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過去談論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往往偏重分配土地。從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看，可分配的土地并不很多，直到最近，經幾位學者對民國以來的歷次調查重新做了整理，發(fā)現(xiàn)地主人口約占5%，占有的土地還不到40%。
毛澤東贊同新解放區(qū)工作重心放在農村
50多年前，1947年的6月，劉鄧大軍南下挺進中原，我隨軍第一批出發(fā)，并從太行區(qū)委調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擔任秘書長一職。這一年我正是34歲。兩年以后，1949年5月，中原局改組為華中局，領導人原是鄧小平，不久改為林彪。我仍擔任秘書長。當時中央決定二野到西南，三野到華東，四野到華中，鄧子恢是離三野留華中的，李雪峰和我算是二野留下的人，人員就由這三方面的人組成。林彪仍任第一書記，羅榮桓第二書記，鄧子恢第三書記，李雪峰任組織部長。華中局下屬的地區(qū)，有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武漢六省一市，下設華南分局，書記葉劍英，分管廣東、廣西。
大約在1949年5月，新建立的華中局在商丘召開第一次會議，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是傳達中央七屆二中全會文件。因為鄧子恢參加了會議，所以由他傳達。林彪等人正從北京南下抵此。這是我和他第一次見面。在二中全會決議的主要內容中，當時引起人們注意的一點，是中央提出今后工作的重心要由農村移向城市，城市則以發(fā)展生產為中心。
一天晚飯后，林彪拉我出去散散步，夕陽斜照，我們沿著黃河大堤信步走去。散步當中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問我對七屆二中全會的傳達，大家有什么反映。我說，我有一個問題沒有弄清楚，不知中央說今后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含義是以城市工作為中心，還是以城市為中心帶動鄉(xiāng)村。過去，以農村包圍城市，今后有了城市以城市帶動鄉(xiāng)村，但問題在具體的工作步驟怎樣安排，農村還遺留一個反封建的任務必須完成，似乎不宜拖后。林彪說他也在考慮這個問題。他的理解，二中全會并未明確地區(qū)分以城市工作為中心和以城市為中心。按道理似應是以城市為中心。他考慮到漢口以后，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廣大的新區(qū)，在這個地方究竟是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城市，還是放在農村?從長遠看，可以說是城市帶動鄉(xiāng)村，但從眼前說，還是應首先解決鄉(xiāng)村問題，農民問題，土地問題，因而工作重點仍應先放在農村。在他看來，這是首先讓哪只腳先邁出的問題。
如果農村還被封建殘余勢力所把持，我們共產黨領導精力都放在城市工商業(yè)，城市的天下和鄉(xiāng)村的天下為兩種不同的勢力支配，就會引起很多矛盾。二中全會決議的主題是戰(zhàn)略的轉變，提出的問題是多方面的。華中地處新區(qū)，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理應引起我們注意，考慮力量部署，我當時感到這個問題提得非常及時，非常重要。
當天晚上我就把這信息傳給李雪峰、鄧子恢。鄧和李都表示同意這種考慮。
不久到了漢口，華中局正式辦公，首次開會，林彪把他的意見講了，說我們先把農村陣地鞏固起來，這對于解決工業(yè)問題，解決商業(yè)問題，對于在政治上建立工農聯(lián)盟，一切方面都可以占到主動地位。講了以后，大家一致表示贊同。會議決定請示中央。報告稿是我照林的意見起草的，大意是說，從全國、從戰(zhàn)略上說今后是城市帶動鄉(xiāng)村，并以城市工作為中心，但是從具體工作的程序和步驟上講，新區(qū)目前急需要把農村工作做好，把封建殘余勢力、國民黨殘余勢力肅清，把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決好，以利在基層建黨建政，為人民政權打好基礎，這是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問題。先把工作重點放在農村，經濟上、政治上是必要的。為此特向中央請示報告，請主席和中央批示。報告送上去后，毛主席、黨中央很快回電表示同意，并叫其他各大新區(qū)也都照辦。
后來在另一次會議上，還引出一個城市工作應從哪里入手的問題。鄧子恢提出意見，城市工作要從商業(yè)入手。林彪和常委也表示同意，決定請示中央。報告是鄧子恢自己起草的。結果中央沒有表態(tài)。據(jù)傳說有人批評，“這是屈服于資產階級壓力”，十多年后成為鄧子恢的一條“罪名”。
林彪不久就離開漢口，南下指揮部隊作戰(zhàn)，后來生病回北方療養(yǎng)�？梢哉f他在華中局，地方工作方面，除召開華中軍政委員會議，做了一次報告外，主要就是抓了這一件大事情。
從此各省同志就分頭下鄉(xiāng)，而不是擠在城里。這樣理順工作鏈條，受益不淺。一直到1951年底，毛澤東在轉發(fā)中南局(華中局在1949年12月改稱為中南局)一份報告的批語中，又重申說：“請各中央局和各省區(qū)黨委不要因為中央提出依土改完成情況適時地轉移省級以上的主要領導方向到城市和工業(yè)方面的方針，而放松了對于1952年土改工作的領導，如果這樣做，那就會犯錯誤。”(《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第566頁)從全國看，地方工作的重心，都仍然放在農村。
關于保存富農經濟和土改步驟
1950年初，中央要召開中央全會，土地問題是議程之一，為起草土地改革報告，我兩次被召到北京。一次，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廖魯言找我?guī)е心暇值膸讉�干部到北京開會，同去的有張根生、任愛生等人。一次是商量土地改革法和劉少奇的土地問題報告草稿，召集中南區(qū)的幾個人，有湖南的黃克誠、江西的陳正人(兩位省委書記)、湖北的劉建勛(省委副書記)及我，華東只來一位，是分管土改的劉瑞龍。兩次都住在靈境胡同的紅樓上，開會到中南海。
劉少奇召集開會，他講了新區(qū)土改，應有準備有領導，有法可依。我黨成為全國的執(zhí)政黨，土改必須有秩序，講政策，搞得更好一些。我們把地方情況都匯報一遭，還談了對今后土改的意見。因為中南布置得早，河南已經干起來了，有了一些先行一步的經驗，劉問得比較仔細，匯報時間也占得較多。接著第二天讓我們列席中央準備通過土改法和劉少奇報告的會議。
會場在香山雙清別墅，我們幾人去得早了，別人還沒到，黃克誠和毛主席熟，說：我們先到毛那里去!到了會客室稍候，毛出來接見我們。毛隨便問到土改的情況，說，劉少奇同志叫你們來，出點主意，你們兩個區(qū)是新區(qū)土改的大頭，兩個地區(qū)的人口合起來有二億幾千萬(當時新區(qū)人口共三億一千萬)，你們要早走一步。土改是我們民主革命留下的一個“尾子”，但這個尾子還不小，是個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建設本錢就大了。你們有什么意見?于是首先由劉瑞龍介紹了一下華東的經驗，大意是說要避免過去土改的缺點，這次是更講政策，更有準備。但是封建勢力的抵抗還是很厲害的，不能低估。進了城以后，替地主說話的人更多了。毛主席說：城里的人和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自然要說話，這可以逼著我們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后來問中南方面的意見，黃克誠推我談，說他只知湖南一個省的事，省里政治情況比較復雜，統(tǒng)戰(zhàn)情況更復雜。土改反封建既要堅決放手，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說杜潤生同志是中南軍政委員會土改委員會副主任，中南局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是中南局分管這個事情的，了解情況全面一些。黃老推我講話，使我感覺為難，毛大概為了消除我的緊張，問我是哪省人，在哪個地區(qū)工作，我說是山西人，原在太行區(qū)工作。他說三晉之地，自古人才輩出，三皇五帝，建都打仗在此發(fā)跡。八路軍也是在山西壯大起來。當下我推不脫，又不宜過多講全面情況，只趁機提了兩個問題。一點是說中南準備把農村工作當做當前的中心，這是已經向中央請示過的。我們把農村搞好，就可以保證城市的供給，而且可以有一個好的政治經濟環(huán)境。一個具體問題是土改要分階段，中南局討論過，農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階段是清匪反霸，減租減息，主要是摧毀反動政權。這一步所以重要，因為實質上是個政治斗爭，是為了建立農民的政治優(yōu)勢和組織優(yōu)勢，乘機把農村稱霸一方的封建勢力代表和國民黨的武裝匪徒掃除一下。不把反動勢力摧毀，就建立黨組織，可能會把根子扎錯。而且一上來就分配土地，光搞經濟不搞政治，不能建立群眾的政治依靠。我們可以一面摧毀敵人的基層統(tǒng)治，一面通過這個斗爭發(fā)現(xiàn)積極分子。先建立農會，做為我們建立政權的第一步，然后再進入第二階段分配土地。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上邊有“一切權力歸農會”，我們新區(qū)恐怕也有這么一個時期。
說到這個地方，毛主席說：這個安排很好。政權是根本。一國如此，一鄉(xiāng)如此�；鶎诱䴔喔愫�，國家政權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他還叫我們回去寫個報告。后來我回去寫了個東西，送中央政研室。毛主席專門做了批文，同意這個部署，說：“我們同意杜潤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縣普遍發(fā)動群眾，進行減租退押反霸及鎮(zhèn)壓反革命的斗爭，整頓基層組織，將此作為一個階段，接著轉入分田階段。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確秩序，本來應當如此。華東、中南許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經過了這樣的秩序。過去華北東北及山東的土改經驗也是如此。”并以中央名義發(fā)出。以后我們又提出，土改應分為三個階段，添了土改復查與組織建設階段，對此毛又批示說：“將土改過程明確地劃分為三個階段是很必要的，各新區(qū)均應教育干部照三個階段的各項步驟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第107、217頁)
再一個是富農問題。我說，這次我們向少奇同志匯報了鄧子恢同志的一個意見，他主張沒收富農的出租土地或多余土地。因為據(jù)我們調查，中南地區(qū)地主富農的土地加起來只有百分之四十幾，很少有70%的地方。這個數(shù)目字和主席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數(shù)目字有點差別。無地少地農民數(shù)量非常大，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多地少，不夠分配。如果不動富農，光分地主土地，不能滿足貧雇農的要求。毛這時說：土地就那么多，它是個客觀事實，多說，并不就變得多了，說少了也不會變少。你們的意見是有根據(jù)的，是以第一手材料做基礎的，我們當然聽你們的。全國怎么樣，還弄不清楚，將來會都搞清楚的。至于富農問題，我還主張保存富農經濟，還以不動為好。因為我們現(xiàn)在還是反封建，城鄉(xiāng)資產階級都要保留，這有利于生產，我們重要的問題是生產落后。“富農放哨，中農睡覺”，保存富農有利于刺激中農的生產積極性。貧農將來分地少有困難，我們有了政權，可以從另外方面安排就業(yè)或想其他辦法。你們回去后可向子恢同志作點解釋。
我們后來聽說，在這之前毛主席和周總理訪蘇期間，曾向斯大林談到這個問題。說中國準備對資本家對富農都采取一種新的政策，認為蘇區(qū)時代一度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效果都是不好的。因此準備農村保存富農經濟。斯大林表示同意，說：中國的富農與蘇聯(lián)的富農不一樣，蘇聯(lián)的富農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工人階級現(xiàn)已獲得政權，而富農又沒有站在反革命一邊，保留富農是有益的，有利于鼓勵農民發(fā)展經濟。
隨后我們列席了中央會議。會議是由毛主席主持。中央此次會議，先討論婚姻法草稿(由黨的婦女委員會主任王明提出解釋)，后討論土改。記得一位老同志講到土改中要教育農民注意節(jié)約，分田后大吃大喝不好，應該教育防止。毛主席插話：“千年受苦，一旦翻身，高興之余，吃喝一次，在所難免，此后注意就是了。”毛既講理又講情，這一點，給我留下難忘的印象。通過這兩次會面，我感覺毛主席很平易近人，很和氣，注意聽取別人意見，具有既堅持原則又從善如流的大政治家風度。
這次毛主席是同意了我們一個意見，否定了我們另一個意見。后來中央全會，黃克誠、陳正人留下參加，我和劉建勛提前回來，繞道濟南，看望了正在那里養(yǎng)病的林彪，并向他作了匯報。他向我們介紹了東北讓出城市，占據(jù)兩廂，發(fā)動群眾，壯大我黨力量的經驗。今天回想起這兩次會晤，浮起文革時期林的另一種形象，不禁要說：人是會變的。
聽說中央全會中黃克誠和饒漱石在富農問題上發(fā)生爭論，饒擁護中央的意見，黃主張采納鄧子恢的意見，相持不下。后來中央決定富農仍予保留，但允許個別地方因地制宜，有權根據(jù)情況決定是否征收富農出租的小量土地。實際在執(zhí)行中，至少在中南和西南地區(qū)，富農多余土地還是全動了。如果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需要利用資本主義成份，那么在民主革命時期消滅富農經濟，就應重新評價了。
反左出右，反右出左，決策兩難
新的土地改革法和劉少奇的報告，把過去好的經驗都肯定下來了。確定了土改應照政府所頒布的法令及方針、政策和步驟，有領導、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在政策方面也按新民主主義的戰(zhàn)略方針，保護中農，保留富農，保存私人工商業(yè)。還照顧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情況，允許自治區(qū)對民主革命程序自行決策。特別對于西藏，允許1957年以前不搞民主改革，對內蒙古也實行特殊政策。會議傳達下去，全黨一致表示擁護。
對中央的上述決策全黨是一致?lián)碜o的，但在另一方面，各地方在運動進行中特別是在運動高潮中，總是面臨一個難題，就是放手發(fā)動群眾和正確執(zhí)行政策這兩個方面如何協(xié)調?如何找一個平衡點?為此有必要回憶這方面的歷史經驗，以及實踐當中的許多教訓。
就在太行的經驗來說，抗日戰(zhàn)爭初期是部署游擊戰(zhàn)爭，在敵后建立抗日根據(jù)地和人民政權。所執(zhí)行的總政策，就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不但團結一般的群眾，而且還要團結地方開明人士;不消滅地主，不分配土地;只是減租減息，負擔政策上實行累進制的合理負擔;五種經濟并存，公有制企業(yè)只有幾個軍工場，規(guī)模不大的公營商業(yè);到1940年提出，政權實行三三制，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三分之二是非黨人士、知識分子、開明士紳。同時還提出“保障人權”的口號，不準亂打、亂捕、亂殺，要建立法律秩序，有法律、有政府，不能無法無天，無政府。1940～1941年時，北方局書記彭德懷還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后來延安整風時受批評)。當時的這一套政策，對于在敵后建立根據(jù)地，團結各階層力量對付頭號敵人日本侵略者是有效的。但是開始一段，約在1937～1941年前，輕視了發(fā)動群眾，地方工作浮在上層，沒有樹立起深厚的群眾基礎。
后來準備開黨的七大會議，劉少奇在處理新四軍事件后，回延安路過太行，沿途講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要依靠群眾，不是光靠政府的行政措施。政策還是減租減息，停止土地改革，但為了鞏固根據(jù)地，必須發(fā)動群眾，依靠群眾，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加強統(tǒng)一戰(zhàn)線，使我黨在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國民黨頑固勢力的斗爭中有一個可以依靠的群眾基礎。劉少奇一路鼓吹這個道理。1942年在鄧小平(軍政委員會主席)主持下召開高干會議，布置對敵斗爭和開展群眾運動。李雪峰當時是太行區(qū)的黨委書記，他在運動開始就強調“放手發(fā)動群眾，充分發(fā)動群眾”。運動中創(chuàng)造了訴苦、回憶、說理斗爭的方式。通過訴苦特別是揭露地主的殘酷剝削壓迫，然后依法講理，清算剝削債，這很有利于喚起農民的階級覺悟。
從1942年開始，到1945年，各解放區(qū)在減租減息口號下發(fā)動群眾，都取得了預期效果。
1946年中央下達“五四指示”，叫“一條批準，九條照顧”。這時抗戰(zhàn)勝利，轉入對國民黨的解放戰(zhàn)爭，黨中央決定可以進行土地改革了。一條批準，是允許群眾無償沒收地主土地。九條照顧是：嚴格保護中農，照顧工商業(yè)者、富農、小土地出租者、民主人士，給地主留下土地，給生活出路，不準掃地出門。“五四指示”總結了蘇區(qū)時代和抗戰(zhàn)時期兩個階段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通過土改，提高了群眾階級覺悟，壯大了我軍我黨力量。最能證明這一點的是參軍熱烈，劉鄧大軍南下，帶了5個縱隊，成為解放全中國的一支主力軍。
到1946年底，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解放區(qū)完成了土改。這時劉少奇和中央工委離開延安到阜平，在1947年秋季召開全國土地會議，起草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沒收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強調打亂平分。會議對于過去幾年土改工作的估計，強調工作不徹底，沒有滿足貧雇農的要求。認為所以不徹底，原因是干部隊伍成分不純，因此提出兩條：一是貧雇農路線，一是要純潔隊伍(晉綏區(qū)叫“搬石頭”)。因此出現(xiàn)了一些“左”的東西。本來地主富農的田已經分了，還說不徹底，地富已掃地出門了，再分只能分干部的和中農的。而對于中農，黨是一貫堅持保護政策的。對群眾的過火行為，采取縱容態(tài)度，一切由群眾說了算。“搬石頭”引發(fā)了斗干部，結果幾天工夫就打死了一批基層干部。晉綏、冀魯豫最厲害，晉綏像領導干部劉亞雄、牛蔭冠的父親，都是開明士紳，一直支持我們的，本想保護一下，但就是通不過。有些地方群眾亂打人亂殺人，實際上部分地反映群眾怕變天，怕報復，因此不斗則已，一斗就要過火，違反政策。
那時區(qū)黨委派我到尚屬國統(tǒng)區(qū)的山西太原，作為劉鄧一二九師代表，參加和平談判三人執(zhí)行小組(組長陳賡，副組長是劉建勛和我)，和國民黨、美國人談判。為維持停戰(zhàn)秩序，沿鐵路下去檢查，一路被逃亡地主包圍，我們走到哪兒，他們追到哪兒，訴我們的苦。這些逃亡地主給閻錫山增加了一部分反共力量。陳賡同志向毛澤東寄過一個報告，建議土改中禁止亂打亂殺。后來毛主席在陜北楊家溝召開了十二月會議，發(fā)表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任弼時也作了報告�？隙ㄍ粮某煽�，糾正土改中的偏向，著重講了總政策和具體政策的關系，后者一定要服從前者。
1947年夏，我從太原調回來，隨劉鄧大軍南下，擔任中原局秘書長。1947年6月我隨陳錫聯(lián)縱隊渡過黃河。因為行軍停不下來，不能搞土改，為發(fā)動群眾，就打土豪分浮財。把貧雇路線帶到新區(qū)，當時已感到這是走過場，不會收到實際效果。毛主席曾發(fā)電給小平同志，征求黨在新區(qū)執(zhí)行政策的意見。后來小平給中央寫報告說，南下沿途分浮財打土豪，不是個好辦法。群眾知道你呆不下去，是路過一下子就走，白天分，晚上就送回去了。而且群眾覺得這樣拿上人家的東西沒道理，人家又不在家。新區(qū)實行這個政策是失敗的，不利于我軍就地解決糧草問題，把自己弄被動了。既然沒有新政權，可以利用舊政權，沒有新秩序，可以利用舊秩序，這樣對作戰(zhàn)是有利的。毛很重視這個報告，立即轉發(fā)全國，批文指出：政策與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同時規(guī)定，中央局和省委每個季度或幾個月，都應向中央寫綜合報告，報告執(zhí)行政策的情況，并提出了“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這幾句有名的話。
在河南一帶，土改完成較早，我軍給養(yǎng)是靠后方用小車推，加上就地籌措，還算有保障。到大別山以后，搞了一陣打土豪分浮財，搞得群眾都跑到山里不回來，增加了供應困難，難以立腳。后來部隊分散開來，停止打土豪分浮財，供給就好辦一些了。我?guī)е性謾C關人員在金寨一帶，為了站住腳，也以安定秩序為主，原來老蘇區(qū)的積極分子，此時才敢出頭替我們辦事。從大別山退下來，就進一步改變了做法，鄧的報告就是對上一段經驗的總結。后期我隨劉伯承到淮西，以一個旅兵力組成淮西支隊。我兼任政委，支隊司令員是潘炎同志。在此之前還曾受命組成淮西黨委，和張國華縱隊一起清匪。其后還兼過豫皖蘇四區(qū)地委書記(駐阜陽)，搞了一陣土改，先搞清匪反霸作為第一階段。不久二野、三野會師才回到中原局。此時就準備要打大仗，打淮海戰(zhàn)役了。
我大軍過江，解放全國，在漢口建立了中南大區(qū)領導機關，中南局及時布置力量，準備新區(qū)土改。把土改布置下去以后，我下去檢查，發(fā)現(xiàn)干部對有秩序地進行土改，理解有偏頗，出現(xiàn)了一種“和平分田”的景象。把田地登記登記，然后把地主的田地一分了事。我們布置的第一階段，要從政治上對過去的宗法社會惡勢力進行打擊，為土改開路，但未被重視。中央指示，在政策上是既防“左”又防右的，但下邊在避免“左”的反思中，又偏右了。因此回來召開會議，講“放手發(fā)動群眾，反對和平分田”。這個用語不確切，反“和平”分田，什么叫“不和平”?下邊問我。我說：要經過階級斗爭，打倒地主階級。第二個意思就是要向群眾交代政策，引導群眾自覺執(zhí)行政策，不是把政策拿在手里來約束群眾，而是交由群眾來掌握，變成他們的自覺行動。第三點，是反對大哄大嗡，不重視培養(yǎng)積極分子，不少場合讓勇敢分子成為帶頭人。其中有些人有缺點可以改造，但有的流氓習性難改。不能把支部建立在后一種人身上。鄧子恢針對這一點，提倡個別扎根串聯(lián)，我加上“三同”，和貧雇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最初是針對中央派大批知識分子到中南參加土改而提出的，用這種行為模式，要求他們和群眾打成一片，發(fā)現(xiàn)積極分子。有北大的、清華的、南開的、文化界的，由周揚和統(tǒng)戰(zhàn)部領導人分別率領。當時江青要到新區(qū)搞土改，也三同了幾天。1950年1月毛澤東寫過一封信，讓她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給新區(qū)黨的組織，“到新區(qū)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fā)表意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214頁)。北京來的老知識分子后來見到我說：“三同”使我們了解了農民和農村，終身難忘。
當時廣東、湖南兩省是我們的兩個重點。廣東工作由華南分局領導，書記是葉劍英，主持土改工作的是方方同志。他們很重視搞好土改，運動開始后，南下干部反映放手精神不夠。中南局就派我去協(xié)助一下葉劍英和方方同志。我們去了以后強調放手發(fā)動群眾，深入工作，完成土改第一階段，減租減息、反霸，群眾起來了，同時出現(xiàn)了“左”的東西，最突出的問題是對待華僑。比如不少華僑家屬是小土地出租者，錯劃為地主。匯款作為收入，錯劃為富農。葉要我留下來，繼續(xù)完成土改工作，中南局未同意，結果把張根生、杜瑞芝留下來并調趙紫陽來任華南分局秘書長。華僑問題本來不難解決，但葉不知聽了誰的話，發(fā)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一個觀點，說現(xiàn)在農村土改放棄領導，引起小資產階級的自發(fā)性。這是引用了列寧的一句話。按列寧原意，小資產階級自發(fā)性是指農民的資本主義傾向，這里針對土地改革，是一個誤用。葉的講話發(fā)下去后，廣東的運動就有點停滯。中南局為此寫了一篇社論，發(fā)表于《長江日報》，強調說，執(zhí)行政策，要依靠群眾，對群眾的行動不能潑冷水，要引導教育，而不是指責他們。社論并非針對廣東，是泛指全區(qū)各地的。當時陶鑄在廣西任代理書記，經過一段工作，土改形勢很好。中央決定調陶鑄去廣東，協(xié)助葉，替代方方。毛主席曾召集葉劍英、鄧子恢、陶鑄一起開了一次會議，對葉有所批評，這事情造成了誤會。葉以為是中南局反映了什么不實的情況。實際上沒有反映，只是陶向毛講出，葉在廣東，不敢放心用他去打開局面，土改有喪失時機的可能。
土地改革意義的解讀
前邊敘述了土地改革的過程，現(xiàn)在談談土改的歷史意義，借此回答中外學者關心的一些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變革，是始于土地改革。但現(xiàn)在不少人以為，土地改革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歷史事件，不再具有什么當代的價值。
其實土改對于我們中國，恐怕是由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向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轉化必經的一個革命步驟。農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軍，農業(yè)生產的承擔者。土改使農民獲得土地，打破封建勢力的壟斷，方可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進步。土改也不是共產黨的一家主張，孫中山都提倡“耕者有其田”，他締造的國民黨向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妥協(xié)，走向反動，不可能領導農民完成這個民主革命。共產黨領導反帝反封建，使“農民取得土地，黨取得農民”，從而實現(xiàn)農村包圍城市的戰(zhàn)略，打倒國民黨幾百萬的軍隊，建立了新中國。此期間，以解放軍轉向外線作戰(zhàn)為例，不用說參軍，就說支前，當時我軍缺乏現(xiàn)代運輸工具，一個淮海戰(zhàn)役，5000萬農民推著小車，拉著小毛驢，從山東、山西、河南等省，一直到前線，在中原構成一個歷史的大畫面。沒有土地改革是做不到的。
過去談論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往往偏重分配土地。從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看，可分配的土地并不很多，直到最近，經幾位學者對民國以來的歷次調查重新做了整理，發(fā)現(xiàn)地主人口約占5%，占有的土地還不到40%。農民所得就是為數(shù)不大的一塊地租。有學者計算：不超過700億斤谷物。但正由于土地的稀缺性，需要打破地主對土地的壟斷，刺激商品經濟發(fā)展，為國家工業(yè)化準備了條件。這方面的意義絕不能輕估。
既然如此，何必經過那種激烈的斗爭，難道不可用和平分田的辦法，在取得政權后從容解決?最初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有償征購，后來又主張耕者有其田，無償分配給耕者。后來臺灣、日本都是實行政府征購轉給缺地農民，發(fā)公債頂代地價。194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曾提出打算征購地主土地(1946年7月19日關于要求各地答復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指示)，還主張除少數(shù)反動分子外，應對一切地主采取緩和態(tài)度(1946年8月8日給華中分局的指示);1946年8月30日東北局給中央的電報中說，為使無地少地農民直接的無代價的獲得土地，以創(chuàng)造初步根據(jù)地，如果中央以發(fā)行土地公債征購地主多余土地的辦法公開發(fā)布，則我們提議在東北可在實際上推遲一個時期執(zhí)行。這個意見也為中央認為完全正確(1946年9月5日)。
建國后，一個是有償征購，一個是無償沒收，擺在我們面前曾有這樣兩個選擇。最后選擇了沒收政策，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既作為一項經濟制度改革，又作為推進政治變革的階級斗爭。在廢除土地地主所有制、發(fā)動農民自求解放，實現(xiàn)“土地還家”的同時，徹底打翻鄉(xiāng)村的舊秩序，使中國借以完成20世紀的歷史任務：“重組基層”政權，使上層和下層、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政令統(tǒng)一，獲得巨大的動員能力。這對于一個一向被稱為“一盤散沙”的農業(yè)大國來說，其意義極為重大。
有些人包括一些國外學者一直認為中國土地早已實現(xiàn)自由買賣，已沒有“封建”制，土改“反封建”沒有必要。確實，那種典型的土地封建領主制，農民依附于土地的莊園經營形式，在中國已不存在。但千余年來，地主占有制形成大規(guī)模土地壟斷，特別是民國以來，軍閥官僚強權掠奪，無償占有。地主與高利貸者集于一身，官府橫征暴斂，超經濟掠奪，地主負擔大多轉嫁于農民，人口增加，土地供給短缺，地租率高于資本平均利潤率。農村宗法社會遺留的人身依附，依然存在。這一切阻礙社會資本向工業(yè)和農業(yè)資本主義經營轉移。鴉片戰(zhàn)爭后，帝國主義入侵，為掠奪我國資源，又培養(yǎng)出買辦資本，其經營手段多屬超經濟掠奪性質。上述粗略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結構，仍然表現(xiàn)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特征。稱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比較準確的。這個社會結構，除非采用革命手段予以掃除，沒有別的出路。
也有學者根據(jù)已發(fā)表的包括地主收租簿在內的一些歷史資料，認為在已知的不少地方，地主收租一般只能收到七八成的樣子;田主若想收田另佃，也往往難以實現(xiàn)。換句話說，地主的所有權是殘缺的。此種調查，是否具有廣泛代表性，尚屬疑問。近代中國歷史進入天災戰(zhàn)禍頻繁發(fā)生時期，地租既高，收足又難。這不能得出有地主無剝削的結論，也不能否認土地改革的合理性。
至于土改對經濟發(fā)展的好處，在當初就是有爭議的。在蘇區(qū)一些地方，分田以后最初幾年生產往往是下降的，這與戰(zhàn)爭環(huán)境有關。全國解放以后，有幾年生產發(fā)展(或說是“恢復”)是很快的，但由于這一期間太短，很快就進入另一項制度改革，土改所引起的生產者積極性并沒有得到充分展現(xiàn)。統(tǒng)觀農村變革、家庭承包制在農業(yè)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是也可以證明土地改革的經濟效應?
于此可見，我國土地改革，“發(fā)動群眾重建基層”，使民主革命走出了“改朝換代”的舊模式，步入了“改天換地”的新格局，產權結構的公平性、激勵性，深得農民擁護，其后集體化被近年以來的“家庭承包制”所取代，乃是這一構架注入社會主義制度因素后的新演變。
所以說，土地改革對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正面影響不但是歷史的，也是現(xiàn)實的。其意義直到今天也遠沒有“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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