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文革的政治風云變化莫測，正當他紅得發(fā)紫的時候，突然在1968年初以“美國間諜”的罪名入獄。他的大起大落引起人們短短一陣驚愕，隨即被人忘卻。文革中，這種一夜之間從頂峰突墜谷底的政治人物委實屢見不鮮。沒想到，幾十年后他像“滿血復活”一般，以自己的口述回憶，突然又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由于他的特殊地位、經(jīng)歷，這本《我是一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透露出許多重要信息。
一
1921年，李敦白出生在美國南部一個小城的中產(chǎn)階級家庭，其父曾長時間擔任過市參議會議長，一度代理過市長。上世紀30年代羅斯福當選總統(tǒng)后曾到李敦白家鄉(xiāng)，李敦白的父親專門把時年12的他從學校接出，去見羅斯�？偨y(tǒng)。羅斯�？偨y(tǒng)還真與他談了幾句話，使他印象深刻。從此，他開始宣傳羅斯福新政，挨家挨戶發(fā)宣傳品，這也使他開始關(guān)心政治起來。
當時的美國，種族歧視非常嚴重，尤其在他生活的南部，更加惡劣。目睹黑人種種悲慘遭遇，李敦白由同情而深入到對社會制度的懷疑、探討，思想漸漸左傾。他發(fā)現(xiàn)，在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中，美國共產(chǎn)黨最為徹底、堅決，因此，1940年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加入了美國共產(chǎn)黨。當時，無論美共還是中共，都由“第三國際”領(lǐng)導，后來他參加中國革命、參加中共，就順理成章了。
他父親是“中產(chǎn)階級”，對他加入共產(chǎn)黨不表贊同：一，雖然資本主義太壞，但自己家的利益已與資本主義緊扣一起；二，雖然資本主義太壞，但現(xiàn)在沒有比它更好的制度。然而，他雖然不贊同自己兒子的政治信仰、人生道路的選擇，也只是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并不干預，反而時不時接濟兒子。
珍珠港事件后，李敦白報名參軍，學習中文，準備到亞洲戰(zhàn)區(qū)。雖然在軍隊中停止作為美共黨員的活動，但他仍以黨員標準要求自己，關(guān)心時局，尤其關(guān)心中國抗戰(zhàn)，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根據(jù)地，抨擊國民黨的專制、腐敗。在學習中文期間，著名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曾來講課，介紹中國情況。他此時沒有想到，斯特朗將對他的命運發(fā)生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
1945年8月李敦白來到中國，正好日本投降，二戰(zhàn)結(jié)束。不久他就復員，但他在昆明已與中共地下黨有密切來往，從他們那里，他了解到延安的情況，如男女平等、幼兒園、周末舞會等等，更加向往這片新天地。經(jīng)宋慶齡介紹，他來到聯(lián)合國戰(zhàn)后救濟總署工作，擔任視察員，監(jiān)督聯(lián)合國提供的救濟物質(zhì)，主要是糧食的發(fā)放工作，防止貪污腐敗。
1946年4月，他來到共產(chǎn)黨李先念部駐扎、控制的湖北宣化店，擔任救濟總署的駐地代表，開始與中共建立密切關(guān)系。他經(jīng)常出入李先念的司令部，與李先念、王震、李先念的下屬張體學關(guān)系親密。李先念此時是中原軍區(qū)司令，此前是新四軍五師師長，大家一直叫他李師長，此后幾十年，李敦白一直叫他李師長。王震的直率威猛、真誠熱情使他尤感性情相投，二人由此建立了終生友誼。在此期間，恰恰周恩來與北平軍調(diào)處執(zhí)行處長美國將軍白魯?shù)拢℅eneralHenryByroade）、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參謀長王天鳴一同前來視察。因此，李敦白也認識了周恩來。
美國將軍白魯?shù)赂静恢览疃匕椎恼螒B(tài)度，非常隨意地告訴他，國民黨在東北軍隊不占優(yōu)勢，不敢輕易開仗，但在中原地區(qū)占絕對優(yōu)勢，準備消滅此地共軍，言談中明顯傾向國民黨。聽此言后，李敦白大吃一驚，因為當時正是國共和談時期，美國居間“軍調(diào)”，包括共產(chǎn)黨內(nèi)一些人也對美國“調(diào)處”抱有希望。他立即悄悄把這個重大消息告訴李先念，希望共產(chǎn)黨早有準備，打消對美國調(diào)處的希望（同上，第53頁）。幾十年后的《李先念傳〈1909－1949〉》也提到此事：李先念在一次大會上猛烈抨擊國民黨準備發(fā)動內(nèi)戰(zhàn)，擊中要害。因為“有一位叫李敦白的美國記者利用其特殊身份，從美方代表團白魯?shù)履抢锱搅藝顸h方面的準確情報。會前，李敦白將國民黨決意殲滅中原部隊的機密告訴了李先念。”直到晚年，李先念對此事一直念念不忘：“李敦白把這個消息和陰謀告訴我，我當時就更加清醒了。”（《李先念傳〈1909－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569－582頁）
在他的印象中，李先念話不多且慢慢吞吞，乍一下給人有些反應慢的感覺。其實，李先念反應迅速，靈活機智，這使他大為佩服。抗戰(zhàn)期間，李先念部控制漢水一小港口向日本人收稅。“日本人來往武漢運送軍火、糧食、物質(zhì)得經(jīng)過這個港口，雙方有一個默契，你交稅，我就讓你通過，你不交稅，我的游擊隊就打你。非常巧妙，也很實事求是，因為新四軍要生存，也不可能一下子打下武漢，那就先讓日本人交稅吧。”中原突圍時，部隊要輕裝，一些從城市來的學生不舍得扔書，說書就是我們的“馬列”。李先念動員說：“突圍的時候，跑路跑得快就是馬列。”此話給李敦白留下極為深刻印象：“后來我常回想起這句話，當年的共產(chǎn)黨領(lǐng)袖，思想多么靈活。”
�。ā段沂且粋�中國的美國人：李敦白口述歷史》，第193、194頁）
由于美國政府袒護、支持國民黨，所以后來有美國人知道李敦白曾把如此機密的情報告訴共產(chǎn)黨，指責他背叛了國家。對此責難，他嚴正反駁說：“對于這件事，我想特別聲明我的觀點。有些自以為愛國的美國人，認為我這樣做是對美國的‘背叛’。這完全是不了解美國人民真正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按照這種傳統(tǒng)，不是簡單地說：‘不管國家做得對不對，我都得跟著擁護’；而是說，‘我應該盡力使我的國家做得對’。我認為，我當時竭力支持中國人民來推翻最腐敗反動的制度，正是美國人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所要求的，而背叛這種傳統(tǒng)的，正是企圖支撐中國黑暗統(tǒng)治的少數(shù)美國人。”（同上，第54頁）
他的政治態(tài)度與觀點，顯然使周恩來印象深刻，大有好感。正是在周恩來的主動幫助下，李敦白于1946年10月中旬來到夢寐以求的延安，在新華社工作。由于他對自己要求嚴格，從不以外國專家自居，積極申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不久，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親自找他談話，通知他入黨申請已被批準，并告訴他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非常不容易，要經(jīng)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五大書記”批準。
有一次斯特朗采訪周恩來時，周點名要李敦白擔任翻譯。使李印象深刻的是，在接受斯特朗采訪的同時，周恩來還在處理另外兩件事：“他的窯洞是一個大房間，左邊是小超大姐坐著給國際婦聯(lián)寫信，他們的養(yǎng)女孫維世則走來走去思考著一個什么演出，一會兒鄧問他寫信的措辭，一會兒孫走來問他某個場景如何處理，周有條不紊，一絲不亂，好像他的腦子可以同時處理許多件事情。我很感慨，這真是一個組織天才。”（同上，第171頁）
當時他是單身，自然有朋友介紹對象。有一次，介紹的是也到延安不久的王光美。其實，在北平軍調(diào)處的時候，他就見過擔任葉劍英秘書的王光美。這次兩人第一次“正式見面”是在朋友家一起吃飯，算是認識了；第二次是他在一個小飯館請王光美吃回鍋肉；第三次是王光美回請他，還是吃回鍋肉。當時的延安，也沒有多少選擇，只能是回鍋肉。無奈，兩人緣分不夠：“我們倆都是單身，但好像都沒有那個意思，我們就說開了，覺得還是做朋友。我那時候在翻譯《小二黑結(jié)婚》等小說，好像請她看過，請她提意見。舞會上也碰到過。但沒有詳談過，交往很有限。她是一個很好的人，很正直，我對她印象很好。”（同上，第199頁）
1948年，他隨新華社跟中央機關(guān)一同來到西柏坡，準備進城，建立新中國。這時王光美剛與劉少奇結(jié)婚。“一天清晨，我到外面散步，看到他們夫婦兩人也在散步，劉少奇走在前面，踱著方步，王光美在他靠后兩步、靠左一步的地方乖乖跟著。這個畫面在我腦海中烙印很深，我不由得想，這些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政治上、理論上無疑是平等主義者，但在實際生活中，恐怕誰都難以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他們是共產(chǎn)黨人，他們也是孔孟之徒。”（同上，第200頁）
當然，他萬萬想不到，20年后，與王光美的這兩頓回鍋肉，使他“大禍從天降”。
二
李敦白到延安不久，斯特朗第二次來到延安，采訪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高級領(lǐng)導，新華社委派李敦白擔任翻譯。
李敦白的另一項工作是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資料譯成英文。有一項特別重要的工作，是1947年斯特朗離開中國去蘇聯(lián)前，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拜托她將1945年4月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guān)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譯成英文，帶給歐洲、尤其是東歐各國共產(chǎn)黨，李敦白天天協(xié)助她翻譯。由于是周恩來交待他協(xié)助斯特朗翻譯，而文件中卻有對周的嚴厲批評，使他印象深刻：“這個文件不同于后來《毛選》附錄的文本，對許多人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評，包括周恩來，批評得很嚴厲，只有對毛主席和劉少奇是完全肯定贊揚的，說一個代表紅區(qū)的模范路線，一個代表白區(qū)的模范路線。除此之外，沒有完全肯定的。”（同上，第173頁）
1949年2月下旬某天，平津戰(zhàn)役已經(jīng)結(jié)束，李敦白正與所有人一樣，興奮地等待著進入北平、迎接即將到來的新中國。突然，他得到通知，要他與一位中央領(lǐng)導同志到北平執(zhí)行特殊任務。接受“特殊任務”后，他猜測可能是與處理中美關(guān)系有關(guān)，為即將建立的新政權(quán)溝通與美國的關(guān)系，非常激動。沒想到驅(qū)車幾十里，來到一個陌生的村莊，中央社會部一位副部長嚴厲地對他宣布：“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名義逮捕你，你受美帝國主義的指派前來破壞中國革命！”（同上，第67頁）原來幾天前，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且被驅(qū)逐出境。蘇聯(lián)方面認為她涉嫌“間諜和損害了蘇聯(lián)利益”，認定了她布置了一個遍布世界的“情報網(wǎng)”，李敦白是受她的領(lǐng)導間諜之一，負責收集中國的情報。蘇方將此情況通知中共，因此李敦白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鋃鐺入獄。
他一個人被關(guān)押在一個前后只能走四步、窗戶被木條釘死的小屋里，不能讀書，不能看報。但木條并不嚴實，看守用報紙糊上。有一天，他突然從糊窗的報紙上看到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興奮異常。雖然他身陷囹圄，曾被命令長時間盯著太陽，使視力大大受損，但：“看到這個消息，我很激動，高興。我沒有覺得委屈，沒有怨自己為這個事業(y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貢獻，現(xiàn)在卻被關(guān)在牢里。即使有這種情緒的話，也不明顯。我努力地與各種負面情緒作戰(zhàn)，一出現(xiàn)苗頭，就給自己做工作，把它化解，不讓它泛濫。更重要的是，整個事業(yè)成功了，個人受冤枉算得了什么呢？”不久，情況略有改善，允許他讀書看報。1953年看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他悲傷地哭了，覺得這是世界革命的重大損失。（同上，第74、76頁）
1955年4月初，他突然被釋放。原來斯大林去世后，蘇聯(lián)開始清理、平反斯大林時代許許多多的冤假錯案，查明所謂“斯特朗國際間諜案”完全子虛烏有，予以徹底平反，作為其重要成員的李敦白自然平反出獄。出獄后，他在新成立的廣播事業(yè)局工作。白白坐了6年監(jiān)獄，他反而更加熱愛、信仰中國共產(chǎn)黨，并且堅決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周恩來勸他，保留美國國籍對中國更有利。他知道中共黨史上有一些人“留在黨外比在黨內(nèi)對黨更有利”的歷史經(jīng)驗，也不強求，就以美國專家身分在中國工作。不久，他與一位善良的中國女同事相戀結(jié)婚。
“外國專家”人數(shù)很少，主要集中在北京，有種種特別規(guī)定，享受種種特殊照顧，或者說，享有種種特權(quán)。“外國專家享受極高的生活待遇，超過本單位的領(lǐng)導，生活上無憂無慮，他們的苦悶是與中國社會相對隔絕。中國同事如果要在辦公室之外的地方因私人原因見外國專家，必須向單位黨組織請示后報告，我是黨員，跟我見面不必報告，但這只能算是例外，一般外國專家顯然不能隨意接觸中國同事。”他承認，“隔離與特權(quán)，是一體兩面，如果把兩者都取消，也將產(chǎn)生新的問題。”文革中有少數(shù)外國專家受到?jīng)_擊，甚至被捕入獄，但是，“與中國人民比較，外國專家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難要輕得多，如果沒有特殊化政策的保護，后果肯定更加嚴重。”例如，李敦白已經(jīng)夠“左”了，但他都認為陽早(ErwinEngst)、寒春（JoanHinton）夫婦更“左”：“兩個人都左得要命，腦子很閉塞。”“美國有種人，很聰明，人也很好，他們參加了共產(chǎn)黨，但見識不廣，很容易陷入自己設置的框框，我們把這種人叫做‘鄉(xiāng)村知識分子’。”（同上，第85、87、247頁）難怪，“文革”后，這些專家尤其是他們的子女陸續(xù)離開中國，近年來頗有一些他們回憶當年中國的書，雖然不失一個獨特的視角，但多數(shù)都使人有“隔”的感覺。生活在“隔離與特權(quán)”中，要突破“隔”確實不易。
在外國專家中，李敦白的政治表現(xiàn)最為積極，甚至對中國政治有高度的敏感。1956年“鳴放”期間，一位英國共產(chǎn)黨駐北京記者經(jīng)常邀請一些喜歡西方生活方式、西式民主的中國機關(guān)工作人員到他的住所，喝酒、跳舞，談論政治，罵共產(chǎn)黨。他的房間里還掛著一條寫著“第一百零一花”的橫幅。李敦白也被邀請過，他擔心那些本來不錯的客人會“糊里糊涂出事”，于是向有關(guān)部門寫了一個報告，“說這個記者會把機關(guān)里一些不謹慎的人套上，做一些以后讓自己后悔的事，這件事值得注意。”因此，鄧小平在一個中央文件中還專門表揚了他。李敦白甚至認為“后來‘反右’就提出百花齊放是指鮮花，不包括毒草”“這話是有針對性的”。言辭中頗有“鮮花”、“毒草”這個重要政治標準的提出與他這個報告大有關(guān)系之意。（同上，第202頁）無論“鮮花”、“毒草”這么重要的政治標準、概念的提出是否受他的報告啟發(fā)，他的這種政治敏感，確實超過了絕大多數(shù)中國知識分子和許多中共黨員。
因此，在外國專家中他最受“組織”信任，就不足為奇了。他參加了中共許多重要文獻的英譯工作，尤其是與蘇共論戰(zhàn)的“九評”，通常都由他擔任英譯的最后定稿者。他還親自進行國際臺的英語錄音口播，有一次由于情況緊急，竟然由他直接手拿中文稿直播英文，“現(xiàn)在回想起來還覺得后怕，這是多么危險的舉動！中國高層如果對我沒有完全的信任，也不可能讓我做這種事，要知道，要是我喊出一句什么反動口號，全世界立即就知道了。”更重要的是，他是《毛澤東選集》英譯組重要成員。毛澤東幾次接見他們，或在請外國友人吃飯時邀請他陪同。毛澤東在北京宴請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在內(nèi)的外國朋友時，承認當年錯關(guān)李敦白，并當面道歉，說他是一個好同志。“國際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這個稱號，就是毛澤東親自封給他的。（同上，第9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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