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二十三歲的埃德加·斯諾以實習記者的身份來到上海時，并未打算成為“China hand”（中國通）。據(jù)歷史學家詹姆斯·湯姆森回憶，一九三七年之前，美國記者通常是作為通訊社社員、自由撰稿人或者學生旅游者去往中國，沒有任何人學過漢語。這個來自密蘇里州的中產階級青年也是如此。他重實際甚于學歷，“十八歲出門旅行”，僅僅懷揣著一張半調子的新聞文憑、股市投機而得的少量旅費和對哈克貝利·費恩的滿腔熱愛。他是典型的美式“自由主義浪漫派”，迷戀冒險的刺激和興奮，特別是其賭注是一個好故事的時候。一九二六年他偽裝成東京大使館的成員，偷偷潛入一艘開往日本的船，據(jù)此經(jīng)歷寫了篇《頭等艙的偷渡者》――他繼承了馬克·吐溫的看法：人性中有一種古怪的成分，對于詐騙公共機構的行為總是樂不可支。這正是他所服務的《先驅論壇報》所喜歡的調調。這些經(jīng)歷使年輕的冒險家在駐外記者中小有名聲。他的傳記作者評價他具有生動而細致地描述事物的天賦才能，非常適合旅行寫作。出發(fā)去中國前，他寫信向父母保證，他已經(jīng)注射了預防針，可以抵御東方所有的疾病，文明程度也足以避免任何性本能的誘惑。他只打算在“遠東”待三個月。從他早期的報道（后結集成《遠東前線》）那些即景式的描述可見，他一點兒也不喜歡中國。
然而，某種東西拴住了他，使他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離開。盡管后來成了“世界性的記者”，但毋庸置疑，他生命中的精彩戲碼都發(fā)生在中國。他跟第一任妻子海倫在此結合也在此緣盡。一九四九年之后，他們以各自的管道持續(xù)訪華。每一次，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位置，都提示了歷史的微妙訊息。他在一九七二年二月離世，與尼克松訪華失之交臂—后者的團隊仍然需要背誦他所留下的資料來拉近與紅色中國的距離。他的骨灰分成了兩半，一半在美國哈德遜河畔，一半在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正是在那里，三十年代一群中國“先鋒”藝術青年（他們中的一些人拍出了《馬路天使》和《風云兒女》）看到了斯諾所拍攝的關于中國紅軍的影像，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后來都奔赴延安。
像斯諾這樣突然迷戀上中國，“將三個月變成十四年”的美國記者不在少數(shù)�！渡咸煊柫钆c迪斯科、民主—改革陣痛中的中國》一書的作者奧維爾·謝爾說，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三十年，是美國新聞史上一個無與倫比的“中國時代”：整整一代人被吸引到亞洲，從初學乍到者變?yōu)?span lang="EN-US">“走進中國革命”。起初，他們像所有的歐洲人一樣，或真誠或虛偽地打著傳教的招牌，而到了三十年代，“對這塊陌生的、神秘的、不易忘懷的大陸的資本主義的倫理道德的關注，加上羅曼蒂克的追求，變得更加強烈了”（轉引自白修德、賈安娜：《中國的驚雷》）。
“資本主義的倫理道德”真是切中要害。無論十九世紀以前的“東方的魅力”是什么，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正是“亞非拉”的苦難和混亂留住了記者們的匆匆腳步。斯諾和海倫最初的任務都包含著為大洋彼岸的新聞總部提供“閃閃發(fā)光的東方特寫”，以支持美國在遠東的旅游項目，然而返還的消息總是這樣：從云南到緬甸的一路的確是人類學上的奇境，卻只有人是卑微的。
在西方人未來的“旅游路線”上，斯諾有生以來第一次目睹成千上萬的人因旱災和無人救援而活活餓死。一九二八年的綏遠之災在中國比在西方更加鮮為人知：苦難在這個國家像森林里的樹葉一樣俯拾皆是。
外國記者們很快發(fā)現(xiàn)，盡管與初衷不同，臺風和尸體的照片同樣受到同胞的歡迎。蘇珊·桑塔格曾憤怒地譴責這種“以他人之苦”為樂的視覺原罪，然而不幸的是，發(fā)現(xiàn)不幸正是現(xiàn)代新聞的本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美國新聞業(yè)和電影工業(yè)大發(fā)展的時代，以大蕭條為主題的新聞紀錄片和好萊塢的戰(zhàn)爭電影一樣層出不窮。人們?yōu)樨毟F和絕望譜寫詩歌，影像里處處是“精心打造的粗糙感”。“他人的痛苦”橫亙階級和國家。在東方的記者與影院里的災難片觀眾一樣，想要離開卻難以自拔。同樣，美國對東方的關注跟好萊塢工業(yè)在同一時間增長，并非巧合。“因為爆發(f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當時的年輕人就想‘走遍全球’，我們當時就是這么說，要去伸延我們的地平線，證實我們是由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海倫·斯諾：《重返中國》，19頁）
熒屏式的世界圖景也呼喚著新的新聞敘事：除了傳統(tǒng)的“什么人做了什么事”，“為什么”也變得重要起來。這呼喚著記者的社會分析能力、報道的生動性和思想的深度。于是，斯諾這樣“文筆與思想”兼?zhèn)涞拈L篇報道員便在羅斯福新政之后應運而生。
在亞洲的不幸國家里，中國最具備觀察和書寫苦難的歷史條件。窮日子和亂日子織構了這個國家的“現(xiàn)代”進程，到了三十年代，苦難的指數(shù)到達了某種臨界點，那些連綴成“歷史”的故事集錦，每一個片段的激烈程度和其戲劇性的后果都值得親臨現(xiàn)場，不可測定的未來則強化了新聞報道中分析、推理和懸疑成分。與那時相比，今日二十四小時滾動新聞中的“中國問題”反而顯得微不足道了—現(xiàn)在的記者只能討論中央政府的能力如何，而一九二七年的記者們爭論的是：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究竟有沒有政府存在？
選擇中國的另一個因素更加淺顯明了：考察苦難需要相對舒適和寬松的環(huán)境。許多記者為了中國而耽誤了去莫斯科的計劃，原因就在于此。廣闊的蘇聯(lián)由于一國社會主義而趨于封閉，而中國則是一個沸騰的地方，既有禁區(qū)又有樂土。在國民黨的“連場大戲”之外，關于紅軍長征的流言不時出沒，引發(fā)種種猜想和預言。上海是這些消息的集散地，也是記者的天堂。彼得·安德強調，如果你像“那個史沫特萊”一樣，也是個在他人的痛苦中尋找創(chuàng)造和滿足的人，那么，在三十年代不會找到比上海更合適的地方。的確，在那里，最具煽動性的社會活動家也有種種方法獲得特權保護；在那里，普通的外國人創(chuàng)辦一份報紙要比在國內容易得多。很多統(tǒng)計表明，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五年，上海老字號的報紙（如最初提攜了斯諾的J.B.鮑威爾的《密勒氏評論報》）和曇花一現(xiàn)的期刊（如伊羅生等人在宋慶齡支持下創(chuàng)辦的《中國論壇》）都活躍異常，由駐外記者撰寫的“中國暢銷書”一本接一本問世。
與思想的自由相伴的，還有生活的舒適。一九二六年來到中國的《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哈雷特·阿班嘲諷地寫道：斯諾夫婦在上海的生活與他們筆下謳歌的延安式的實用主義和艱苦樸素可謂大相徑庭。二十年代美國大蕭條之際，國民的日子都不好過，居留中國卻可以因有利的兌換率而生活得像國王一樣。海倫·斯諾寫道，她一踏上世界上第五個最繁忙的港口，生活水平便驟然提高多倍。在上海華聯(lián)公寓，她被苦役、阿媽們像公主一樣侍奉著。盡管亞洲有著種種危險（因為懼怕疫病，幾乎所有的駐外記者都只吃煮熟的水果），這仍然是吸引記者們的有利因素。—外國記者的中國夢，正是在如上前提下鋪展開的。在經(jīng)歷了各種充滿偶然與反諷的歷險、達成許多心照不宣的協(xié)議后，一九三六年，斯諾先于史沫特萊趕赴延安，向世界披露了“神秘的”中共，并賦予它樸素動人的形象�！都t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以下簡稱《紅星》）一炮而紅。它更新了美國人的“中國參考書”清單，并為這一題材帶來了一場“紀實革命”。在此之前，構成“中國想象”之依據(jù)的主要是賽珍珠的《大地》這樣的長篇小說：盡管渴求“遠東的真相”，卻鮮有外國人能突破重重阻隔，進入它神秘的核心。斯諾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卻是第一個讓人們相信紅軍不僅存在，而且能夠影響中國乃至世界的現(xiàn)實與未來的人。
精神作用的程度很難被量化。但“紅色中國”之能夠進入國際政治的棋局中，顯然在于它清晰易懂的圖文故事。有人評論說，斯諾和他的著作在“中國革命和抗日的關鍵時刻”所起到的作用，比任何一個外國非官方人士都大。許多記者和愛國青年因《紅星》而奔赴延安，并因此改變了個人的命運（據(jù)說，這與安德烈·紀德的《訪蘇日記》效果恰好相反）。拜斯諾對文學和散文筆法的愛好所賜，人們再一次認識到文學的政治偉力。“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四渡赤水”，這些后來的中國人耳熟能詳?shù)膱鼍�，其氛圍和腔調的原型都來自《紅星》。除了文字報道，斯諾們的到來也使延安人有了“圖像”。毛澤東著名的“八角帽照片”讓世界首次領略到中共青年領袖深不可測的氣質，而帽子的主人卻是拍攝者斯諾。以毛澤東為首，中共那一代領導人的形象第一次被全面地視覺化，也象征著被蓋章“準入”到國際大歷史進程中。羅斯福時代的美國在遠東形成了一種新的認同。仿佛只有在彼時，這個經(jīng)歷了十幾年風雨的政黨的時間才真的“開始了”。
《紅星》的成功讓人們忘記了它產生的前提，仿佛斯諾天生是一個親共的美國左派一般。然而斯諾的成功恰恰在于他的“非黨派視角”（這也正是為什么史沫特萊“落選”的緣故）和所謂的“客觀敘述體”�！都t星》是一個復雜的對話空間，由大量的排比和設問句組成。除了要得到延安人的認證之外，它試圖說服的群體至少還包括英美的軍政高層、駐外新聞記者群、傳教士、共產國際、國民黨和青年學生，而說服任務也極其艱難：你得證明一支裝備拙劣、性質可疑甚至也許并不存在的隊伍能夠改變歷史的進程。
不論歷史勘驗出什么，《紅星》的魅力在于這一簡潔有力的定位：萬里長征是極度匱乏的環(huán)境下誕生的奇跡，紅軍的故事是由苦難到艱難的飛躍，他們全體遭遇過生活的悲劇，卻沒有一個感傷主義者。同中國的“那部充滿折中妥協(xié)的歷史”比較，斯諾認為這支隊伍的政策實用且簡單明了。他們下意識地知道，講好一個故事要比軍事上的勝利更為重要。他們的秘訣就在此：將失敗轉為勝利，讓壞事成為好事。
這正是《紅星》的語法，構建出一種絕望—希望的二元張力，一種呼之欲出的情感：在死水般的中國，只有這個群體是“行動著的”。
若不去重溫歷史的因情果境，我們很難領會到這種表達中苦心孤詣的成分。從習慣了不幸景觀的“外國眼睛”來看，轉向延安幾乎是一種順勢療法。與斯諾同樣年輕而才華橫溢的記者伊羅生恰如其分地將此稱為“中國沖動”：由大驚小怪到習以為常，駐外記者一撥一撥地“適應”了東方的苦難，然而旁觀者的位置始終包含著奇妙的不適感。一邊喝茶一邊看著中國人拾掇同胞尸體的外國記者的心理調適，與魯迅們面對祥林嫂時的尷尬曖昧不完全一致。這也就是為什么“行動”會成為他們的關鍵詞。
以報道了毛澤東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而著稱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寫道：“心理學家把我們這類人叫作動型人。理性不是指導行動，而是后設的、對行動的解釋。”（《中國人征服中國》）這位早年困惑于上帝和真理，后來將理想設定為“全球社會主義”的女記者說：“我走的路正是千千萬萬人要走的路。”史沫特萊深深滿意于自己是一個“史沫特萊分子”。她自認是一個美國勞動婦女，亂七八糟的商業(yè)文明的產兒，和一個民族主義—世界主義者。她在中國的各種事情中穿針引線，包括搶救丁玲，報道“西安事變”，和斯諾夫婦與斯特朗爭搶紅色新聞�？偠灾�，她從顛沛流離、混亂不堪、苦海無邊的日子里汲取的快樂，是其他人無法了解的。
正如格拉斯所說，在苦難的花園里看了太久，“你不可能永遠作壁上觀”。在世界范圍內，“左轉”總是伴隨著采訪和旅行：像安德烈·紀德的非洲之行和斯諾的綏遠之行一樣，伊羅生也因為旅行而成為一個黨派人士，他沿著長江旅行之際正值“剿匪”，這意味著不斷地遭遇疲憊而可笑的各路軍隊，并見識中國內陸可怕的骯臟污穢。他與未婚妻書信往來時的爭論，像極了斯諾在同一時間段所做的事。后者引用了一九三三年給父親的信，對中國那壓抑的氛圍感到沮喪。而伊羅生則深情地爭辯：維奧拉，在你親眼看見階級斗爭之前……
直到幾十年后，赤潮于全球退卻，失意的斯諾的回顧卻仍然清晰：他對中國的判斷不是以美國的背景為標準，而是以在東亞所見所聞的貧窮、污穢、粗野、壓迫和普遍失望為背景的。在中國的十年，駐外記者見聞覺知的，總是潮濕燠悶的絕望氣味，而共產黨干燥的“延安樂觀主義精神”卻令人精神一振。在斯諾之后，不止一個到過延安的記者用自然氣候來比擬兩個政黨（或者兩種未來）的差異：“那里的空氣和重慶不同，夏天干燥而煥發(fā)，冬天嚴寒而愉快。”（《中國的驚雷》，245頁）
這種描述為延安鍍上了形而上的、智慧的光澤。在此意義上，《紅星》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部為中共的“革命性質”進行辯護的作品。它真正的論敵并非資產階級和“右翼人士”，而是共產國際和整個西方世界。我們總是需要不斷想起：“革命”不僅具有歐洲血統(tǒng)，而且也標識著一種以進化論為基礎的“現(xiàn)代智慧”，而斯諾卻試圖證明，中共的行動不是一場原始、無序而混亂的農民起義。紅軍是一支真正的現(xiàn)代軍隊。這種對“本質”的攫取讓斯諾成為“三S”（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中最受歡迎的一位。在他的影響下，岡瑟斯坦、白修德、賈安娜、卡爾克勞等人使“紅色中國”的故事日趨豐滿，在他們眼里，毛澤東是一位東方的智者、狡黠的農民和寓言家，與蔣介石的“西化儒家”的形象是那樣不同，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甚至寫道，坐在毛澤東身邊，就好像坐在歷史身邊。
正是這批外國人塑造了紅色中國夢。僅從回憶錄、傳記的字里行間就可感受到，二十到四十年代，美國駐外記者在中國歷史中的“貢獻”要遠超中國“正史”的記載。投身政治，投身新聞，投身寫作，對他們來說，是個人也是歷史的事業(yè)。仍然像電影一樣：歷史是可見、可聽、可觸摸的，觀眾一邊觀看，一邊創(chuàng)造著歷史。這種“歷史感”在今天似曾相識。
《紅星》遠不是斯諾夫婦的唯一成就。在海倫·斯諾的回憶中，甚至稱他們“發(fā)動”了“一二·九”運動也未嘗不可�；蛘呖梢赃@樣說：沒有斯諾夫婦的推動，也就沒有這場聲勢浩大的抗議運動，而逃亡至西安的學生們也可能不會深刻地影響張學良的決策，扭轉政治格局的“西安事變”也就不會發(fā)生—從后設歷史的角度，一切都會改變。
這場中國夢當然是美國夢的亞洲版本：“一戰(zhàn)”后的美國在世界的創(chuàng)傷中接替歐洲，執(zhí)掌了撥轉地球儀的權力。一九三九年，斯諾夫婦在宋慶齡的支持下所主導的另一項運動—中國工業(yè)合作社（簡稱“工合”）轟轟烈烈地開幕，其分社遍布國共兩黨。這項運動在“中國正史”中杳無煙跡，在他們的回憶里卻是濃墨重彩的一筆。據(jù)說它得到了兩黨高層的全力支持，文化界人士如林語堂，也曾以海外分社社員身份向美國人募款。這一運動的原理是清教式的，其理想是剔除了政治成分的、純經(jīng)濟的“社會主義”，認為只要有資本、勞力和適當?shù)慕M織方式，中國就會成為經(jīng)濟大國。斯諾夫婦，特別是海倫始終堅持，這場運動原本一定可以改變中國，讓它失敗的是國民黨的官僚主義和派系斗爭。
不管歷史學家如何看待這種表達，我們可以肯定，清教式的行動主義，而不是“親共”的黨派意識，才是“三S”的共通之處。在延安，斯諾們看到的仍然是生活在“后上帝”時代的美國清教徒：高效，埋頭苦干，開拓精神，樂觀主義和自我犧牲。
這些駐外記者普遍晚年孤寂。他們從未能融入那些國家，不管從主觀還是客觀而言。長年的外國生活也讓他們被本國人拋棄。廣島、長崎和鐵幕宣言之后，一小撮美國人的紅色中國夢也宣告破產。斯諾被剝奪了歷史預言家的權利。那些費盡心血炮制的爆炸性新聞、文字優(yōu)美的黃金報道變成了“沉默之聲”。史沫特萊因病早逝；受到蘇聯(lián)和麥卡錫主義雙重迫害的斯特朗隱居中國，六十年代，她定期給斯諾寄去她編寫的《中國通訊》，里面充滿了大生產運動中的夸張數(shù)字和對美國中產階級的憤憤不平。拜所掌握的外國知識所賜，自由主義和右翼的“中國通”也并不見得好過些：哈雷特·阿班在結束了與蔣宋兩家長期的關系后退休回鄉(xiāng)，他的鄰居們對中國的認知仍然是，“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養(yǎng)育的國家”。
經(jīng)歷了麥卡錫時期的無數(shù)場官司之后，幾乎已無生活來源的斯諾仍然在不斷寫作。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每次走訪都受到熱情的接待，盡管許多細節(jié)并不令他舒服。晚年，他為自己無法自由而持久地考察新中國的情況而感到遺憾—他一向以報道的精細和謹慎著稱。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為畝產棉花的數(shù)字而向遠在中國的朋友輾轉求證。這些努力的成果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里被束之高閣。冷遇使他意識到，美國人的中國熱只是一場泡沫，冷漠才是他們的“真正傳統(tǒng)”，或許正是這一點導致了世界的核變。
“晚期斯諾”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題材。無論在文筆還是在反思的深度上，《大河彼岸》和《復始之旅》都是他一生最好的作品：它們不僅僅是回憶錄，正如《紅星》也不僅僅是旅游日記那樣。這些作品懷舊卻并不感傷，充滿了斯諾式的純樸而細致的感染力。他寫道，亞洲的苦難景觀曾讓他和大部分的西方人傾向于實用主義，他們說服人們在權力斗爭中要“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對“維持著虛幻的純粹性”的甘地主義并不贊賞。然而在六十年代的反思中，甘地之路似乎暗示了一份未能充分生長的因緣：或許只要稍微有一點自信，純粹的精神性、非暴力理念與國家權力的耦合，就并非天方夜譚。
與斯諾分道多年的海倫卻持續(xù)地在夢想和傷口之間徘徊。她早年的夢想是當一名超越斯諾的大作家，后來，她瘋狂的寫作更像是對她“為丈夫、為中國”所做的個人犧牲的過度而無效的補償。三十年代的她被駐外記者們描述為“希臘女神”，而她的自我期許卻是費雯麗飾演的郝思嘉：美麗，聰明，熱情，狡黠，充滿野心，在經(jīng)濟蕭條中昂首挺胸走出家門工作，帶著欲望和倔強走向世界。新婚之初，她和丈夫在日本海的星空下閱讀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和威爾斯的世界史，“未來是我們的，不是英國人或日本人的”。多年以后，她不斷地引用富蘭克林的話：久經(jīng)滄桑，飽受磨難，但大多數(shù)苦難事情并不曾發(fā)生，其余則是別人所經(jīng)受的。二零零八年，上海作家小白在他的后現(xiàn)代風格的諜戰(zhàn)小說《租界》中“拼貼”了她在華聯(lián)公寓的經(jīng)歷：老舊的蚊帳和搖曳的窗簾，打開抽屜，檀香的氣息撲面而來。華誼兄弟公司購買了這部作品的電影改編權：“園丁”逝去了，銀幕和花園卻留存了下來。
本文摘自《讀書》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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