，路遙之死的意義遠沒有得到認真的對待，用已故作家史鐵生的話說，“這不是哭的問題”。
今生今世離不開那個地方
路遙在世時，史鐵生見過他三次，最后一次是在電視上。路遙辭世不久，史鐵生寫了《悼路遙》。用“書短情長”四個字，庶幾可以概括史鐵生對路遙的深情。史鐵生說，42歲的路遙，正處在我們可以對他未來的寫作有更多、更高期待的年齡，卻就這么撒手而去，“這事讓人難以接受。這不是哭的問題。這事，沉重得不能夠哭了。”接著，史鐵生說起王安憶曾經(jīng)跟他說到的關(guān)于路遙對黃土地的感情的話，王安憶說，荒涼的陜北，“簡直不能想象怎么在那兒生活”，而路遙卻告訴她，“他今生今世是離不了那地方的”。
我不知道王安憶怎么理解路遙這句話，而曾經(jīng)在路遙的故鄉(xiāng)陜北延川縣插隊三年的史鐵生說，“我稍稍能夠理解路遙，理解路遙的心是怎樣碎的”。“這仍然不止是一個哭的問題。”史鐵生沒有告訴我們，為什么路遙之死“不止是一個哭的問題”？而這“不止是哭的問題”又究竟是什么問題？
賈平凹在路遙十五年祭的時候所寫的文字中說，路遙既不是累死的，也不是窮死的，“扼殺他的是遺傳基因”，他的四個弟弟在他死后都在與他差不多的年齡患上“同樣的肝硬化腹水病”，而且，已經(jīng)去世兩個。
“這是一個悲苦的家族。一個瓷杯和一個木杯在一出來就決定了它的壽命長短”。也許從“科學”的角度看，賈平凹此說或有其合理性。但遺傳學和基因論在多大程度上是絕對正確的，例外在什么時候成立等問題，也是這些相關(guān)的科學正在攻克的難關(guān)之一。
而且，根據(jù)現(xiàn)代醫(yī)學的研究成果，雖然肝硬化的治愈率不高，但早期的治療和休息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的惡化，甚至可能發(fā)生逆轉(zhuǎn)，其中休息特別重要，這也是民間一般稱肝病為富貴病的主要原因。然而，路遙之死并不是一個純粹醫(yī)學的問題，醫(yī)學領(lǐng)域的爭論有待進一步深入的研究，且也不是我能置喙，但賈平凹對累死和窮死的反駁并不具有不可辯駁性，甚至令人難以接受。曹谷溪就說，“肝硬化，那不是一下就硬化了的，他一直頑強地與疾病斗爭，并堅持在病痛中創(chuàng)作……”
向這個“平凡的世界”鄭重地告別
事實上，路遙最遲在1987年夏天就知道自己的病。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特別是其身體的狀況已經(jīng)明確告訴他，不能再這么拼命了的時候，究竟是什么支撐他在未來五年的時間里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和第三部，以及其實并不能簡單地視為《平凡的世界》的創(chuàng)作談的《早晨從中午開始》？
要知道，那時中國還沒有電腦，更沒有什么網(wǎng)絡(luò)寫作，全靠手寫。僅僅就70萬字這個工作量，一個字一個字地填進格子里，也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勞動。路遙自己就說，文學創(chuàng)作不僅僅是腦力勞動，也是體力勞動。而之所以說《早晨從中午開始》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創(chuàng)作談，是因為在那7萬字的字里行間，你會發(fā)現(xiàn)，路遙其實是在對自己的“人生”做總結(jié)。
雖然，他曾經(jīng)將《平凡的世界》當做向他的導師柳青致敬的習作，他此后還有更大的計劃，但顯然這個時候，他已經(jīng)隱隱地意識到死神的逼近。他需要對導師曾經(jīng)的囑托有一個自認為還說得過去的交代，需要向這個“平凡的世界”鄭重地告別。
了解當代中國文學史的都知道，柳青因其《創(chuàng)業(yè)史》而聞名，路遙更其將它看成當代中國文學的最高成就。他說：“在我國當代文學中，還沒有一部書能像《創(chuàng)業(yè)史》那樣提供了十幾個乃至幾十個真實的、不和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已有的藝術(shù)典型相雷同的典型。”這一評價我以為并不為過。
而且，《創(chuàng)業(yè)史》的貢獻還不止于此，它寫出了關(guān)中農(nóng)民在解放后如何走上集體化道路的曲折而偉大的歷程。柳青的貢獻也遠不止文學，他將《創(chuàng)業(yè)史》第一部的稿費全部捐給了現(xiàn)實生活中的蛤蟆灘，用于農(nóng)村集體化建設(shè)；他一生中有很長一段時間就居住在長安縣的皇甫村，做一個有覺悟的普通勞動者。但柳青未能完成計劃中的《創(chuàng)業(yè)史》四部就撒手人寰，而即使在很簡陋而艱難的寫作環(huán)境中，哪怕是在病榻上，柳青都以頑強的意志堅持寫作。柳青辭世兩年后，路遙寫作了《病危中的柳青》，給我們講述了他在柳青身上所受到的強烈的震撼。
柳青的文學遺囑就是希望路遙這一輩陜西青年作家能夠填補文學史對陜北書寫的空白。路遙完成了。但路遙是以生命為代價來完成這個使命的。所以，與其說是渾身插滿了各種管子的柳青在病榻上堅持寫作的情景讓路遙震撼了，不如說他為未竟的事業(yè)而掙扎的意志使路遙終生難忘。于是，在《人生》取得成功以后不久，被鮮花和紅地毯包圍的路遙，很快清醒地選擇了從“這種紅火熱鬧的廣場式生活”中退出。他要為陜北寫一本對得起她的歷史和現(xiàn)實的大書。
他以命相搏的寫作
成就的是鳳凰涅槃的輝煌
王安憶為悼念路遙而寫的文字取名為“黃土的兒子”，的為確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地之子”。趙園在《地之子》一書中指出，誕生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土地革命的“地之子”是近代以來中國文人對土地、鄉(xiāng)村和農(nóng)民在精神上、情感上的一種自我指認，其中飽含著一種文化自豪感。
但是，隨著現(xiàn)代化、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這一文化自豪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已經(jīng)逐漸消失，幾乎沒有作家以“地之子”為驕傲，也看不到多少原本就是從農(nóng)村出來的作家還以“地之子”自許。
然而，路遙是一個例外。如果說柳青是對現(xiàn)代“地之子”家族的延續(xù)，那么路遙就是對柳青這一代“地之子”的延伸。實際上，路遙終其一生，都始終保持著他來自陜北農(nóng)村的很多生活方式。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把《平凡的世界》解讀成一個從農(nóng)村出逃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除了孫少平，還有孫少安。
即使是孫少平，雖然離開了農(nóng)村，成了一名煤礦工人，但他對勞動的態(tài)度與他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態(tài)度是完全一致的。勞動是孫少平獲得尊嚴感的最重要方式，甚至也是他擺脫煩惱的手段。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不能就這么簡單地將孫少平看成一個個人奮斗的典型。在我看來，孫少平身上最閃光的就是他的勞動價值觀，以及由此生發(fā)出的理想主義光芒。遺憾的是，無論是在學術(shù)界，還是在普通讀者那里，孫少平常常被解讀為一個個人主義者。但這不是學者和讀者的錯，而是時代的問題。
對路遙而言，他之所以無數(shù)次地強調(diào)“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既來自前輩作家的啟示，更與其“地之子”的身份認同密切相關(guān)。所以，他說：“我在稿紙上的勞動和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本質(zhì)上是一致的。由此，這勞動就是平凡的勞動，而不應(yīng)該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覺。由此，你寫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員，而不是高人一等。”所以，路遙的世界是平凡的；然而，這平凡的世界里因為有路遙這樣的勞動者而可愛，而路遙也因其普通勞動者的貢獻而崇高；路遙以命相搏的寫作成就的是鳳凰涅槃的輝煌。
路遙一生貧困，但他是豐裕的。這個不是哭的問題的路遙之死，乃是崇高之死。在“躲避崇高”成為許多人的座右銘的“小時代”里，路遙是一座被曲解的豐碑。
郭春林
2015年3月8日于寶山美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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