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主體與秩序
人對于自身社會權力的喪失，也就導致了人喪失社會的主人翁精神，進而失去了思考社會的理性（理性總是有指向的，態(tài)度、道德、情感決定理性思維的方向）。人只要在社會中生活，社會秩序和政治就是人類永遠繞不開的必然，當人失去了柏拉圖的理性，也就失去了正義，人不再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人不再關心政治，而只是去關心自己的小家庭（希臘化時期，人似乎總是要關心超越于自己家庭的某些組織的，城邦存在時家庭只是一個人參與公共生活的基礎。羅馬時期因為喪失關心政治的資格，家庭的地位就上升了，兩性間的關系變得更為重要了，男女之愛上升到了最高生存境界），在基督教時代結(jié)束之后人只關心自己，最后演變?yōu)槿绾翁与x自身。但秩序是要必然存在的，因此秩序轉(zhuǎn)變?yōu)閺耐獠枯斎�，道德由�?nèi)在的變?yōu)榱怂叩模ò乩瓐D所認識的正義的基礎是人的內(nèi)在理性主導人的勇氣和欲望，而城邦的秩序是根據(jù)人內(nèi)在的秩序而定的，哲人王代表理性統(tǒng)治具有勇氣的武士和具有欲望的平民）。識別秩序，生產(chǎn)知識，生產(chǎn)權力技術，生產(chǎn)社會秩序的合法性，生產(chǎn)道德的理性與道德、秩序都隨著權力一起變?yōu)樗叩摹?/span>
希臘化時代希臘人喪失的不只是城邦的權力，而是從他的主人地位喪失的時候開始，不關心自身社會的人類，開始被社會和權力所關心，進而喪失了關心自己的能力。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社會變?yōu)榱艘环N外在于人的必然的規(guī)律，而在共產(chǎn)主義時代人自身會關心社會，可以聯(lián)合起來把握社會規(guī)律，這個時候人才真正的實現(xiàn)了自由，“自由就是人對必然性的認識”。自由不是擺脫社會規(guī)則，更不是在自以為是的打敗了社會關系，以為打敗政治權力時所獲得的，自由因為由內(nèi)而外的社會主人翁精神而獲得，人在社會地位上成為社會的主人，進而關心社會，從而使得關心政治和關心自身成為了和諧的統(tǒng)一。這就是亞里士多德看到的希臘社會的真正外表“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這種“天生”是和諧統(tǒng)一的表現(xiàn)，就是政治秩序與人是統(tǒng)一的，正如宗族村中“男人天生就是屬于這個家的”。古人的思想很深刻，因為他們活的簡單真實，他們就用血緣、天、天生、自然這樣的詞匯表達他們認為社會中必然存在的“道”。柏拉圖看到了希臘社會的內(nèi)核“理性”，柏所說的理性就是我們中國道家和儒家所說的“道”，與啟蒙時代的理性相區(qū)別。理性分化為理智和道德只是在近代科學主義和功利主義發(fā)展起來后才出現(xiàn)的，這種分化的原因是“變異了的人的主體性的回歸”，在黑暗時代，理性雖然變?yōu)榱朔侨俗陨硭a(chǎn)生，變成了從“天”而來的維護社會的秩序的理智和道德力量，在王陽明和軸心時代之間的所謂的“天”是非人的天，是存天理滅人欲的天，王陽明正是在這種逆動之下矯枉過正，說出了“吾心為宇宙，宇宙為悟心”（就是從秩序上講人心與社會、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包括在認識方法上表明認識道可以從認識我心開始，天理、人欲不沖突）。而軸心時代的孔子就不需要這種逆動，“性相近，習相遠”，這一句話使得他在社會學層次上比柏拉圖高出一點，因為他看到了天命、禮背后的道是由社會結(jié)構(gòu)決定的，所以才說出了大不敬的話“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祭神如神在（就是神是不存在的）”，孔子把外在于人的鬼神和天溫和地放到了一邊，把社會結(jié)構(gòu)下的習性練習器——禮擺放到一個更高的位置�？傮w上我覺得孔子有點像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的思想偏重經(jīng)驗，社會學的成分多一些，但似乎與孔子相比，亞不夠關注人的靈魂，而孔子和柏一樣關注靈魂。而老子就比較像柏拉圖，也許是亞里士多德正處在城邦制喪失的轉(zhuǎn)折時代，孔子正好處在社會結(jié)構(gòu)劇烈變遷的禮崩樂壞時代，所以他看到了“道”為后天所習得。而亞里士多德看到的是在說明“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時，還同時闡述了經(jīng)驗中的很多城邦政體。相比于他們的后人孔子和亞里士多德，老子和柏拉圖更為注重內(nèi)在，柏拉圖重視理性，而老子注重“道”。并且他們的理性和道都有一點神秘主義的色彩。
啟蒙時代道德不是一種絕對命令了，人不是道德的奴隸了，人還有了另外一種東西理智，這時人的主體性是通過理智和道德分離而獲得的逃離圓滿的主體性。這種分離表象就是啟蒙的自由主義（因為我覺得美國的自由主義和歐洲的自由主義是不同的，所以我就把它叫做啟蒙的自由主義指稱歐洲的），政治與經(jīng)濟分離，政治與道德分離，政府與社會分離，宗教與社會分離。這時人的主體性的回歸和自由的實現(xiàn)是通過逃離實現(xiàn)的，以上所說的分離就是這種逃離的表現(xiàn)。這種逃離式自由主義的主體性與我們中國今天的逃離家庭和宗族的機制比較相似。表現(xiàn)為反道德、反秩序，更為注重個人的主體性。但與中國不同，歐洲的自由主義是以理性為基礎的，所以他們的自由主義沒有變?yōu)榉粗刃�，只是反道德。在思想家的腦袋中，道德從社會契約溜進了理性的后門，在社會現(xiàn)實中基督教的道德溜進了理性法治社會的后門，同時歐洲的民族主義和國家機器從上面建立起了這個去道德社會的秩序裝置，美國的由新教演變而來的俱樂部組織從下面建立起了這個去道德化社會的秩序裝置。這是因為黑暗時代的歐洲被外在于自己的理性（不是理智）所壓制，所以在重新恢復人的主體性時，他們把人作為目的，理智作為人的主體性的認識基礎，而把道德下降為為了實現(xiàn)人的目的的外在手段，變?yōu)榱似跫s和法律。但是這時候的人是不完整的人缺乏感性和德性，在這種危機之下，后續(xù)的批判者（法蘭克福學派）又把審美、愛欲等偏感性的東西拉回第一位。
總體來看�？碌难芯渴呛湍岵梢粯拥�“倫理譜系學”。希臘是主體與真理統(tǒng)一，人關心自己，關心城邦，感性與理性統(tǒng)一。�？略谶@個時候把感性和理性的協(xié)調(diào)處理稱之為藝術——生存美學，理性內(nèi)涵著道德。這個時代的社會基礎是城邦制，是自由人和奴隸，男人和女人，本邦人和外邦人，自由人在城邦的這種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的主體性，沒有帝國統(tǒng)治下的獨立城邦又決定了他們的城邦主人翁意識，他們的主體性與希臘化時代的主體性不同，是有公共道德又公共理性的，能夠作為一個群體“有條件”掌握自身的社會規(guī)律的完滿主體性。而羅馬的具有主體性的半自由人（沒有政治權力的自由不是自由），所關心的自身一點都不會涉及到政治和社會。所以羅馬的主體性和啟蒙時代的主體性比較相似，但是羅馬的主體性是從希臘退化而來，而啟蒙的主體性是用理智在反擊道德中實現(xiàn)的。羅馬和希臘化時代是不關心政治，而啟蒙時代有一點反擊政治（這種反擊的主體是資產(chǎn)階級，只是在反擊封建思想時彰顯人的部分主體性，后來這種理性又演化為了新的非人秩序），并且在反擊的過程中，人的主體性方面的感性認識被理智所壓制。因為啟蒙是從感性與理性的斗爭中走來的（但的主體性喪失的真正原因是感性和理性的同時喪失），但在斗爭中，感性演變?yōu)榱怂槠寞偪�，理性演變�(yōu)榱诉B貫的權力理性。這時人就在權力理性的內(nèi)部分化出理智來同道德進行斗爭實現(xiàn)人的主體性。
通過閱讀福柯我們能明顯看到，在黑暗時代之前，福柯的論述是完整連貫的，人是理性的。而在黑暗時代后（包括基督教時代、君主制時期、古典時代、科學時代），我們就開始看到貫穿行文始終的“斗爭”這也就是為什么有很多人說福柯是一個戰(zhàn)士，也是我們看到的�？虏粩嗟淖鳛橐粋�邊緣人去斗爭。把自己的研究指向邊緣人——死刑犯、不正常人、囚犯、病人、精神病人，相反在主體解釋學和除一卷外的性史�？滤芯康膶ο缶妥�?yōu)樯鐣赖碌膿V者——城邦的自由人、公民、貴族、皇帝、哲學家（都是主流群體），而之前研究的都是社會道德、秩序、理性、科學、權力和機構(gòu)的專制對象（邊緣群體）。但我認為�？卵芯康闹饕獌�(nèi)容就是尼采的道德譜系學，進而研究主體與真理的關系，我覺得也可以說成主體與權力、秩序、道德、審美、理性的關系。所以說�？卵芯康膶ο髲膩矶际沁@個“社會道德的中心人群”，黑暗時代之前道德是由內(nèi)而外的，所以我們看不到理性、道德與感性的人的斗爭，而是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由主體性的人操作化為了一種自身生存的藝術。在這里我們沒有看到福柯行文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的瘋子或感性的怒吼，而是看到感性在理性的指導下躍動，我們沒有看到針對人的權力技術，看到的是自身的技術，看不到嚴肅冰冷的監(jiān)督，看到的是希臘化時代朋友間的善意勸告，看到的是希臘時代男人之愛中的愛人的精神之戀。在黑暗時代福柯對邊緣人群的研究的行文是碎片的、怒吼的。因為黑暗時代的道德、知識和權力是被他者所掌握的，而人反而成為了道德、知識和權力的他者（不一定對——希臘人擁有權力，現(xiàn)代人只擁有權利）。但誰是道德、知識和權力的主體呢？沒有人，他們是非人化的機構(gòu)、上帝、圣經(jīng)、教會、監(jiān)獄、科學、專業(yè)、專家、醫(yī)學、等等。這些東西所要維護的是秩序，因為在羅馬后期喪失公共道德的人已經(jīng)不能再給社會提供秩序和理性。因此秩序和理性是由社會的底層奴隸在喪失主體性的時候請出來的上帝。所以在這個時代道德理性教化的最集中體現(xiàn)者是專制規(guī)訓的邊緣人，邊緣人和規(guī)訓機構(gòu)的互動是我們這個時代主體與他者真理關系的集中體現(xiàn)。感性是在被理性壓制的過程中才顯示出了自己的瘋狂和碎片化。只有當感性和理性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時，感性的真實性才能通過理性展示出來，當理性與感性為敵時，真實的感性依然存在，只是他缺乏理性、缺乏德性、缺乏秩序，所以當他展示出來的時候，它是破壞者，被捆住的感性也只有用具有暴力色彩的怒吼才能將自己表達出來。但當它出來時它是一個秩序、道德、理性、主流的破壞者，這時候的權力就是一種統(tǒng)治技術，然后展示自身的人就變?yōu)榀傋印?/span>
我認為�？卵芯客詰俚闹饕虿皇且驗楦？率峭詰�，而是因為希臘的男童之戀是研究希臘社會道德秩序的解碼器，幾乎囊括所有希臘的社會信息。為何希臘人只有在男人之間才有愛情？為何男人之愛是危險的？希臘人對男人之愛的譴責與我們今天一樣嗎？為何說精神之戀才是真正的愛情？為何是同性戀中作為男童方是危險的？在男人之愛中我們可以看到正義——理性、激情與欲望三者的關系。希臘的公民就是武士，參與城邦生活的很大部分就是參與軍事，而且希臘城邦很小，我們回到希臘的這個場景就能理解希臘政治為何如此完美高尚（僅在公民內(nèi)部說），他們之間的關系就是一個步兵方陣的戰(zhàn)友關系，他們有共同嘲笑和憎恨的對象，他們一起同仇敵愾。如果想到這些我們就能力理解為何柏拉圖如此重視軍事斗爭，為何他把“勇氣”同理性和欲望放到一起來比較。女人和奴隸都是武裝斗爭的對象和戰(zhàn)利品。肉欲是男女之愛，男人之愛如果也有肉欲就會把男童降格為女人，男童獲得了一時的虛榮心，贏得無數(shù)追求者。但他只是像女人一樣靠肉體，沒有依靠自己的勇氣和智慧贏得尊重，當男童長大之后花容不在，又不能獲得參與城邦生活的勇氣和智慧。因此蘇格拉底對伯里克里（不一定是這個人，具體名字忘記了）的愛是純精神之戀，他愛他但不是愛他的肉體，或者即使他愛他的肉體，也因為愛他而放棄占有他。蘇格拉底克制自己的欲望，作為一個愛慕者、朋友和師長去贊美和欣賞伯里克里，帶給他智慧，教他如何關心自己，關心城邦政治，做好一個統(tǒng)治者的前提就是要首先關心自己，只有關心自己才能關心好城邦。男童之愛的研究也把希臘道德的局限暴露出來——道德主體性是建立在不平等地位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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