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土地”在1861年后是一種民間共識
長期以來，在被奉為“社會主義的圣經”的《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灌輸下，蘇聯(lián)革命史的書籍都在講述這樣一個觀點：11月8日夜晚即攻打冬宮勝利后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兩項最重要的法令——《和平法令》與《土地法令》，尤其是后者宣布：“立即毫無賠償的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廢除資產階級、皇室、教堂與教會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宣告永遠廢除，一切土地屬于人民的財產，并把土地交給勞動者使用”。這一舉措一舉解決了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對土地的渴望，得到農民的熱烈擁護，進而導致十月革命的凱歌行進。在遇到敵人反撲時，農民為了捍衛(wèi)自己的革命成果自愿參加紅軍，成了革命的堅不可摧的堡壘。
但真實的歷史是這樣的嗎？這種的敘述中有很多含混和有意遮蔽的地方，難道只有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派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嗎？是《土地法令》宣布以后農民才獲得土地的嗎？
俄國地主的前身服役貴族的土地是國家劃撥公有土地以及連帶上面的勞動力的方式形成的。農民們認為貴族的土地本來就是屬于農民的，1861年的農奴解放，又被地主割去大量的好地。民間對剝奪地主土地的呼聲一直就很高，從19世紀70年代民粹派組織的“土地重分派”、“黑分社”這些名稱就可以得知當時“分田地”的呼聲有多高。1905年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成立時就對農民宣布說，“我們要辦的第一件事就是給你們土地外加自由。”他們在國家杜馬中呼吁糾正“現(xiàn)存的土地分配不公正性”，要求通過立法無條件、強制性的廢除大地產。俄國杜馬中只要稍微帶有左派光譜的黨派，從到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民粹派后續(xù)組織的社會革命黨、人民社會黨人以及農民黨團的“勞動派”，更不要說社會民主政黨無一不把“公平解決土地問題”視為第一大要務。
據不完全統(tǒng)計大約有十幾個黨派提出：盡快盡早完成農民多年來的夙愿——“收回割地”，所謂“割地”指1861年改革中被貴族割占原公社土地，把這些土地從地主那里奪回來還給農民。當時就連那些被認為是最保守的右翼黨派也不敢坦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只是強調“地主經濟商品化程度較高”不要盲目摧毀，或者用社會震蕩較小的“贖買”方式來化解這一社會矛盾，這個主張當然是遭到革命政黨反對的。也就是說，從1861年以后“分地主土地”就是一種全民共識的“政治正確”，并不只是布爾什維克一家的主張。 列寧承認說，“社會民主黨人在土地使用形式的問題上……總的說來接受了民粹派關于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假設”。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接著使1/5的農民占有1700萬土地成為“獨立農場主”，導致農民破產狀況嚴重，俄國的土地分配不公問題愈發(fā)突出了。
列寧政黨在革命前夜并沒有討論分地問題
俄國社民黨在1916年2月召開了二月革命前的最后一次關于土地問題的特別代表會議，針對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后的形勢變化，列寧在會上強調了修改土地綱領的必要性。主要是由于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從1906年起俄國的土地關系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所以黨的現(xiàn)行綱領過時了，已與俄國現(xiàn)行制度不合。據列寧說，俄國的土地問題在最近十年中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于政府廢除村社，出現(xiàn)了大量的獨立農莊。村社制度的破產使得相當一部分人因缺乏耕作土地所必需的資金而破產，淪為無產者并具有了革命情緒。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比較富裕的小業(yè)主越來越多地變成中等農戶和大農戶，農業(yè)逐步資本化，形成了一個反動的、忠于舊制度的農民階層，農村中資本和地產正飛速集中。
列寧認為，俄國政府“土地問題盡管解決的合理，但是暫時只解決了一半問題”。政府的土地改革所觸動的只是村社占有的土地，至于地主私人的地產、官家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會土地依然原封未動，而這是政府改革最薄弱的方面。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注意到這一點。政府如果進一步推行改革，即轉讓大塊的私有土地等等，那就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造就出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等農民階層，這一階層是現(xiàn)行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可靠支柱。政府采取這一措施雖然不會阻止革命的發(fā)展，但總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緩革命運動的發(fā)展。
列寧表示，俄國土地問題的變化，迫使黨在黨綱中規(guī)定要沒收大塊是由土地，官家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堂土地并將這些土地收歸國有。列寧根據上述理由論證了需要修改土地綱領的必要性。很顯然，在這次會議上仍然像以往黨代會的“土地綱領”一樣，僅僅局限在理論上分析，既沒有提出領導農民土改的問題，也沒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可能出現(xiàn)的特殊形勢提出指導性的意見，更也沒有預見到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至于主張沒收大地產的土地則是包括自由主義在內眾多政黨都沒有異議的一貫觀點，。
會議雖然注意到了農村分化問題，但是仍然對斯托雷平土改發(fā)展方向給予肯定，認為這樣發(fā)展的趨勢將會對革命形勢不利，并沒有清楚地意識到“斯托雷平改革已經把農民分裂成兩大對抗的群體”。而且對上次代表會議中反對由公社出面組織“侵犯和分割貴族莊園”的主張并沒有加以修改，以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村社”是一種過時的封建宗法組織，由它們主導未來的農村斗爭，會使“歷史車輪向后倒轉”�？梢姴紶柺簿S克對即將到來的“農民分地”始料未及，自然也就談不上去領導它了。更何況1917年以前，布爾什維克在農村只有4個支部，494名黨員，就是在走出地下以后的1917年也只有203個支部，4122個黨員，與在農村具有百萬之眾的社會革命黨無法匹敵，所以即便它想去領導農民，也無法與之爭奪領導權。
“馬后炮”的臨時政府土地政策
其實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第三年，也就是1916年，由于俄國在戰(zhàn)場上接連失利，民怨沸騰，沙皇權威削弱，沙皇政府不起作用、不能領導國家已經是人所共知的現(xiàn)象。在絕大多數農民眼中，籠罩在沙皇身上浪漫的光環(huán)消散了，各地法制松弛，政府已無暇顧及農民搶占地主土地的事件了，它對農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各地已經自發(fā)地興起“奪地”運動。如前所述，地主土地多來自1861年農奴制改革中化公為私的“割地”，而私有農民土地則來自斯托雷平“警察式改革”對村社的瓦解，這兩次專制制度下的化公為私的改革很不得民心，“開倒車”的“反改革”呼聲一直就很高。政府權威削弱后自發(fā)地就出現(xiàn)了利用傳統(tǒng)村社剝奪地主和“富農”（斯托雷平改革中脫離村社的私有農民）的浪潮，而這時地主早已成為“死老虎”，要么把土地交給管家自己逃往城里成為“不在地主”，要么賤賣拋售土地把資金轉移到其他領域。
二月革命后作為臨時政府清楚地知道首先需要做的是分給農民土地。這是立憲民主黨多年來承諾過的主張！現(xiàn)在輪到自由主義第一次可以大展鴻圖，圓農民的夢，怎么能輕率行事呢？土地是一定要分的，但是不能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毫無規(guī)劃的“亂分”，前方正在打仗時怎么分？如果在全國丈量、統(tǒng)一規(guī)劃沒有出來之前任由各地村社自作主張分土地，擅自改變土地制度，勢必會造成農村和前線的雙重緊張和動蕩，將直接關乎到戰(zhàn)爭輸贏的結局。
于是新政府要求農民稍作忍耐，等到戰(zhàn)爭塵埃落定，等到臨時政府能站穩(wěn)腳跟，就召開了立憲會議，進行了全國摸查，一定能夠完成俄國農民等待了幾百年的夙愿。臨時政府3月19日發(fā)表關于土地問題的決定中說：“土地問題不能用任何搶占的辦法解決……應當通過人民代表機關制定法律來解決土地問題”。要求農民在法律的框架下“分土地”。
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人已停止焚燒地主莊園和分地活動，呼吁，“不要把土地社會化的偉大事業(yè)變成隨意私自占有土地”。切爾諾夫說，用非組織手段奪取土地是不行的，他呼吁農民代表蘇維埃有組織地奪取土地。切爾諾夫反對“自行奪地”，農民對地主、土地所有者的進攻就得到了無政府主義的稱號。他號召農民耐心等待召開立憲會議。1917年初在第一次全俄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社會革命黨同意臨時政府的主張，認為“解決土地問題是將來立憲會議的事”，自行奪地將會被視為非法行為。只有想乘亂奪權的布爾什維克煽動農民一刻也不要等待，許諾支持立即展開分地運動。
在不同地區(qū)已經展開的分地運動中，后來者唯恐叫別人占了先機，拿到土地者也害怕得不到承認，于是發(fā)生了農民情緒的激進化的過程。二月革命后的頭兩個月農民寄希望于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以影響戰(zhàn)爭為借口而拖延解決土地問題的態(tài)度，又使農民把希望轉移到社會革命黨身上。但是當他們得知社會革命黨要求農民以克制的態(tài)度等待立憲會議的召開，就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紛紛指責“自行奪地”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違法行為時，農民就開始拋棄他們尋找更激進的代言人了。布爾什維克鼓噪農民趁亂分地的宣傳起到了作用，在那些靠近前線和城市的地方，許多人從社會革命黨的支持者變?yōu)榱袑幷h的支持者。主張合法分地的黨派延誤了時機，叫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鉆了空子。在他們看來，土地運動為革命提供千載難逢的機遇。
列寧“照抄”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
列寧在風起云涌的分地浪潮中看到了乘亂奪權希望。于是布爾什維克很快調整策略，提出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用“土地運動”創(chuàng)造革命的有利時機，要把它變成發(fā)動革命的有力杠桿。列寧懂得，提出簡單、上口、容易被群眾接受的口號是斗爭的技巧，針對那些把臨時政府看成是“革命政府”，要求民眾服從的黨派，被列寧斥責為“資產階級的走狗”，壓制革命行動。列寧說，人民自己奪取土地，這是長期遭受殘酷剝削勞動人民追求社會公正的自然表現(xiàn)，是被剝削勞動人民反抗精神的迸發(fā)，而只有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派能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對群眾的革命創(chuàng)造性負責，借助群眾的革命創(chuàng)造性根本改變社會制度。
列寧反駁臨時政府的說法，“我們要農民連一個月、一個星期、一天也不耽誤地立刻得到地主的土地！”列寧的話得到了農民的歡呼。布爾什維克為了搶占運動的潮頭，把原來社會革命黨的口號變成了自己的口號，把杜馬中242份農民委托書中針對斯托雷平改革的不信任變成了自己的要求，該委托書主要提出三個要求：首先，消滅土地私有制。其次，禁止雇傭勞動。第三，在農民中平均分配所有的土地。在農民看來，1907年斯托雷平給了俄國“骯臟的自由”，享有這一自由只是那些權貴和強者，而他們就是要進行一場反對“骯臟自由”的土地革命。
在1917年8月底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提出，在土地問題上承認“農民奪取土地的既成事實”。他們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誰進行阻抗，誰將會喪失群眾的支持，“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把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管理”。不過該黨那時幾乎沒有農村黨員，對農村的影響力微不足道。本來俄國農民有自己的草根組織資源，即傳統(tǒng)村社。在當時近乎無政府狀態(tài)下，各地農民以村社為組織紛紛打家劫舍，自行分配土地。在農民的奪地過程中，除了過火行為造成人員傷亡外，斗爭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危及土地所有者的生命。
俄國農民“更關心分地”，而且對不同的土地區(qū)別對待。在農民看來，俄國買賣的土地的合法性要高于繼承的土地。人們試圖在“繼承的土地和購買的土地之間做出區(qū)別，他們認為繼承的土地的神圣性要低一些，因為土地最初的獲得十之八九是一種強力行為，相比之下，個人購買得到的土地是合法的，甚至農民自發(fā)產生的‘村社大會決議’都同意那些購買獲得的土地要得到賠償。社會革命黨的代表認為，讓地產主（他們沒有勞動經驗）遭受貧窮和饑餓是不人道的，因此建議提供一種終身養(yǎng)老金，但是決不能對這一類土地所有權進行賠償，這個建議得到了社會革命黨和農民歡迎。
給農民土地的既不是臨時政府也不是蘇維埃，而是傳統(tǒng)村社的自發(fā)奪地運動。
繼1905年的第一波運動之后，1916年開始第二波分地運動，各省的鄉(xiāng)委會要求：地主的、國家的、皇族的、教會的、政府的“全部耕地和牧場轉交給鄉(xiāng)委員”，并把“地主的所有農具、牲口和財產均應如數交給鄉(xiāng)委會支配”。皇權松弛后對土地的要求立即顯現(xiàn)出來，農民提出來的是分配皇室土地、國有土地和大莊園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恢復公社的“斯托雷平農民”（獨立農民的另一種稱呼）的權威，重新確認農村公社。這種戰(zhàn)斗精神是農村本身的內部源泉涌現(xiàn)出來的。雖說當時涌現(xiàn)出的“自發(fā)奪地斗爭”，其實對“貴族莊園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經過農村公社來組織和協(xié)調的”
雖然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意志并不在于消滅地主的肉體，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土豪”，而是“分土地”，但是鄉(xiāng)委會約束不了農民的行動，農村每天都會發(fā)生“農夫對老爺實行暴虐”事件。莫斯科省莫扎爾斯克縣的首席貴族瓦爾熱涅夫斯基在給他的朋友謝列梅捷夫的通信中描述了二月革命后農村狀況，“已經出現(xiàn)了1905-06年那樣的浩劫和恐怖”，“農民又來要土地”，這是他們“考慮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怎樣更多地、不受制裁地侵占別人的東西”，“拒絕這樣的‘請求’是不可能的”，“父輩和祖輩留給我們的一切，都會被毀掉，被搶光，被剝奪”。
農民不經官方許可自己行使革命權力，86.6%的鄉(xiāng)農民執(zhí)行委員會堅持革命立場，3.6%置身于階級斗爭之外，9.8%委員會維護地主的利益，1917年夏天確立的農民機關是由貧民和中農組成，他們完成了總數為16298起革命行動中的10210起。俄國的貴族老爺占有的5800萬俄畝土地已經被瓜分殆盡。前沙皇官吏的土地因其政府倒臺而不受保護都被當地的村社占有，科爾切夫縣的上自治局主席柯爾文·里特維茨基的莊園被農民燒毀，他本人因搶救財產也被燒死，森林被伐盡。前內務部長普羅托波波夫的財產被洗劫一空。到1918年中有36個縣的農民已奪得地主86%強的土地，80%的農具和設備，農民占有的可耕地從原來的80%上升到96.8%。
以村社為紐帶奪取地主土地并打擊獨立戶，是這次斗爭的特點。農民們多由村社權力機構——村會以及各村代表組成的鄉(xiāng)委會領導，許多地方這類會議隨著村社職能衰亡已長期未開，此時又恢復了活力。到1917年3月21日止，唐波夫省埃拉托姆斯克縣26個鄉(xiāng)中的19個鄉(xiāng)建立了鄉(xiāng)會，到6月，維亞特卡省所有的鄉(xiāng)都召開了鄉(xiāng)會，8月下旬，尼日涅戈羅德省的253個鄉(xiāng)中已有220個開了鄉(xiāng)會。小共同體的聯(lián)系紐帶成為奪地運動的組織工具。
農民斗爭的矛頭首先是沖著地主的，其次是對準斯托雷平改革中受益的獨立農戶——“村社分離者”。薩馬垃及薩拉托夫諸省的土地委員會都宣布：“家庭農場與獨立農戶在經濟上都是不適宜的，因為它破壞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主要農業(yè)區(qū)，自發(fā)行動起來的農戶實行了強制消滅獨立農戶制度。如弗拉基米爾的一些鄉(xiāng)規(guī)定：“所有的獨立農莊與單獨地段，無論是份地還是買來的地，一律并入村社。今年（1917年）春鄉(xiāng)土地委員會已命令：全部獨立農莊與單獨地段的主任一律遷入村社。秋天后拆除全部建筑物。”許多地區(qū)，獨立農民制度幾乎全部被消滅，在薩馬拉省其比重由19%降到0.1%；在薩拉托付省由16.4%降至0.01%；在斯塔夫羅波爾省從24.9%降至0.4%；在頓河區(qū)由10.4%降至0.6%；在中央黑土區(qū)從4.1-10%下降到0.1-1.2%；在西部與西北部地區(qū)一些農業(yè)地位不高的身份仍有一些獨立農民，但數量也大為減少�？傊�，在全俄范圍內“獨立農莊主開始‘自愿’回到重分公社中，對那些頑固者則采取強制手段，直到收回他們的土地”。
這樣，從1917年2月-1918年夏，由公社奪取的土地由7000萬俄畝是來自獨立農民的，約4200萬俄畝來自地主，約有478萬獨立農民的土地（約占全俄農民土地的37%）被村社歸并加以重新劃分。土地革命的第一個結果是消滅了地主所有制，但最顯著的后果是以村社消滅了獨立農民，使斯托雷平改革的成績蕩然無存�？峙虏⒉皇侨巳硕贾溃谕恋馗锩袕霓r民手中奪地并加以重分的要比從大地產中取得的多。這是因為第一，俄國的“土地革命”是在村社領導下完成的。第二，農民們對“死老虎”貴族的興趣不是很大，主要“革”的是獨立農民的“命”。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并沒有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他們只是樂見其成罷了。
后方分地直接影響戰(zhàn)局的輸贏
其實，“自發(fā)奪地”運動觸動最大的是前線的軍隊。1917年俄國總人口是15360萬，在海陸軍中服役的人數 1100萬，占全國人口的7.2%，軍隊的作用比他們實際占的人口的比重要大得多。這里面60-66%是農民，16-20%是無產者，3.5-6%是工廠工人，10-20%是城市中間階層。其中農民是660-726萬，無產者176-220萬（包括工廠工人是40-65萬）城市中間階層110-220萬。從民族成分劃分俄羅斯人580萬，占總數的53%，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是235萬和30.8萬，60萬波蘭人，50-60萬韃靼人，40萬猶太人，30萬亞美尼亞人，20萬格魯吉亞人，10萬摩爾達維亞人，10萬波羅的海人。
當時俄國與德、奧、土、保戰(zhàn)爭正處在炙熱階段，正因為后方的奪地斗爭是“自發(fā)”的，沒有經過政府授權，形成苦樂不均的局面，導致了前方將士的軍心渙散。后方的“奪地”消息一傳來，部隊嘩然，士兵們憤慨地說：“我們在前方賣命，后方卻在搶奪勝利果實，等戰(zhàn)爭結束哪里還會有我們的份兒！”奧倫堡的機槍團竟然抽簽決定哪一個營上前線。
于是，后方的“奪地”與前線的戰(zhàn)爭形成一種互動，前方打仗后方分地，軍心動搖，前線的“厭戰(zhàn)反戰(zhàn)”情緒大爆發(fā)。加之布爾什維克在軍隊強大的滲透力，連以上單位均有布爾什維克所設的支部，在他們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的口號策動下，前線與“敵軍”的休戰(zhàn)、放空槍、聯(lián)歡等行為十分普遍。布爾什維克鼓勵士兵開小差，憎惡紀律，抗命不遵，視長官為敵人，大家散伙回家分土地的宣傳是非常成功的，上千萬的部隊勢不可擋地稀里嘩啦的垮下來了。
士兵們說，“他們要打仗，讓他們自己來打，干嘛要為統(tǒng)治階級送命，我們可不想死在戰(zhàn)壕里，先把我們的土地還給我們，把地主、寺院、皇家的土地奪過來給我們”，“把刺刀插進戰(zhàn)壕里趕快回家吧”。誰都知道一將功成萬骨枯，那些堆積如山的尸體，到底能為我們換來什么？“我們要回家，要自由和土地，我們?yōu)槭裁匆兂蓺垙U?打倒軍官，砸開連隊的錢柜散伙回家。政府說要把戰(zhàn)爭打到勝利為止，誰需要那些海峽”。俄軍開小差的人數達到200萬人。“因為士兵對于后方未經他們參加而重分土地的舉動都極端敏感”這和軍方的士氣有直接的關系，連俄軍的指揮系統(tǒng)都要求或者停止“無序分地”，或者“必須得到下級軍官的書面同意，或者由他們親自參加”，甚至建議為了這個目得給士兵四到六個星期的假期。
聯(lián)合臨時政府內務部長孟什維克策列鐵里在給各省官員的一份通報中說，不是新政權不支持分地，而是擅自奪地行動，“將給軍隊、國家和國家本身帶來數不清的災難……”�？梢哉f，即便沒有十月革命，只要后方“奪地、分地運動”不停止，俄軍的戰(zhàn)敗已是板上釘釘的結局了。如果政府做不到平息這個動搖軍心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就無法制止前線的軍隊崩潰和士兵大量逃走。一戰(zhàn)中俄軍的敗局是無法挽回的了。
鑒于革命后再沒有全國范圍內的“平均地權”，如果把十月革命前的這次大規(guī)模的土地調整看作是“土改”的話，我們可以說，俄國的土改先于革命，而且并不是布爾什維克主導的，是農民自發(fā)完成的，它也直接導致了俄國的戰(zhàn)敗。布爾什維克天花亂墜的畫餅，讓農民心馳神往，一下子被認為是最理解農民的政黨，但是他們策動革命的宣傳目的達到之時，也就是許諾壽終正寢的時刻。就在1918年剛剛完成分地運動的農民，馬上就面臨著新政權“余糧收集制”的殘酷打擊。
農民自愿參軍更是一個神話
1918年1月份頒布義務軍法令，幾乎沒有人響應，到夏季應征的人數才達到1萬人，而且主要是失業(yè)工人。1918年3月托洛茨基被任命為軍事任命委員和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他的第一項任務是要憑空造就出一支部隊來。托洛茨基承認，現(xiàn)在首先要打破自己形成的宣傳體系，恢復了強制性征兵，進行強制動員，托洛茨基說：“離開了懲罰就建立不了軍隊。沒有死刑手段就休想讓大批人去進行殊死搏斗”。布爾什維克對社會主義的責任就是通過他們掌握的一切手段來保持“鋼鐵般的專政”和“政治壟斷權”。
托洛茨基嚴厲禁止了1917年布爾什維克在沙皇軍隊中推行的“士兵民主”，他甚至直言不諱：“紅軍的組織原則與沙皇軍隊的組織原則是非常相似的”。實際上，唯一的差別似乎是前者的強制性雖然仿效后者，但比后者更加嚴厲。布爾什維克用以在城市里發(fā)動政變的反戰(zhàn)士兵和赤衛(wèi)隊可以驅散冬宮的婦女營和士官生，但真正一打仗就證明那是不管用的。1918年成立的紅軍一開始就是按沙俄時的強制征兵制組建，而且在內戰(zhàn)中幾乎全部是由沙俄舊軍官指揮一線作戰(zhàn)的，1920年紅軍中有7萬舊軍官在服役。當然，布爾什維克對他們并不信任，于是發(fā)明了政委制。這可以說是與舊俄軍唯一的不同點。
不過，當時的政委并不是后來描述的那種專職進行正面宣傳教育和政治動員的角色，他們實際的身份就是“監(jiān)軍”，即監(jiān)督那些仍在指揮職位上的舊軍官。政委被授權一旦發(fā)現(xiàn)軍官有異動即可立即處決。同時軍官們的親屬也被扣為人質留在后方，一旦有異動，不僅政委會立即槍斃他們，他們的親屬也會在后方死于非命。這樣就保證了軍官們只能為新政權服務。1919年6月斯大林受國防委員會委托，發(fā)表《告彼得格勒的軍隊》一文，宣布一系列嚴格的規(guī)定，所有投奔白軍的人的家屬，無論他們居住何處，都應立即逮捕，這些叛徒的土地資產應立即剝奪，永不歸還，通令全國將他們就地處決，將叛徒指揮官的家屬扣作人質，紅軍中的人員“即使向白軍邁了一步”，他們就要被就地槍決。
軍官如此，一般戰(zhàn)士更不用說。蘇俄紅軍中大量的農民子弟和沙俄士兵一樣是強制征招的，這與此前的工人赤衛(wèi)隊和“士兵民主”之下槍殺了原軍官的反戰(zhàn)士兵完全不同。本來根據歐洲左派的意識形態(tài)，革命后是要廢除常備軍，代之以公民持槍權基礎上“武裝人民”的。恩格斯曾指出美國“除了監(jiān)視印第安人的少數士兵外沒有常備軍”，并贊賞地說：“如果每個公民家里都有一支槍和50發(fā)子彈，還有哪個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95頁。）所以有人說：馬、恩從來沒有談論過“人民武裝”，他們談論的只是“武裝的人民”。“十月革命”后正是根據這種觀念，蘇維埃政權也一度著手解散軍隊，復員官兵，只保留民兵性質的赤衛(wèi)隊。后來發(fā)現(xiàn)“武裝的人民”不管用，1918年遂頒布了《建立工農紅軍的法令》，該法令仍然把紅軍定義為臨時性軍隊，并許諾“在不久的將來實行全民武裝代替常備軍”。而這個原本說是臨時性的軍隊盡管據說“目的”不同，但其“組織原則”正如托洛茨基所說與沙皇軍隊并無區(qū)別。事實上所謂義務兵役制就是強制征兵制（盡管在和平時期，尤其在種種優(yōu)惠安排下，強制性并不明顯），古羅馬時謂之“血稅”，即當兵“服役”如同納稅一樣本質上并不是一種“自愿的權利”，雖然這種制度并不排除有人自愿從軍，但它并不是靠志愿者來打仗的。
而當時的俄國，由于戰(zhàn)亂中工廠普遍停工，失業(yè)工人自愿從軍還是有的。但俄國的人口結構決定了軍人主要來自于農民。他們基本上是被征服役。而內戰(zhàn)時由于實行余糧征集制等原因，蘇俄政權與農民的關系緊張。列寧曾說“1921年以前，農民的暴動可以說是普遍現(xiàn)象”。這里說的可不是反沙皇或反“白匪”的革命暴動，而是反蘇維埃的暴動。以至于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公開宣傳是對付“資產階級”的，內部場合卻常常直言“專政”就是對付農民。列寧就曾在一次內部接見中稱：“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而只講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是因為它是服務于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因為俄國本來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即產業(yè)工人階級只是（俄國人中的）少數，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為了這些少數人的利益”，“農民從心理上是反對我們的制度的；他們的思維方式是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首領鄧尼金、高爾察克、弗蘭格爾就在他們當中找到了擁護者。”“我們對農民說：或者你們服從我們，或者我們將認為，你們是在宣布要跟我們打一場國內戰(zhàn)爭，那你們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也將以國內戰(zhàn)爭作為回報。”
這種情況下怎能談得上農民踴躍參軍、自愿為蘇維埃而戰(zhàn)？相反，由被征從軍的農民組成的紅軍部隊嘩變、叛亂是那場內戰(zhàn)中的常見景觀。尤其在內戰(zhàn)后期隨著前沙俄將領領導的各支反蘇維埃軍隊相繼敗亡、蘇波戰(zhàn)爭也結束后，內戰(zhàn)卻又延續(xù)了一年之久，這時蘇俄軍隊面對的主要就是農民造反，包括大量的嘩變紅軍在內。
那么蘇俄為什么能夠取得內戰(zhàn)的勝利？原因可以講出許多。當時的內戰(zhàn)并非是所謂“紅-白”“雙方”的戰(zhàn)爭，與列寧政權對抗的是很多各自為政而且常�；ハ鄶硨Φ膭萘�。正如俄羅斯學者伊斯肯德夫所說，“互不往來、互相猜疑和互不信任使白衛(wèi)運動出現(xiàn)了內部暗中作對的典型特征。例如，南俄的自愿軍中出現(xiàn)了兩個對立的派別——親阿列克謝耶夫派和親科爾尼洛夫派。兩派之間經常“暗中摩擦和爭斗”。嚴格地說，1918年的俄國是個四分五裂、群雄割據的狀態(tài)，新生的蘇俄也許面對所有的敵人而言起初并不算強大，但面對每一股敵人而言她從一開始就是最強大的。她的眾多對手無法聯(lián)合行動，是她能夠逐一削平群雄的基本條件，而這與農民的支持并沒有什么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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