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個進入法蘭西學院的人類學家(在他之后的是列維-斯特勞斯)，他是社會學奠基人之一埃米爾·涂爾干的外甥，他也是法國社會學家、政治思想家雷蒙·阿隆有點遠的表舅。他寫作了人類學經典《禮物》(一譯《論饋贈》)，他復興了一戰(zhàn)后凋零飄落的《社會學年鑒》，他被尊稱為法國“民族學之父”——— 他就是馬塞爾·莫斯。
在這些盛名之下，有些尷尬的是，提到莫斯，總少不了另一頂如影隨形的帽子：涂爾干的外甥，其學術繼承人。比如劉易斯·科塞的《社會學思想名家》中，就不會為莫斯專辟一章。自從法國社會學家讓·卡澤納弗1968年出版了《莫斯》一書，之后二十多年似乎不再有完整介紹他的作品問世，直至1994年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的法裔社會學家馬塞爾·福尼耶終于出版了迄今最全面的莫斯傳記：《馬塞爾·莫斯》，2006年該書有了英文節(jié)譯本，2013年該書的中譯本《莫斯傳》也終于同我們見面了。這讓每一個熟悉《禮物》的讀者，有機會一窺這份“禮物”的主人，以及他作為民族學/社會學家、社會主義運動家的一生。
猶太人身份的潛在影響
本書作者福尼耶用從猶太法典《塔木德》中摘引的一句“大部分孩子都像他們的舅舅”拉開了《莫斯傳》的序幕。果不其然，莫斯依舊沒有擺脫他如影隨形的舅舅，因為該書四部分的第一部分就以“涂爾干的外甥”命名。作為涂爾干的外甥，自然就分享前者的家族史，以及1870年普法戰(zhàn)爭對猶太人的結果———“從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qū)流失的猶太人口轉移到了巴黎”。作為巴黎的少數族群，與其說舅舅對年輕的莫斯產生了畢生的影響，不如說，另一個更大的同時作用于他和涂爾干的文化背景———猶太人身份———為他的學術之路鋪設了脈絡。 莫斯的外公，也即是涂爾干的父親，是一名猶太教士，這個和馬克思家庭非常類似的拉比家族后來將主要精力投諸解讀宗教之起源的宗教社會/人類學上，與家族傳統(tǒng)多少有一些吊詭的味道。不過這個家族一如涂爾干在《自殺論》主張的那樣：“宗教上的少數民族……僅僅出于競爭的緣故，追求在知識上比他們周邊的人出眾。”毫無疑問，莫斯在舅舅的指引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使他輕松畢業(yè)于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著重歷史學、語言學和宗教研究)，并在此結交了他一生的學術知己亨利·于貝爾，但這對他的事業(yè)才僅僅是個開始。
福尼耶接下去為我們展現了莫斯的早期學術生涯，他與于貝爾合作完成了《論獻祭的性質與功能》(1902)一書。并同時將該書的寫作放到一個更大的背景之下，英國人類學史密斯《閃米特人的宗教》(1889)最早出版，排在其后的是弗雷澤的《金枝》(1890，這部巨細靡遺的“神話學和比較宗教學”巨著最后一卷在1915年出版)，接下去是希爾萬·萊維激發(fā)莫斯靈感的《梵書中獻祭的教義》(1898)，在莫斯與于貝爾合作之后10年，涂爾干還出版了他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盡管作者的真實意圖或許只是展現莫斯早期的學術活動，但福尼耶的這些敘述嘗試，卻通過以莫斯為中心的學術歷程，解開了后學者心中一個不小的困惑：早期社會學/人類學為何給予“宗教”如此強烈的關注？
盡管誕生于19世紀前半葉，半個世紀之后社會學/人類學這兩門新興學科依然需要在許多更古老的學科中拓展空間。“社會是如何可能的”是與涂爾干、莫斯甥舅同時代德國社會學系西美爾對當時的社會學提出的“終極問題”。莫斯在寫作《論獻祭》時表明了“宗教行為的目的在于把個體置于集體的中心”，在福尼耶看來，這是莫斯“已經發(fā)現了社會生活和宗教生活中的一個基本因素”的標志，或許可以算作是法國民族學家對德國同行的一個回應。從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以降，社會學科雖然依舊沒有離開“宗教”這個主題，但已經不似前者那樣努力將“社會”從宗教生活中剝離出來，而更多試圖將宗教視作社會的基石。通過大量民族志材料的解讀，“圖騰與禁忌”作為宗教的另一種形式，開始頻繁出現于莫斯的作品當中，而他將“宗教”(獻祭)作為：“個人如何獲得‘作為整體的社會力量’”這一問題答案的傾向也便顯而易見了。在這里，我們是不是又隱約窺到了猶太教的影子呢？
熱衷社會運動的大學者
作為學術上冉冉上升的新星，莫斯在福尼耶的筆下呈現出學術之外的一面，一個讓舅舅涂爾干頗有些不滿的外甥。“與許多青年的知識分子一樣，莫斯也卷入了其中，為聯合社會主義的提出作出了貢獻。”一如“社會學之父”孔德曾為空想社會主義者圣西門的秘書，比起學術，青年莫斯對社會主義運動更加熱衷。他不但“為了《社會主義運動》而密切參與合作社組織的活動”，還擔任了社會主義刊物《人道報》的記者，這種對公眾事務的參與程度有時會讓涂爾干對莫斯的學術前路有些動搖。據福尼耶所言，莫斯“令人難以置信的不符常規(guī)”使他舅舅“精神上備受煎熬”。不過，對莫斯本身來說，他對兩者的平衡倒拿捏得恰到好處，“莫斯認為意志是組成社會的支配性力量”，那么為了推動社會主義運動，首先就需要找到這些“支配性力量”的源頭———意志———“�？苾群湍剐Q：‘社會生活的最深內核是一組表象’”。
在福尼耶的幫助下，我們發(fā)現，社會生活中的實踐使莫斯又回到了學術事業(yè)中來，他發(fā)現社會不單是由“宗教”這一塊基石構成，而來自“一組表象”，在這里他把涂爾干開創(chuàng)的道路進一步拓寬，那么在這個作為意志的表象世界中，還有哪些“宗教”之外的基石值得探求呢？1903年發(fā)表于《社會學年鑒》上涂爾干與莫斯合作的“分類的某些原始形式”一文開啟了古老的“比較法”的新一章。在認知上，他們嘗試把社會理解為許多基本的不同方面的組合；在方法上，他們進一步復活了孟德斯鳩以來的比較方法———將文化表征按照較嚴格的方式進行分類、概括和歸納。這一努力超越了1874年英國皇家人類學會《人類學的詢問與記錄》專注物質文化的局限，將文化的探索擴展到了“意志”層面，集中體現在了1926年莫斯獨立完成的《民族學手冊》中(不幸的是，福尼耶在本書中似乎把這本莫斯一戰(zhàn)后少數重要著作之一給遺漏了)。
當莫斯全心投入到學術之后，只有戰(zhàn)爭能打斷他的事業(yè)，然而，見證了一戰(zhàn)后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同時，莫斯也失去了他的舅舅和“年鑒學派”大部分青年力量。盡管還懷著“社會學政府這一夢想”，但隨著發(fā)生于蘇聯的“集體主義管理”，以及法國左翼聯盟在議會的勝利，莫斯開始接受社會學與社會主義漸行漸遠的現實。在老朋友于貝爾，“不要只專注于政治”，“你還得（思考）科學、教育以及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和精神價值問題；我們這么做的人并不多，其中還有些裝腔作勢的人”的號召下，莫斯扛起了涂爾干去世后留給他的重擔。整理舅舅的學術遺產，重辦《社會學年鑒》，建立了民族學研究所，又加入了社會主義報紙《大眾報》的出版，還有，寫作了《禮物》一書(這是他將“表象”與社會生活結合的嘗試)，并于1931年進入了法蘭西學院。 以更多的精力置身學術，并未減少他對政治的關心，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保羅·尼贊眼中，“《社會學年鑒》的老團隊成員”已經成了“資產階級思想家”了。二戰(zhàn)中，莫斯奇跡般地未曾離開巴黎，這或多或少增加了他的傳奇色彩。他還見證了“‘共同體’以及‘全人類’這樣的涂爾干式觀念”，被人利用為“維西政府反猶太政策”辯護。二戰(zhàn)結束后，他又生活了六年，其間，列維-斯特勞斯曾想以他為論文指導者，但“他認不出我了，”列維-斯特勞斯遺憾地說。不過，后者的博士論文《親屬關系的基本結構》，延續(xù)了莫斯(而非涂爾干)以來法國人類學對“意志”與“表征”的探索，從這個意義上講，他走出了舅舅的影子，不愧為法國“民族學之父”。 福尼耶在書中塑造了一個豐滿的馬塞爾·莫斯，他不僅是位著名學者，也是一位身體力行的社會主義者(這甚至影響到涂爾干學術家族的第三代“雷蒙·阿倫”身上)。莫斯對社會運動的理想，反過來指引著他的學術道路，兩者的交織嵌入了二十世紀的法國歷史，留給我們豐富的學術遺產。盡管作者勾勒莫斯生命軌跡的嘗試更像一本“人物傳記”而非思想脈絡，也沒有對《禮物》這本在國內學界更享贊譽的著作投入足夠筆墨，但其為我們重拾的莫斯一生的關鍵詞，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們梳理出作為民族學/社會學家的莫斯與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程。
相關文章相關評論發(fā)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