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德國社會學家，目前擔任慕尼黑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長期從事社會發(fā)展和全球化問題研究，“風險社會”理論的創(chuàng)立者。
貝克出生于二戰(zhàn)時德國的斯武普斯克（現(xiàn)屬于波蘭），1966年起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社會學、哲學、心理學和政治學；1979年獲得大學講師職位，先后在明斯特與巴姆貝格任教；1992年回到慕尼黑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他與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第二現(xiàn)代”的觀念，力圖在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之間開辟出“第三條道路”。主要著作有《風險社會》（1986）、《反毒物》（1991）、《生態(tài)啟蒙》（1992）和《風險時代的生態(tài)政治》（1994）等。貝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tài)問題、風險社會、自反性現(xiàn)代化、個體化和全球化等領域。他最近的研究活動包括一項關于“自反現(xiàn)代化”的社會影響和政治影響的長期的實證研究，探討了從第一次現(xiàn)代性到第二次現(xiàn)代性轉變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他努力在社會學的框架內分析“世界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動力。貝克也為德語社會學貢獻了一些新穎的詞匯，其中包括“風險社會”和“第二次現(xiàn)代性”。
“資本力量的增加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迅速轉變。全球勞動力市場正被來回震動，這威脅到了數百萬工人和他們家庭的生存”，世界各地的人們“生活在一個彼此互相糾葛、矛盾復雜的‘風險社會’中”，在談及全球化帶來的重要影響時，貝克教授不無感慨地說。日前，貝克教授出席了英國社會學學會60周年大會，并發(fā)表了主題演講。其間，本報記者結合近幾十年來的熱點事件，就重新定義社會學的課題、“世界主義”的概念、全球化進程中新的挑戰(zhàn)等問題采訪了貝克教授。
重新定義社會學課題：世界主義的挑戰(zhàn)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幾十年來，面對恐怖主義襲擊、經濟衰退、全球變暖等一系列風云變幻，傳統(tǒng)社會學的理論是否還能夠作出合理解釋？
烏爾里希·貝克（以下簡稱“貝克”）：很久以前，“階級”和“階級沖突”是理解現(xiàn)代政治局勢的概念工具，但現(xiàn)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只要想想過去25年里改變世界的“全球性政治事件”，如柏林墻倒塌、“9·11”事件、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或者仍在發(fā)展中的日本核危機等，人們會發(fā)現(xiàn)所有這些事件有兩個共同之處：一是它們的發(fā)生完全出人意料，也就是意味著它們超出了社會學研究的范疇和人們的想象力；二是它們的范圍和影響涉及好幾個國家甚至全世界。
然而，社會學的主流仍然因為普世說的優(yōu)越感和思維的定式對這些劃時代的變化視而不見。當前的社會理論，無論是結構主義者、互動論者、系統(tǒng)論者或是批判學派，都不足以解釋現(xiàn)在的世界局勢。它們排斥先驗論，但其實是可以在現(xiàn)代性范疇里、用先前經驗觀察社會和政治基本變化的；它們錯誤地將西方世界的（即占據優(yōu)勢的歐洲人和北美人）和現(xiàn)代化的歷史經驗和未來預期的運行軌跡絕對化，因此忽視了它們自身的特性。
我的觀點是，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在研究和理論中需要由“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向“方法論的世界主義”的模式轉變。如今，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一個正在世界主義化（cosmopolitization）的時代。對于這一論點，學術界一直在進行著強烈的批判性辯論。比如說Craig Calhoun和Paul Gilroy在《英國社會學雜志》（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特刊（2010年第3期）上的文章《論第二次現(xiàn)代化的多樣性》（On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ies: Extra-European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所論，還有以“南半球社會學家”自稱的Raewyn Connell用修辭手法質疑：“……我們能不能不要再聽這些北半球的敘事體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所提到的“世界主義化”，很多學者也曾從不同學科和角度提過。什么是世界主義化的學說？
貝克：我可以先列舉些不屬于“世界主義化”的學說，比如，“世界主義化”不是像Raewyn Connell教授所說的那樣——反映“少數特權階級的經驗，并把自己所看到的當做是這個世界新的現(xiàn)實”；它也不是一個像歐洲啟蒙運動一樣有著明確發(fā)源地的觀念學說；它不是試圖傳遞“我們每個人都是互相聯(lián)系的”這樣膚淺的政治信息；也并非試圖將帝國主義或當今的世界大國之間的關系變得正�；�。
那么，“世界主義化”的概念到底應該是什么？為什么要將它和歐洲哲學及非歐洲歷史思潮（康德、黑格爾、哈貝馬斯、努斯鮑姆、阿皮亞、本哈畢、赫爾德等）中的許多“世界主義”嚴格區(qū)分開來？在我看來，“世界主義化”和倫理學無關，而和事實有關。它和哲學無關，而和社會學有關。
器官交易：生物意義和政治意義的“世界公民”
《中國社會科學報》：可否舉些例子，以便讀者更好地理解您所定義的和事實有關的、和社會學有關的“世界主義化”？
貝克：可以先以器官移植為例，這個最貼切不過了。醫(yī)學移植技術的成功（而非其潛在危機）已經讓相關的倫理議題退位，并且為影子經濟打開了一扇大門，“新鮮的”人體器官在全球市場進行交易。在這個極度不平等的世界，我們從不用擔心這些人體器官的短缺，因為總是有絕望的人愿意賣腎、肝、肺、眼球等器官。不論是絕望的窮人還是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富人，都為了自己的生存問題而苦苦掙扎，他們的命運因此糾纏在一起。而這正是現(xiàn)實中的“剝削”的世界主義化定義：那些被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排除在外的人，例如難民、無家可歸的人、在街頭流浪的孩子、非法工人、囚犯、走私香煙的人、小偷，被引誘著出賣他們的器官。而他們的器官，已經被“整合”進了富人的身體里。
在這樣一個世界主義化的身體里，各大洲、各個種族、各個階級、各個國家和宗教都變得無關緊要。穆斯林教徒的腎臟在凈化著基督教徒的血液，白種人的呼吸是依靠著黑種人的肺，金發(fā)碧眼的經理用某個非洲街頭頑童的眼睛凝望著世界，新教徒的主教能活下來得感謝巴西貧民窟里某個妓女身體里切下的肝臟。這些被排斥在外的人們，他們的器官卻被西方世界富有的人們所接受。
《中國社會科學報》：根據器官移植的全球交易，您是否可以給“世界主義化”一個定義？
貝克：正如這些例子所示，我們得出結論，世界主義化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副產品。它包含了世界大國的關系，更實現(xiàn)了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這是一個結構性的現(xiàn)象。這種“世界主義化”的概念是指“遭遇”被排斥在外的團體或與之“糾纏”，而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依賴于外界的某物。在這個例子里，我們談論的世界主義化無須對話和互動，可能也無須涉及人們的反應。
在這個過程的結尾，具有生物和政治雙重意義的“世界公民”（bio-political citizen of the world）誕生了，腎臟遵循著資本的流動路徑在全世界流通，從南半球到北半球，從窮人到富人，從黑色人種和棕色人種到白色人種，從女人到男人，或是從窮困的男人到富有的男人。由此，世界被分成兩個部分：賣器官的國度和買器官的國度。
這個世界主義化的年代意味著一個無論好壞、人人共享的世界，一個“不再有外面”、“不再有出口”，“也不再有其他人”的世界。我們生活在一個彼此互相糾葛、矛盾復雜的“風險社會”中。放棄那個人人自主且能置身事外的理想國度吧，也放棄那個把社會科學劃分成“南半球話語”和“北半球話語”的“地理學種族主義”吧。
全球家庭：成員內部矛盾反映全球不平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 除了階級，您還曾提到過現(xiàn)代化也帶來了家庭模式的解傳統(tǒng)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家庭模式是否又有了新的定義？
貝克：被世界主義化了的“全球家庭”體現(xiàn)了似乎合理的悖論：遠距離的親密和全球性的矛盾；這些矛盾在這些家庭中產生發(fā)展。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出現(xiàn)了所有的矛盾，但某些家庭會出現(xiàn)其中的一部分。就像移民家庭里常會出現(xiàn)的中心和外緣的緊張矛盾一樣，那些橫跨兩個國家的婚姻、父母、情侶可能會體現(xiàn)出兩個國家，或是主流群體和少數民族之間的緊張。全球家庭和遠距離親密可以被用來重新思考傳統(tǒng)智慧，以及發(fā)展一個新的強有力的論點：“遠距離的愛”和它的矛盾。遠距離的愛和全球家庭變成這樣一種情況：文化創(chuàng)傷——對于歷史上帝國主義所造成的全球性的不平等產生的憤憤不平——仍然存在并且會一直持續(xù)下去。
當我們從國家的角度審視家庭時，比如說考察西方國家家庭法的變遷，我們會發(fā)現(xiàn)修改的法律條文越來越倡導平等。但是，一旦考慮到世界主義化，情況就變得不同了：在看起來是單一文化的某國家庭里，這實際上會發(fā)展成自身、他人、世界三者之間相互作用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之間的敵對情緒會變成家庭成員內部矛盾，同時也會超越某一國的家庭范疇。在發(fā)達國家和貧困國家一分為二的這個世界里，家庭正在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它們通過一些形式被拉到了一起，變得相互依賴，同時它們也變得越來越疏遠，向著相反的方向發(fā)展。前者得到了極重要的資源，而后者卻在失去資源。
勞動力市場：工人的全球性競爭
《中國社會科學報》：全球化帶來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全球勞動力市場的轉變。
貝克：是的。資本力量的增加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迅速轉變。全球勞動力市場正被來回震動，這威脅到了數百萬工人和他們家庭的生存。富裕國家的工人們變得可代替了，他們可能會被炒魷魚，崗位被來自低收入貧窮國家的工人們所頂替。
在第一次現(xiàn)代化時期，單一民族國家仍然強大并且獨立，當時國家的分界線阻止了勞動大軍的國際競爭。相比之下，在第二次現(xiàn)代化的今天，以外部采購為特色的資本主義導致了本國和外國勞動力之間日益增長的致命競爭，比如韓國工人對日本工人的競爭、波蘭商人和英國商人的競爭等。這其中的關系意味著，另一個國家里的陌生人成為了富裕國家的本國居民經濟上的敵人，因為這個陌生人正在威脅著他們的工作和薪水。結果，這種針對外國人的敵意像傳染病一樣傳播開來。
世界主義化的進程是強制性的，也是結構性的，很多人深受影響但無能為力。他們沒有發(fā)言權、沒有對話權、沒有溝通權。國家之間的分界線對于這種強制性的世界主義化也完全不是障礙，世界主義化繞過了所謂國家的權力和主權。它的政治影響是深遠的。當工人們的全球性競爭成為現(xiàn)實，富裕地區(qū)對外來人口的憤恨日益增加，針對外國人的敵意正在蔓延。
實際上，生命世界已經不再是小規(guī)模的、孤立守舊的，而是被日益拉進混亂的全球性事件中，卻并不需要人們的眼界變得越來越開闊，或是他們變得越來越彬彬有禮。這種生存環(huán)境和生命世界的世界主義化不一定會導致意識和心態(tài)方面的世界主義。
自下而上的“世界建構”
《中國社會科學報》：總結您談的，應該是指全球化時代，人們身體里、家庭里和工作環(huán)境里的不平等現(xiàn)象。
貝克：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無論社會學經典著作中有沒有提及“方法論的世界主義”，如今，“方法論的民族主義”使得“北半球”和“南半球”社會學都對世界主義化的真相視而不見。“階級”的類別被民族國家這一理論前提俘虜，使得它太狹隘而不足以揭示并理解21世紀初影響數國的、在人們身體里、家庭里和工作環(huán)境里的不平等現(xiàn)象。
為何？國家的領土、護照和身份認同是一種世俗版本的三位一體。所以，民族主義觀點下的社會不平等是顛倒過來的，并且止于國家邊界。社會不平等可能很嚴重，但那都是其他國家的事情；它最多會激起我們內心的憤怒，但在政治上卻和我們毫不相關。
國家邊界在“我們”和“他們”之間畫出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政治上彼此不相關，在不平等上就彼此不相干。例如，生活在歐洲，國家的界線讓那里的人可以完全無視世界上其他人的苦難。這樣的運作是一種雙重的排除過程：排除那些已經被排除了的。關于不平等的社會學把不平等和民族國家內的不平等混為一談，沒有正確地反映出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全球不平等被如此牢固地“合法化”了，這確實讓人驚訝！這種合法性建立在民族國家政府的默認之上，也建立在民族國家的社會學——一種聲稱與價值無關的社會學之上。
《中國社會科學報》：最后，您能從宏觀上總結一下世界主義的社會學嗎？
貝克：Raewyn Connell說：“想要打破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的辦法，肯定是去研究其他非歐洲的思想。”我不同意這種說法。為了掌握構成當今世界的現(xiàn)代性拼圖，我們需要發(fā)現(xiàn)、確定并整合“后南半球”和“后北半球”的理論框架。這一目標并不是說要去重新尋找一個不知道從哪里來的“上帝之眼”，不論它是在法國、澳大利亞、日本、墨西哥、印度、南非或其他任何地方，而是要去為日常生活中的社會學問題找出實質性的答案，即如何去研究這個已經被世界主義化的世界。
這就是世界主義社會學的全貌了？它關鍵性的說服力和目標在哪？不完全的世界主義化是否會導致維持現(xiàn)狀以支持全球政府管理？或是世界主義理論可以激發(fā)出更強的批判力？它能不能演變成多種批判、自我反思性的世界主義？
毫無疑問，“反思性的世界主義”中，我們有一個標準的界限和批判的社會理論。這不是自上而下（好比康德和哈貝馬斯），而是自下而上；不是西方的，而是后西方的；不是精英的、“純粹的”，而是日常的、強制的、“不純潔的”。我贊同Gerard Delanty的觀點：世界主義化意味著個人或者說是“我們”，它的定義不僅涉及“他人”或是“他們”，而是由世界作為第三種文化的形式，抽象提取出來的類別所確定的。世界主義化的世界，它的構造不能用“個人”和“他人”進行簡單的劃分。因此，它可能會用世界主義的詞匯談論世界開放，也會談論全球公眾借公開話語（這是“個人”和“他人”被編進法律后，社會秩序會出現(xiàn)的新情況）沖擊政治交往的形勢。
總而言之，在世界主義化的時代，標準的界限不再是“國家建構”，而是“世界建構”。
（王安麗、李國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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