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前急劇變革的中國農村，家庭關系的理性化成為農民家庭生活中一個重要的變動方向。家庭關系的理性化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層面：代際關系的交換性、兄弟關系的原子化和夫妻關系的工具化。家庭關系的理性化，本質上在于家庭生活的去倫理化，市場經濟興起后，工具理性在家庭生活領域的擴張進一步加劇了這一變動。家庭關系的理性化產生了深遠的后果，農民家庭生活中的道德體系和人生意義開始消解，中國農民的家庭生活正發(fā)生著千年未有之變局。
關鍵詞：家庭關系；理性化；去倫理化；市場化
一、問題的提出
家庭是中國農民生活的基本單位，在中國農民的傳統(tǒng)家庭生活中，以父子關系為核心，通過男系的血脈綿延，每個人都處在“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這一祖先和子孫一體的關系中而被賦予了其存在的意義及在村莊生活中的地位[1]p44�；诖耍l(fā)出的家族倫理和禮治秩序賦予了“家”在中國社會中宗教般的魅力。而在經歷了革命洗禮、市場化浪潮之后，在現(xiàn)代性的巨大沖擊之下，中國農民的家庭生活中的宗教性魅力發(fā)生了何種程度的變化呢？
較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麻國慶，他在人類學家對中國農村宗族研究的基礎上， 結合費孝通對中國農村家庭和生育制度的分析，從中國農民家庭生活中分、繼、合的角度，揭示了中國縱式社會的特點，并將祖先崇拜和祖孫一體看做是中國延續(xù)的縱式社會的基礎。麻國慶認為，父子一體，祖孫一體已經擴大為中國文化的主要特性之一，這種延續(xù)的觀念擴大到整個民族，便成為維系數(shù)千年歷史文化沒有中斷的重要力量，并把傳統(tǒng)無意識地內化到現(xiàn)代性的層次上來[2]。
但是，隨著中國農村家庭的核心化，以父子軸為核心的家庭結構轉向以夫妻軸為核心的家庭結構，傳統(tǒng)的父系父權制在中國農村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礎[3]p455-474。閻云翔認為，父權的衰落是農民權利意識增長的結果。他在黑龍江下岬村的調查中發(fā)現(xiàn)，新中國成立后，政治和法律的變革直接推動了私人生活的變革和農民權利意識的增長，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進程，又加劇了這一轉型的繼續(xù)[4]p177-205。但是，若將農村家庭生活中的這場變革僅僅解釋為“農民權利意識的增長”，似乎還沒有觸及到當前農村變革的實質。正如賀雪峰所指出的，私人生活不只是私人的家庭和愛情生活，還涉及到個人的價值和生活意義，當前農村的變革更在于農民在價值和生活意義層次上所發(fā)生的前所未有的變化[5]。
賀雪峰建構了農民價值觀的類型及相互關系，指出當前中國農村家庭生活變革的實質，在于以傳宗接代為核心的本體性價值的理性化，從而導致構成農民安身立命基礎的價值發(fā)生動搖[6]。陳柏峰在皖北李圩村調查的基礎上，分析了農民價值觀的變遷對家庭代際關系的影響[7]。在近期的研究中，賀雪峰和郭俊霞又從代際關系的四個維度：代際關系的平衡性、代際交換的程度、代際之間的緊張性和代際關系的價值基礎出發(fā)，在對農村代際關系的區(qū)域差異和歷史變遷的認識的基礎上，揭示了代際關系理性化的過程和后果[8]。
從價值基礎的角度探討農民家庭關系的變革，很敏銳地把握住了當前農村現(xiàn)狀的實質。但是，賀雪峰等人的研究并沒有揭示出家庭關系理性化的具體內涵及內在機制。而根據(jù)筆者在川西平原、鄂西地區(qū)、洞庭湖平原等地農村調查中的發(fā)現(xiàn)，當前農村家庭關系的理性化，不僅涉及到代際關系，而且還影響到兄弟關系，并深刻地滲入到夫妻關系之中。總而言之，一場不可避免的理性化進程正發(fā)生在中國農民家庭關系的各個層次。本文將以湖南Z村農民家庭生活的經驗調查為基礎，通過對Z村農民家庭生活的解讀，探討當前農村家庭關系理性化的表現(xiàn)、機制及后果。
二、家庭關系的理性化及其表現(xiàn)
本文所使用的理性化借鑒了韋伯的定義。廣義上，韋伯用理性化來指稱西方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中所出現(xiàn)程序化、可計算性和可支配性趨勢。狹義上，理性化指的是在各種宗教的或傳統(tǒng)的價值、倫理觀念消解后，工具性、利益性和可計算性成為人們社會行動和社會關系的取向標準[9]。本文是在狹義的層次上采用這一概念的。在傳統(tǒng)的家庭倫理日趨消解以后，當前農村的家庭關系日益呈現(xiàn)為理性化的特征。在調查中，筆者發(fā)現(xiàn)農村家庭關系的理性化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代際關系的交換性
在傳統(tǒng)農民的代際關系中，為了延續(xù)祖宗“香火”，父母必須不遺余力地為兒子“操心”，為兒子的成長、成家準備一切必備的條件。與父母對兒子不計回報的投入相對應，等父母到了老年，喪失了勞動能力，則依靠兒子的贍養(yǎng)安然渡過老年生活，并享受人倫之樂。費孝通將這種代際關系概括為“反饋模式”[10]。在“反饋模式”中，價值性的倫理責任成為代際關系的基本特質。
但是，Z村的代際關系中已經很難體現(xiàn)出父慈子孝、傳宗接代、天倫之樂等倫理價值，而是表現(xiàn)出冷冰冰的工具性交換關系。首先，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責任和義務關系已經非常淡化，父母對子女的付出不再是無限的、不計回報的，而是有限的、清晰的。在子代的婚事上，越來越多的父母認為這是子代自己的事情，并不在父母的責任范圍之內。父母借貸為子代辦婚事的情況已經基本消失，相反，許多年輕人都是自己借貸結婚。在收縮對子代的責任同時，中老年的父母也降低了對子代反饋的期待，他們已經不再秉持著傳宗接代的理念，認為這是封建迷信思想。養(yǎng)兒防老的想法也已經過時，許多村民都跟筆者提到一位生了五個兒子的老人，最后卻沒有一個兒子肯為他養(yǎng)老送終的例子。對子代回饋預期的降低，使得父母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享受。許多中年父母在子女還沒有結婚時，就開始儲蓄自己的養(yǎng)老金、購買養(yǎng)老保險，村民HS明確地說道：“現(xiàn)在靠兒子養(yǎng)老都靠不住的，都得自己存錢，這叫‘手中有錢，心中不慌’。”；其次，子代家庭成立之后，就迅速與父代家庭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新家庭。子家庭與母家庭不僅在經濟上獨立開來，在社會義務上也獨立開來。對于子代而言，結婚就意味著分家，屬于子家庭的經濟開銷、債務均由子家庭獨立承擔。許多老年父母都認為帶孫子是一種負擔，而不愿意幫兒媳婦帶小孩，一些幫兒媳婦帶小孩的老人明確要求兒子按月支付一定的報酬。與父母對子女的有限責任相對應，子女對父母的養(yǎng)老也僅承擔著微薄的責任。村莊中通行的養(yǎng)老標準是，一個兒子每年負擔父母600斤稻谷和每月10元生活費，這與村莊中“五保”老人的養(yǎng)老標準相差并不太多。
因此，代際之間呈現(xiàn)出了有限的、理性的均衡，這種均衡結構是代際之間理性交換的產物。交換性成為代際關系的基本特質。孫新華將這種代際關系類型稱為交換型代際關系，這種代際關系以工具理性為主導，注重現(xiàn)實的獲致性財物的對等交換邏輯，代際之間的交換內容日趨物質化和清晰化[11]。交換型代際關系的出現(xiàn)已經成為當前農村代際關系的新動向，并主導了農村代際關系的秩序和規(guī)范。
（二）兄弟關系的原子化
兄弟關系是附屬于父子關系之下的一組關系，父子關系和兄弟關系共同構成一個最基本的血緣單位[1]p145。在傳統(tǒng)的家庭關系中，分家之后，雖然兄弟之間在經濟上變得獨立了，但這種獨立只具有相對性，各種社會義務仍然把他們聯(lián)系在一起。兄弟之間既要共同合作完成對祖先的祭祀義務，對父母的養(yǎng)老義務，還要合作進行農業(yè)生產[2]p108。因此，傳統(tǒng)的兄弟關系所體現(xiàn)的是“兄弟一體”的原則，兄弟之間既存在著生產互助和共同對外時的合作關系，也包含著枝葉相連、血脈相通的文化基礎。
而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后，村莊中的幾個祠堂均被拆除，其中的一個祠堂被改建成小學。兄弟之間共同的祭祀義務不復存在，村民對祖先的記憶也已遠去，只是在每年清明節(jié)時各自到自己父輩的墳頭前簡單地祭拜下。許多村民由于常年外出打工，很少回家，這就使得許多墳頭都已經荒蕪。在父母的養(yǎng)老上，幾乎不存在兄弟之間齊心協(xié)力侍奉父母的例子。在分家時，父母與子代之間往往要簽署分家協(xié)議，寫明每個兒子應負擔的具體責任，并要請村干部蓋上村委會的公章，以示法律效力，村民稱之為“落實承包責任制”。在對待父母的養(yǎng)老上，兄弟之間更多的是“契約關系”，每個人只要完成給自己所規(guī)定的份額，就算完成了對父母的義務，兄弟之間也不再有溝通和聯(lián)系的必要。在生產合作上，分田到戶以后，隨著農業(yè)機械的普及，兄弟之間在農業(yè)生產上的合作需求減少。打工經濟興起以后，村民紛紛外出打工，村民的經濟生活以市場為中心展開，市場關系成為村民經濟生活中的主要關系。“各掙各的錢，各過各的日子”成為村民對這一時期兄弟關系的基本概括。即使有做生意的村民，也都是跟朋友一起合作經營，沒有兄弟之間合伙的。村民的解釋是，朋友往往比較爽快，講義氣，兄弟則就不一定了。LG的例子證明了這一點：
LG，今年52歲。三年前，LG的妻子和女兒，相繼被查出患有癌癥，前后花去了四十多萬元。不僅用光了之前所積攢的全部積蓄，還借了許多錢。LG借錢的對象，主要是自己的兩個朋友。一位姓焦，是以前一起販賣水果的朋友，認識有十多年了，跟他先后借了三次，有兩萬多元。另一位是跟自己一起經營苗木生意的，先后跟他借了兩次，兩萬多元。此外，LG跟信用社借了兩萬。還跟自己的三姐借了四千元，跟自己的二弟借錢時，二弟沒有借給他。LG說：“跟朋友借錢是最爽快的，跟親戚借錢，是最麻煩的。我那兩個朋友知道我有困難都是主動借錢給我的。我跟我三姐借錢時，沒到一個月，她就催我還錢。跟兄弟借，借都沒借給我。”
兄弟關系和朋友關系分別是基于血緣和業(yè)緣而形成。在“兄弟一體”的原則下，兄弟關系從屬于父子關系，基于血緣連帶而形成的關系構成為農民生活的最基本關系。但是，在市場條件下，農村經濟生活中的業(yè)緣關系的重要性的日益突出，就使得兄弟之間在生產和生活上的功能性合作需求被朋友關系所替代。在拋去了基于血緣所生成的倫理色彩后，兄弟之間成為了一個個孤立的、聯(lián)系薄弱的個體，兄弟關系已經開始原子化。
（三）夫妻關系的工具化
在中國農民的傳統(tǒng)家庭生活中，父子一體、兄弟一體、夫妻一體構成為家庭關系的基本原則。但是，這幾種關系并不是平等的，父子關系是主軸，夫妻關系依附于父子關系而存在。正如滋賀秀三所論述的：“女性一旦成為妻便與夫合體，由于做了夫族生命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的形成不可缺的參與而賦予其存在的意義，從而作為夫族的一員，其社會性地位得到保障。” [1]p45楊華將之概括為“既嫁從夫”，意指婦女通過歸屬于夫姓家族而獲得自己的歸屬感和意義體驗[12]p195。因此，夫妻關系核心任務即在于生育子嗣以綿續(xù)家世，并且，夫妻之間通常會因為這種事業(yè)上的需要而排斥了私密性的情感[4]p124。
而隨著傳統(tǒng)倫理的消解，生育觀的轉變，以及年輕人的婚姻自主性的提高，夫妻間的情感日趨親密化。如閻云翔發(fā)現(xiàn)，20世紀90年代以來，夫妻關系間的倫理紐帶已經大大弱化，而更加注重個人幸福和情感體驗[4]p241。但是，在傳統(tǒng)倫理弱化后，夫妻關系的變動也呈現(xiàn)出了一種新的邏輯。在調查期間，筆者注意到了村莊中所出現(xiàn)的眾多離婚家庭[1]。村莊中的離婚家庭有兩個特點：一是離婚的家庭眾多；二是離婚后的家庭迅速實現(xiàn)了家庭的重組。在離婚和家庭重組的過程中，夫妻關系既沒有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的綿續(xù)家世的倫理意涵，也沒有體現(xiàn)出閻云翔所說的“擇偶的浪漫革命”，而僅是一種“搭伙過日子”的邏輯。下面的兩個例子，體現(xiàn)出了夫妻關系變動的這一邏輯：
XY，今年65歲，10年前XY和妻子李氏離婚，離婚時，四個女兒都已成家，最小的外孫也已有一歲。離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兩人過不到一起去，李氏比較強勢，經常欺負XY。離婚后不久，XY便同本村的一個寡婦胡氏結婚了。胡氏時年50歲，兩個女兒已出嫁，還有一個兒子。
ZP，今年50歲。1983年與孟氏結婚，婚后生有一子。由于ZP的經濟條件不好，婚后夫妻關系一直不和，多次爭吵。2000年，在沒有辦理離婚手續(xù)的情況下，孟氏一聲不吭地離開了ZP，去了外地打工，并在那里跟別人結婚了。ZP在孟氏離開后，跟同村的一位婦女王氏生活在了一起。王氏近50歲，是本村村民ZXQ的老婆，有一兒一女，女兒已經出嫁，兒子還沒結婚。王氏沒有同ZXQ離婚，也沒有同ZP辦理結婚手續(xù)，只是經常在ZP家里住，幫其料理家務、做飯。
在村莊中，離婚似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并不會掀起太大的波瀾。ZP的鄰居這樣解釋道：“結婚無非是兩個人過日子，過不下去了就離了唄，說不定離婚了還過得更好呢！”夫妻關系中的這種“搭伙過日子”的邏輯已不再負載任何的倫理的和情感的價值，而是一個無法再化約的生活狀態(tài)：為維持經濟生活的完整性而進行的工具性合作。夫妻間的結合并不存在著長遠的預期，而僅是基于現(xiàn)實的經濟生活完整性的需求，以將日子過下去。因此，這種夫妻關系的變動既無法用傳統(tǒng)的倫理價值來規(guī)范，也無法用現(xiàn)代的法律制度來界定，而是一種工具性的合作關系。基于家庭經濟生活的合理性，這種工具性的關系已經成為夫妻關系變動的新秩序。
三、家庭關系的變動機制
（一）去倫理化機制
當前農村家庭關系的變動，實質在于家庭生活的去倫理化，即以傳宗接代等傳統(tǒng)價值為核心的家庭倫理的消解。去倫理化的動力有兩個：一是國家權力的介入；二是村莊共同體的瓦解。前者與1949年以來一系列國家政策的實施有關，新《婚姻法》的頒布、持續(xù)的革命運動、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等深刻沖擊了農民的家庭生活，族權、父權作為封建勢力被打掉，宗族祭祀、傳宗接代被視為封建迷信，婚姻自由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支撐父系倫理的基礎被徹底改變。后者則意味著村莊道德和規(guī)范的脆弱性，村莊中很難形成穩(wěn)定的結構性力量（如籠罩性的村莊輿論）來規(guī)約家庭關系的變動。
在“祖先—子孫”的綿延中，農民獲得了生命意義的體驗，并能夠獲得安身立命之本，父代對子代的付出就是有意義的，子代對父代的回報也深富倫理意涵。這就是費孝通講的“中國人是有祖宗也有子孫的民族”的倫理意義。而一旦傳宗接代被視為封建迷信，“生兒生女都一樣”“少生兒子多養(yǎng)豬”的口號進入農民的價值世界，則意味著農民傳統(tǒng)倫理觀的坍塌。代際關系被抽離出“祖先—子孫”的環(huán)節(jié)，生兒子失去了傳遞香火的長遠預期，父母也就沒有了為兒子無限付出的必要，必然更加關注自己當下的生活，開始計較對子女的付出是否劃算，要將各自的利益界限劃清楚。而隨著父代與子代在社會義務上的獨立，兄弟之間在社會義務上也獨立開來，在養(yǎng)老和祭祀上的共同義務也沒有了“合作”的必要。缺少了綿延祖宗香火，無限為子代付出的倫理動力，夫妻關系失去了長遠的預期，而體現(xiàn)出一種基于現(xiàn)實的家庭經濟生活合理性的工具性合作關系。這樣，家庭關系的三個主要層次代際關系、兄弟關系和夫妻關系，在祛除了倫理的“外衣”后，均被還原到最基礎的經濟生活形態(tài)上。去倫理化成為家庭關系理性化的重要機制。
（二）市場化機制
市場經濟的興起，使得市場機制中所強調的工具理性成為農民新的價值形態(tài)，并主導了農民家庭關系的變動方向。市場機制的擴張主要得益于農村打工經濟的興起。打工經濟改變了農村傳統(tǒng)的家庭經濟形態(tài)，農民開始在市場中尋求經濟生活的合理性，這直接影響到了家庭關系的關聯(lián)狀態(tài)。
在代際關系上，子代在外出打工中獲得了經濟利益的獨立性。父代與子代在分化成為兩個獨立的經濟單位的同時，代際之間的利益界限也更加清晰化。這種利益界限的清晰化，使得父代與子代之間對各自的利益的獨立性更加敏感。在打工經濟所帶來的代際之間經濟利益分化的刺激下，代際之間形成了對投入與回報的理性核算意識，經濟理性主導了代際關系的變動方向。在兄弟關系上，外出打工使得兄弟之間各自與市場發(fā)生聯(lián)系，傳統(tǒng)的基于農業(yè)生產所形成的合作關系瓦解。并且，隨著在市場中所形成的朋友關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在功能上和情感上，朋友關系已經開始替代并超過兄弟關系。在兄弟關系的倫理色彩淡化以后，經濟上的關聯(lián)也很少發(fā)生，兄弟之間成為一個個孤立的“原子”。在夫妻關系上，打工經濟興起后，傳統(tǒng)的妻子對丈夫在經濟上的依附地位得以改變，夫妻之間各自在市場關系中尋求獨立的經濟機會。在市場機制下，家庭經濟上的分工合作成為穩(wěn)定夫妻關系的前提，但這種工具性的合作關系是不穩(wěn)定的，夫妻之間在家庭經濟合作上任何差錯，都將導致“日子”無法過下去，進而導致家庭的破裂或重組�？傊�，市場機制的擴張，使得工具理性全面滲透到家庭關系的各個層面，并主導了家庭關系的變動。從家庭關系的變動方向來看，在工具理性的推動下，家庭關系的變動更加趨向于理性化。一種全新的家庭關系格局正隱約地呈現(xiàn)出來。
四、家庭關系理性化的后果
家庭關系的理性化對農民的家庭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家庭關系呈現(xiàn)出了兩個最直接的后果：家庭生活的去道德化和農民人生意義的消解。
（一）家庭生活的去道德化
去道德化是指人們生活中的評價體系與道德標準解體的過程。在農民的家庭生活中，這一過程又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傳統(tǒng)的道德體系的瓦解，二是對新興事物的道德評價的“缺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順既是作為儒家倫理的準則，也構成為農民家庭生活中“禮”的規(guī)范。“禮”的重要意義在于規(guī)約農民行為和社會關系，以使其遵從既定的道德規(guī)范。家庭關系的理性化使得工具理性成為農民家庭關系的取向標準，傳統(tǒng)的道德規(guī)范瓦解，父子關系、兄弟關系和夫妻關系失去了傳統(tǒng)的“禮”的規(guī)范，而工具理性的取向標準并不能提供規(guī)范性的道德準則。因此，由工具理性所主導的家庭關系呈現(xiàn)出“道德缺席”的狀態(tài)。
家庭生活中道德的“缺席”隱含著極大的變動和風險。首先，代際之間的道德壓力趨于消失，子代可以找到諸多借口以逃避贍養(yǎng)父母的責任，如父母對自己不好，或父母偏心，或父母不講道理等等，這直接導致了老年人生活狀況的惡化。在Z村，兒子或兒媳打罵老人的情況時有發(fā)生，但村干部在調解時往往是先將老人批評一頓，然后說服兒子或兒媳原諒老人。這已經很難用傳統(tǒng)的孝道倫理來評判了。其次，夫妻關系的不穩(wěn)定性增加，婚姻的法律程序和村莊儀式成為無關重要的外在形式，離婚、再婚甚至重婚等種種法律的、事實的以及有違法律的婚姻關系交錯疊加，夫妻關系呈現(xiàn)出混亂的無規(guī)則狀態(tài)。第三，缺少了家庭生活中道德的規(guī)訓，農民的行動邏輯中體現(xiàn)出了明顯的實利主義傾向，一味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排斥村莊公共規(guī)則，這對于村莊秩序構成嚴重的挑戰(zhàn)。
（二）人生意義的消解
人生意義是指人在生活中的超越性的價值追求。中國農民人生意義的體驗是在家庭生活中實現(xiàn)的，傳宗接代的觀念看似落后，實則蘊含著中國農民獨有的宗教情懷。正如滋賀秀三所說的：“每個人作為處在各自的地位上負擔著上自祖先，下連子孫的龐大生命的一節(jié)一環(huán)而被賦予了其存在的意義。”[1]p45 因此，生兒育女、為兒子張羅婚事、期待著抱孫子等既是農民的人生任務，也是農民實現(xiàn)圓滿人生的必要條件。正是在完成人生任務的過程中，農民獲得了生活的動力和目標，實現(xiàn)了人生意義的體驗和滿足。家庭的理性化則意味著農民人生追求的現(xiàn)實性和功利性，超越性的價值追求被功利性的目標所替代，人們更加注重當下生活的即時享受，而失去了對生活的長遠預期。
人生意義的消解意味著即時的生活享受成為農民理解生活目的唯一可能，在Z村，近些年打麻將已經蔚然成風，婦女之間也更加講究穿著打扮和佩戴金銀首飾，賭博和消費儼然已經成為農民最大的生活旨趣。更嚴重的問題在于，人生意義的消解還意味著家庭共同體的瓦解，家庭既無法提供生活的動力和目標，也無法提供生活的支撐，處于個體化狀態(tài)下的農民將無以應對其生活中的風險和未知之況。在2010—2012年間，Q鄉(xiāng)曾連續(xù)發(fā)生了三起因離婚而導致的丈夫殺害妻子的極端案例，這種極端案例的發(fā)生實則是農民人生意義消解的一種極端釋放。在家庭無法為農民的生活提供超越性價值的情況下，如何安置農民的靈魂和人生歸屬？
五、總結
以上通過對家庭關系的三個主要層次：代際關系、兄弟關系和夫妻關系的分析，揭示了在傳統(tǒng)家庭倫理解體以后，家庭關系的理性化進程。家庭關系的理性化，本質上在于家庭生活的去倫理化。家庭生活倫理意義的消解，使得家庭關系的各個層次均被還原到最基礎的經濟形態(tài)上。市場機制的擴張，使得工具理性成為農民家庭生活中新的價值形態(tài)，進一步主導了家庭關系的理性化進程。
在此進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夫妻關系的變動。在傳統(tǒng)的夫妻一體的原則破裂后，夫妻關系并沒有沿著現(xiàn)代制度所預設的方向變動。婚姻自由在帶來 “擇偶的浪漫革命”的同時，也導致夫妻關系不穩(wěn)定性的增加。Z村的經驗提醒我們，在國家和市場等現(xiàn)代性因素的沖擊下，夫妻關系的理性化并非意味著夫妻關系的現(xiàn)代性轉變，相反，夫妻關系的變動既可能超越傳統(tǒng)倫理的規(guī)范，也可能掙脫現(xiàn)代法律的規(guī)定。而這種非倫理性、非合法性也成為夫妻關系理性化的一個重要面向。在今日中國核心家庭化的趨勢下，夫妻關系構成為家庭的軸心，夫妻關系的變動則意味著中國社會中最基本的共同體——家庭的不穩(wěn)定性。因此，這一變動究竟對中國社會秩序構成何種程度的挑戰(zhàn)，其風險將是無法預期的。
理性化是否構成中國農村家庭關系變動的一個必然趨勢？本文尚無法回答這一問題。但是，在急劇變革的中國農村，家庭關系的理性化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變動方向。而這一變動，事關中國農民的價值和意義世界之變，是真正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應成為當前農村研究所應關注的重要領域。
[1]滋賀秀三，著，張建國，李力譯.中國家族法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2]麻國慶.家與中國社會結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3]王躍生.社會變革與婚姻家庭變動——20世紀30-90年代的冀南農村[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
[4]閻云翔，著，龔小夏譯.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5]賀雪峰.私人生活與鄉(xiāng)村治理研究的深化[J].讀書.2006（11）
[6]賀雪峰.農民價值觀的類型及相互關系——對當前中國農村嚴重倫理危機的討論[J].開放時代.2008（03）
[7]陳柏峰.農民價值觀的變遷對家庭關系的影響——皖北李圩村調查[J].中國農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1)
[8]賀雪峰，郭俊霞.試論農村代際關系的四個維度[J].社會科學.2012（07）
[9]李猛.理性化及其傳統(tǒng)：對韋伯的中國觀察[J].社會學研究.2010（05）
[10]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yǎng)問題——再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03）
[11]孫新華.交換型代際關系：農村家際代際關系的新動向——對江漢平原農村的定性研究.民俗研究.2013（01）
[12]楊華.隱藏的世界：農村婦女的人生歸屬和意義世界[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
原文發(fā)表于《人口與社會》2014年第4期
[1]我們曾統(tǒng)計了Z村一組的家庭情況：該小組共有21戶，其中，離婚的家庭就有5戶。由于調查條件所限，我們沒能統(tǒng)計全村的離婚情況。但是，我們在Z村所隸屬的Q鄉(xiāng)司法所收集了近十余年來Q鄉(xiāng)的糾紛調解資料，經過初步統(tǒng)計，1999-2012年這14年間，經Q鄉(xiāng)司法所處理的462起糾紛調解案例中，協(xié)議離婚的案例竟有208起，幾乎占到鄉(xiāng)司法所調解的糾紛總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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