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8年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中，哈佛社會學教授羅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提出，MTO項目還不如叫做“搬向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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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標志性書籍《真正的窮人》(The Truly Disadvantaged)中強有力的論述，以及關于社群隔離的負面效應的權威研究，使得聯(lián)邦貧困問題專家深受啟發(fā)，于是他們啟動了一項政府實驗項目，讓855戶低收入家庭從貧困城區(qū)的公租屋中搬到經(jīng)濟狀況更好的社區(qū)。這些家庭絕大多數(shù)為非洲裔和西語裔。 項目的結果引發(fā)了激烈爭論。 該計劃名為“搬向機遇”（Moving to Opportunity，簡稱MTO），始于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第一個總統(tǒng)任期。當時，聯(lián)邦住房與城市發(fā)展部從巴爾的摩、波士頓、芝加哥、洛杉磯和紐約隨機選擇了一大批有小孩的低收入家庭。其中98%的家庭由女性支撐；63%為黑人、32%為西語裔、3%為白人；26%有工作、76%領救濟，以2009年價格折算的家庭平均收入為1萬2709美元（當時約合8.7萬元人民幣）。 參與項目的共有4604戶家庭，分為三組。一個實驗組有1819戶，政府向他們提供了“《住房法案》第8節(jié)規(guī)定的租賃補助券或代金券，但只能在1990年貧困率低于10%的人口普查區(qū)內(nèi)使用”；855戶接受了提議，參與到這項研究中。第二組有1346戶，政府向他們提供的是更為傳統(tǒng)的租賃劵，可以用在任何社區(qū)；848戶對此予以接受。 此外還有1439戶家庭留在公租屋社區(qū)里，成為研究中的對照組。聯(lián)邦住房與城市發(fā)展部表示，這一搬遷項目的目的在于，測試“受助家庭進入低貧困社區(qū)后在住房、就業(yè)和教育成就方面的長期效應。”研究人員還研究了搬遷對領取租賃劵人員的健康影響。 《美國經(jīng)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年5月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低收入家庭的長期社區(qū)效應：以“搬向機遇”項目為例》(Long-Term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Low-Income Families: Evidence From Moving to Opportunity)的論文。文中發(fā)現(xiàn)，相關家庭通過MTO項目遷出高貧困公租屋社區(qū)的10到15年后，結果好壞參半。 論文的第一作者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經(jīng)濟學教授延斯·路德維格(Jens Ludwig)是負責MTO最終評審的項目主管。他表示，的確存在一些積極進展。他和六名論文合著者發(fā)現(xiàn)，受試者在“幾項關鍵的成人心理與生理健康指標”上有所進步，比如糖尿病與肥胖癥的風險顯著降低，以及“幸福感”有所提升。 不過，路德維格的研究還發(fā)現(xiàn)，“光是變動居住社區(qū)，或許并不足以改善底層家庭的就業(yè)或?qū)W業(yè)成就。”他在文中指出，這種允許家庭搬遷到“低貧困”地區(qū)的特殊租賃券“在一些方面沒有可觀察到的持續(xù)效應，不管是經(jīng)濟上的自給自足，還是孩子的教育成就，就連實驗伊始年齡尚小、沒有入學的孩子也如此。” 在民主黨“三維智庫”(Third Way)本周發(fā)表的一篇后續(xù)文章中，路德維格提出了類似結論。 美國的一些最為權威的貧困問題研究者，比如哈佛社會學教授、《真正的窮人》的作者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William Julius Wilson)認為，MTO項目存在設計缺陷，從而引來了就業(yè)與學業(yè)方面未能有所改善的不妥結論。 在寫給《紐約時報》的電子郵件中，威爾遜指出，MTO項目里離開公租屋的家庭還是搬到了隔離社區(qū)，遠離就業(yè)機會，而學校的糟糕程度也不相上下，子女往往還是去同樣的地方上學。他們的社會狀況只比之前好上一星半點。 此外，威爾遜寫道，參與項目的成年人“此前一生均過著極為底層的生活，無論到新社區(qū)里住了多久，早年所受的影響也不能完全消除。” 在《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8年發(fā)表的一篇論文中，哈佛社會學教授羅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提出，MTO項目還不如叫做“搬向不平等”。 桑普森在寫給時報的電子郵件中指出，參與MTO項目的許多成年人本已在極端貧困中浸淫了幾十年，而他們的子女在項目開始的時候平均年齡為11歲，也已經(jīng)歷了早年的逆境。“結果，”他寫道。“在這樣的實驗設計之下，很難、甚至是不可能研究發(fā)展效應，”因為這種設計沒有揭示出“嚴重貧困的滯后效應”。 雖然參與MTO項目的家庭搬到貧困與犯罪狀況稍好的社區(qū)，其新家所處的地段絕不是什么欣欣向榮之所。桑普森繪制了一幅芝加哥地圖，其中顯示，根據(jù)貧困率、失業(yè)狀況、領取救濟狀況、女性支撐家庭的數(shù)量、種族構成和兒童人口密度進行衡量的綜合指標，絕大多數(shù)MTO家庭遷去的地方仍是“底層人口高度集中”的社區(qū)。 在另一項研究中，來自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研究員希瑟·施瓦茨(Heather Schwartz)得出的結論也與桑普森和威爾遜更為一致。在馬里蘭州蒙哥馬利縣，施瓦茨研究了大多為少數(shù)族裔的低收入家庭學生的表現(xiàn)。該縣屬于華盛頓的郊區(qū)，經(jīng)濟富裕，以白人居民為主。 蒙哥馬利縣采用了讓公租屋散布在各處的政策。租戶中，72%為黑人，16%為西語裔。按照這一政策，這些租戶住在以白人為主的中產(chǎn)階級公寓樓里。 這樣，施瓦茨就能夠?qū)⒕幼≡诠馕堇锏暮⒆拥膶W業(yè)表現(xiàn)與大量來自富裕白人家庭的同學進行比較；對照組的孩子上的學校則大部分容納的是少數(shù)族裔學生，而且家庭貧困率要高得多。 結果相當驚人。住在公租屋的低收入少數(shù)族裔家庭的孩子，一開始的時候數(shù)學分數(shù)相當。但是七年之后，同學中貧困率少于20%的孩子，比起同學中貧困率在20%到80%之間的孩子，成績遙遙領先。圖1的曲線顯示了其中的差異。綠線代表那些上了較為富裕學校的貧困家庭孩子（定義為領取“免費和優(yōu)惠餐”[FARM]的學生）的數(shù)學分數(shù)，紅線則代表所上學校里領FARM比例要高得多的貧困家庭孩子的數(shù)學成績。
也許，貧困代際傳遞最為重要的因素是，嬰幼兒時期極端貧困帶來的長期效應。 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2011年發(fā)表了一篇研究論文，題為《嬰幼兒時期逆境與有害壓力的終生影響》(The Lifelong Effects of Early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Toxic Stress)。文中顯示，“早期經(jīng)歷和環(huán)境影響可在遺傳傾向方面留下持久痕跡，從而影響正在成型的大腦構造和長期健康。”這項兒科研究認為，“早期逆境與后來在學習、行為及身心健康上的缺陷有關。” 嬰幼兒時期的壓力會影響“大腦結構的發(fā)育”，從而“導致后來在學習、行為和健康方面基礎薄弱。” 從這個角度看來，MTO項目的研究結果似乎并不意外。評估顯示，比起留在公租屋社區(qū)的家庭，拿到租賃券去低貧困社區(qū)居住的MTO參與者，在就業(yè)率與收入平等方面沒有進展，他們的子女的學業(yè)表現(xiàn)也并無進步。 首先，參與者似乎只獲得了不多的住房咨詢，此外幾乎沒有獲得其他支持。但更加深層的問題在于：多代貧窮可不僅僅是一個住房問題，這一點不言而喻。即便是最具善意的單一措施，也不可能解決得了它。 綜合多種措施可能會更加有效。為弱勢群體境況代代相傳的現(xiàn)象，尋找更加深層的原因，這是一個持續(xù)進行的研究議程。最近的一些論文，比如《弱勢處境的傳承：居住多代的社區(qū)對認知能力的影響》 (The Legacy of Disadvantage: Multigenerational Neighborhood Effects on Cognitive Ability)和《從時間角度看居民區(qū)效應：長期處于弱勢境地對高中畢業(yè)狀況的影響》 (Neighborhood Effects in Temporal Perspective: The Impact of Long-Term Exposure to Concentrated Disadvantage on High School Graduation)，都屬于這個進程的一部分。 MTO這項研究（目前已經(jīng)完成）遭受的批評，指出了可供探索的一些新途徑。盡管對于租賃券計劃結果的解釋，變得富有爭議，而且有點政治化，這個辯論本身卻可能具有建設性。 巨大改變是有可能的實現(xiàn)的，但下一步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進行更先進的研究設計。 未來可能要做的事情，包括對“知識就是力量”計劃(KIPP)等完全沉浸式學校系統(tǒng)進行以證據(jù)為基礎的評估，以及更好地了解貧窮對大腦發(fā)育的影響。也許最重要的是，在“社區(qū)或?qū)W校”的討論中，把側(cè)重點放在縮小不同族裔的考分差異上，哈佛大學經(jīng)濟學家小羅蘭·弗賴爾(Roland Fryer Jr.)和芝加哥大學經(jīng)濟學家史蒂芬·萊維特(Steven Levitt)說。兩人認為，在初中結束前消除考分差距，“可能會是減少種族工資不平等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兩位作者寫道，“和早期的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的研究證明，當我們對少數(shù)協(xié)變量進行了控制后，黑人和白人進入幼兒園前的考分差距就消失了，”他們還表示，“這是一個暗示性的證據(jù)，顯示學校教學質(zhì)量的差異，可能是導致考分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們也測試了用來解釋為什么黑人的成績每況愈下的其他假設，但它們沒有獲得任何實證的支持。” 對于弱勢境地代代相傳的情況，我們才剛剛開始有所了解；必須找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對此加以干預，無論這個辦法是基于教育的，還是基于居民區(qū)的，還是雙管齊下。否則，我們怎樣才能阻止它繼續(xù)傳遞下去呢？ 本文由黃錚、土土翻譯，刊登于2014年9月22日《紐約時報》中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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