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社會學相對于哈佛大學的歷史來說顯得很年輕。哈佛大學始建于1636年，是美國最古老的高等學府。但哈佛的社會學創(chuàng)建于1930年，不僅晚于歐洲的社會學，在美國本土來說也算是后起的（1892年芝加哥大學創(chuàng)辦的社會學系是全美的第一個社會學系）。但是，哈佛畢竟是哈佛，由于這里是學術(shù)文化的重鎮(zhèn)，因此哈佛社會學系創(chuàng)辦不久，即成為了北美社會學的一個研究中心，也開創(chuàng)了世界社會學發(fā)展的新階段。甚至有人這么說：從20世紀3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社會學開始了她的“啟蒙運動”，這一啟蒙運動的發(fā)祥地就是哈佛社會學系。而這些都與當時的許多著名社會學大師的成就是分不開的。
首先就是哈佛社會學系的始創(chuàng)者俄裔社會學家皮季里姆·索羅金(P. A. Sorokin, 1889~1968)，他被視為老一輩社會學家中的最后一個拓荒者，被列為跟斯賓格勒、羅素、湯因比等大師齊名的20世紀的杰出人物。他的一生傳奇而富有開拓性，他曾是一位具有戲劇性色彩的政治活動家。1922年索羅金被前蘇聯(lián)驅(qū)逐出國后，很快就到了美國。先在伊利諾斯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講學，1924年到明尼蘇達大學任教。1930年，他加入美國國籍，并轉(zhuǎn)到哈佛大學任教，直至1959年退休。索羅金對俄國和美國社會學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都有重要貢獻。他在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社會文化的分析與批判、社會變遷及社會學理論等多個領(lǐng)域都做出了突出貢獻。尤其是他的文化學說和循環(huán)論觀點，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索羅金到哈佛之前已在教學和科研方面就取得了許多成果。1927年他的具有開拓性的著作《社會流動》出版，1928年評論性著作《當代社會學理論》問世，1929年出版了《城鄉(xiāng)社會學原理》(與C. C. 齊默爾曼合著)。他同時培養(yǎng)出了一批優(yōu)秀的學生，如C. A. 安德森、C. 托伊伯、T. L. 史密斯、C. A. 鄧肯、C. D. 盧密思、C. C. 齊默爾曼等。這些人后來都成為了美國社會學尤其是農(nóng)村社會學領(lǐng)域的棟梁之才。這些成就從此確立了索羅金在美國社會學界的地位。
但索羅金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哈佛期間做出的。在這之前，哈佛大學尚未設(shè)立社會學系。他一開始被安排在經(jīng)濟學系。1930年在他的倡議下，學校組建了社會學系，索羅金為第一任主任，任期長達12年。新創(chuàng)辦的社會學系很快吸引了大批優(yōu)秀人才，以至時間不長哈佛就成了美國社會學界的一個學術(shù)中心。曾在哈佛執(zhí)教或?qū)W習的重要人物包括帕森斯、霍曼斯、默頓、戴維斯、穆爾、威廉斯等。他們許多人后來成了功能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成為了美國社會學界的巨擘。
在哈佛，索羅金的社會學研究達到了頂峰。他發(fā)表了大批雖有爭議卻是不朽的著作。首先是四卷本的巨著《社會和文化動力學》，從1937~1941年歷時4年完成，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其他重要著作還有 《我們時代的危機》(1941)、《災難中的人和社會》(1942)、《社會文化的因果關(guān)系、空間與時間》(1943)、《社會、文化和人格》(1947)、《重建人性》(1948)、《利他主義的愛》(1950)、《現(xiàn)代社會學及相關(guān)學科中的時尚和癬好》(1956)。索羅金還有兩部傳記性著作:《一個俄國人的日記》(1924)和《漫長的旅程》(1963)。
1942年，索羅金辭去系主任的職務，后由帕森斯接任。索羅金逐漸偏離了社會學研究。40年代末，他創(chuàng)立了“哈佛創(chuàng)造性利他主義研究中心”，轉(zhuǎn)向了利他行為研究，并進一步發(fā)展了比較社會研究和對美國社會的批判。從40年代到60年代，索羅金在美國社會學界的形象有些不合時宜。他抨擊現(xiàn)代集權(quán)的軍事工業(yè)社會，認為西方社會正面臨著具大的危機。索羅金晚年與社會的疏遠感，以及轉(zhuǎn)向利他行為研究，在學術(shù)上由學者變成社會預言家，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流亡者身份，以及在民族、語言等方面的隔閡有關(guān)。他晚年發(fā)表的唯一主要的社會學著作是《今日社會學理論》(1966)。1965年，索羅金被選為美國社會學協(xié)會會長。1936年，他還曾擔任過世界社會學學會會長。1968年2月10日，索羅金與世長辭。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接任社會學系主任之后，開創(chuàng)了哈佛的社會學的輝煌時期。以他為代表所創(chuàng)立的功能主義學派的出現(xiàn)，也標志著現(xiàn)代社會學的開端。
帕森斯1920年進入阿默斯特（Amherst）學院，開始學習的是生物學，并準備將來成為一名醫(yī)生。但三年級后，他對社會科學產(chǎn)生了興趣，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兩位學者有關(guān)，他們是W. 漢密爾頓和C. 艾爾斯。當然帕森斯在生物學方面的學習對他以后的研究也有很大益處，例如他的有機體類比、系統(tǒng)概念等都是以生物學為基礎(chǔ)的。1924—1925年，帕森斯到倫敦經(jīng)濟學院學習，參加了有許多著名學者開設(shè)的講座，其中給他影響最大的是馬林諾夫斯基。之后他得到資助前往德國海德堡大學深造，這對帕森斯的學術(shù)生涯來說是一個重大轉(zhuǎn)折。到德國后，他第一次接觸到了韋伯的學說，并感受到了韋伯思想的巨大魁力。他首先閱讀的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后來把它譯成英文于1930年發(fā)表。帕森斯還翻譯了韋伯的《經(jīng)濟與社會》等著作，美國社會學界對韋伯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他。
回國后，帕森斯先在母校阿姆斯特學院教書一年。1927年轉(zhuǎn)入哈佛大學任教，先在經(jīng)濟學系，1931年到了新成立的社會學系，在索羅金的手下工作。盡管他們的合作并不成功，但帕森斯的腳跟越站越穩(wěn)。1944年他接任系主任之職，并于1946年改組為社會關(guān)系系，任職到1956年。1931~1936年他任社會學講師，1936年升助理教授，1939年晉升副教授，1944年為教授，直到1973年退休，在哈佛任教達46年。1979年5月8日，在慕尼黑去世，當時他正在那里做講演。
在哈佛，帕森斯與索羅金的關(guān)系是極微妙的。帕森斯曾抱怨說，開始時他一直未受到重視，因索羅金這位“無同情心的”系主任的壓制，他當了五年講師后才晉升為助理教授（加上他在經(jīng)濟系的四年，共做了九年講師）。他們都對社會學理論問題感興趣，但少有合作。索羅金對帕森斯的理論成果不但不予肯定，反而批評有加。索羅金還曾指責帕森斯剽竊其成果。但在理論的深度和適宜性方面，帕森斯畢竟勝索羅金一籌。因而哈佛的社會學是屬于帕森斯的。
帕森斯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他的成名作是1937年發(fā)表的《社會行動的結(jié)構(gòu)》。此書奠定了他在美國社會學界的地位，它也被看作對美國社會學理論的發(fā)展具有分水嶺意義的經(jīng)典之作。這項成果根本改變了美國社會學界理論貧乏的境況，顯示了社會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價值。由此使美國社會學步入了所謂的“黃金時期”。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是1951年出版的《社會系統(tǒng)》，以此書為基礎(chǔ)，帕森斯系統(tǒng)提出了他的功能分析的框架。其它有代表性的著作還有：《一般行動理論探討》(1951，與E. A. 席爾斯合編)、《行動理論手稿》(1953，與K. F. 貝爾斯和E. A. 席爾斯合著)、《社會學理論文集》(1954)、《經(jīng)濟與社會》(1956，與斯美爾瑟合著)、《現(xiàn)代社會的結(jié)構(gòu)與過程》(1960)、《社會：進化與比較的觀點》(1966)等。
帕森斯實際是一位少有的理論家，他的成就主要表現(xiàn)在對社會學理論的繼承和創(chuàng)新。盡管他在經(jīng)濟制度、組織理論、醫(yī)療職業(yè)、教育以及現(xiàn)代社會結(jié)構(gòu)等方面的研究也很有成就，但最突出的是他社會學理論方面的綜合和應用。在帕森斯50年的學術(shù)生涯中，他的思想學說前后有所不同。一般認為，他前期倡導一種“唯意志的行動理論”，以《社會行動的結(jié)構(gòu)》為代表作；后期則轉(zhuǎn)向了強調(diào)系統(tǒng)整體論的功能學說，發(fā)展和完善了功能主義理論。后期他還對社會進化作了考察，形成了所謂的新進化論觀點。
到20世紀40年代末，帕森斯的學術(shù)研究發(fā)展到了一個轉(zhuǎn)折的階段。以《社會系統(tǒng)》為代表，形成了他的具有系統(tǒng)論特征的功能主義觀點。重要的是，他在新改組的社會關(guān)系系，聯(lián)合了大批有才學的人物，如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 W. Allport）、人類學家克盧洪(C. Kluckhohn)、社會科學家斯托佛、席爾斯(E. A. Shils)、霍曼斯等。以此來建立了他的一個社會學帝國！
其實，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帕森斯就與社會學系的一批有才干的研究生建立了良好的互動關(guān)系。這些人包括默頓、戴維斯、約翰·賴利、維廉斯、穆爾等。這就是所謂的“哈佛圈”（Harvard circle）。他們以帕森斯和默頓為核心，共同討論功能主義理論問題。經(jīng)過他們的努力，功能主義作為現(xiàn)代社會學的第一個最具影響的理論流派出現(xiàn)了。而且影響迅速擴大，以至在50~60年代，功能分析方法被視為社會學的惟一方法，功能觀點成為美國社會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范式。
提到功能主義學派，我們不能不說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他雖然于1939年離開了哈佛，但他與哈佛有不解之緣。
默頓于1927年進入費城的坦普爾（Tample）大學，先學習哲學，后受其年輕老師辛普森(G. E. Simpson)的影響而轉(zhuǎn)向了社會學。1931年以優(yōu)異的成績畢業(yè)并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后，爭取到了哈佛大學的獎學金，成為了新成立的社會學系的首批研究生，受教于索羅金等名師。1932年取得碩士學位，1933~1935年撰寫博士論文 (論文修改后于1938年發(fā)表，題為《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shù)與社會》)。1936年獲得博士學位。默頓畢業(yè)后，先在哈佛大學作了兩年多的講師和導師（tutor），隨后到新奧爾良的土蘭(Tulane)大學社會學系任教（1939~1941）。1941年起轉(zhuǎn)到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直至1979年退休。故他的大部分學術(shù)生涯是在哥大渡過的。
但對默頓的學術(shù)生涯影響最大的學者，首先就是索羅金。默頓后來回憶說，他之所以看似狂妄地選擇哈佛大學，就是因為索羅金在那里。他說索羅金就是自己尋求的導師，正是索羅金吸引著他到了哈佛并接觸到了廣泛的歐洲思想。默頓一進校就做了索羅金的研究助理和教學助理，他說自己甚至成了索羅金的替身，每天都到他的辦公室去，替他做許多事情。所以默頓較早地就參與研究，成果不斷問世。如他1934年發(fā)表的第一篇關(guān)于法國社會學的學術(shù)論文，就是替索羅金作的。他還較早地參與了對涂爾干社會學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他參與了索羅金的宏偉的《社會和文化動力學》的研究項目。這些方面的研究為默頓后來自己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礎(chǔ)，甚至起了一種定型的作用。如他的功能分析思想和科學社會學研究。
在分析索羅金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從而形成了良好的學術(shù)氛圍時，默頓是這樣說的：
在美國的學術(shù)環(huán)境中，且尤其是在像哈佛這樣的大學里，社會結(jié)構(gòu)及由文化所限定的期望方式顯然是極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忌鐣䦟W〗系的權(quán)威結(jié)構(gòu)是多元的，而不是非常集權(quán)化的。不但是有主任之稱的人；而且系里面的其他成員也都有同等的機會帶學生。也不存在著必須服從于主要教授意見這樣的規(guī)定。這種結(jié)構(gòu)情形意味著，在哈佛，許多社會學的研究生通常并不僅僅是做弟子。而且，索羅金本人的人格和角色行為也在學生中強化了具有獨立思想的傾向。他們傾向于對索羅金的某些研究成果采取同樣批判的態(tài)度，就像他本人以角色榜樣的力量，對其他人，既包括當代人也包括前代人的成果采取的批評態(tài)度。所有這一切意味著，此結(jié)構(gòu)所限定的索羅金的角色，主要是提醒其學生選擇不同的學術(shù)觀點，而不是把自己的理論觀點強加給他們。而所有這一切，我們猜想都有助于解釋為何正是索羅金的學生，當他們發(fā)現(xiàn)索羅金所做的與他們想到的不符時，無論正確與否，他們都毫不猶豫地與之區(qū)別開。在采取這種有時是畏怯的但社會支持的批判立場時，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受助于索羅金本人的行為典范的鼓勵，他認為其他學者都會犯錯誤。
對默頓的學術(shù)成長有很大影響的第二位人物就是當時年輕的教師帕森斯。默頓說真正開啟他的社會學思維的人，不是索羅金，而是帕森斯。在哈佛期間，帕森斯既是他的老師，又是他的對手；他們共同提出了功能主義觀點。默頓等當時經(jīng)常去聽帕森斯所開設(shè)的理論課，課后又在一起討論。帕森斯當時正在撰寫《社會行動的結(jié)構(gòu)》，默頓曾仔細讀過其手稿，并提出了批評意見。帕森斯后來在書的序言中特別予以致謝。
盡管帕森斯的理論觀點引起了默頓很大的興趣，但從一開始，默頓的理論取向和風格就與帕森斯有極大的不同，甚至其理論分歧比我們想象得還大。默頓與帕森斯并稱為功能論的“巨子”，但其理論取向相去甚遠。帕森斯追求理論的高度抽象性和一元性，追求的是“宏大理論”（grand theory）；而默頓則強調(diào)理論的經(jīng)驗性和多元性，倡導建立“中層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前者屬“刺猬”，而后者屬“狐貍”。因此，從一開始默頓就與帕森斯走的是不同的理論道路。他們雖然同屬一派，但各辟一家。從導致倆人差異的更深層的原因說，哈佛大學受外部因素的影響較小，其教授可在象牙塔里專注于純理論性的研究。但默頓后來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則不同，它身處紐約大鬧市，其教授和學生不能不關(guān)心更現(xiàn)實性的問題。
當然，對默頓的學術(shù)觀點有重要影響的還有哈佛大學的其他著名學者。如科學史家薩頓 (G. Sarton)。默頓曾跟隨薩頓做過研究，其博士論文的選題即與薩頓有很大關(guān)系。默頓研究科學的興趣還受到了經(jīng)濟史家蓋伊（E. F. Gay）的影響。
喬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 1910~1989）也是哈佛社會學的大師之一。他于20世紀30年代初進入哈佛大學學習，開始學的是英國文學。后來由于受到了生物化學家L.Henderson和心理學家、“霍桑實驗”主要組織者梅奧（Mayo）的很大影響而轉(zhuǎn)向了社會學。他成了當時哈佛大學帕累托研究會的主要成員，早期開展了對帕累托的研究。
1939年霍曼斯到社會學系任教，但1941年他被征兵入伍。直到1946年，帕森斯組建社會關(guān)系系時，他才又回到社會學系任職。1970~1975年間他任社會學系主任。他還曾任美國社會學協(xié)會會長（1963~1964），美國科學院及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其主要著作有《人類群體》（1950）、《社會行為及其基本形式》(1961)、《社會交換的性質(zhì)》(1967)等。他的《人類群體》一書反映了他受功能分析方法的影響，而《社會行為及其基本形式》則成了社會交換理論的代表作。他后期受B. F. Skinner的影響，主要倡導一種行為主義的研究取向，強調(diào)對社會現(xiàn)象的心理學解釋，從而與流行的功能主義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抗。
在帕森斯組建社會關(guān)系系時，與霍曼斯一同任職的還有著名的社會學家薩繆爾·斯托佛（Samuel Stouffer，1900~1960）。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學、芝加哥大學任教，專長于定量分析方法。他在哈佛大學組建了“社會關(guān)系研究室”，開展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其主要著作《美國士兵》（1949）對群體動力學和社會研究方法都有突出貢獻。他曾任美國社會學協(xié)會會長（1952~1953）。
斯托佛在哈佛大學更重要的影響是在于跟帕森斯聯(lián)手為研究生所開設(shè)的課程。他與帕森斯在學術(shù)研究風格上雖然不同，一位專長于實證研究，一位專長于理論思辯，但在他們一同主持的研究生課上，各有所長，相互補充，從而使學生受益匪淺。
俱往矣！隨著這些社會學大師的相繼謝世，哈佛社會學似乎失去了其昔日的輝煌。然而，這些大師的遺風尚存，其余威尚在。故在哈佛社會學系的小會議室墻上，赫然寫著：
You can go anywhere with a degree in sociology（你擁有了社會學學位，天南海北任你飛）！
本文原載于《社會學家茶座》第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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