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文章首頁 >> 調(diào)查研究 >> 調(diào)查筆記 >> 我伯父是如何當支部書記的
夏柱智
大伯父在1975年-1985年任大隊支部書記，這是一個中國政治、社會發(fā)生巨大變革的時代，他的命運也是隨著大時代的起伏而起伏，他個人的經(jīng)歷和體會也顯示了最后一批毛澤東式干部在新時代的經(jīng)歷與宿命。我回到家鄉(xiāng)，經(jīng)常聽聽他過去是如何當黨支部書記的，晚輩深受教育。做一個支部書記并不容易，這個中國共產(chǎn)黨最基層的黨組織的代表攸關中國社會主義命運。
一 60年代的大學生
他是60年代武漢建筑工程大學（現(xiàn)在撤并了）的大學生，他的夢想是工程師，他的數(shù)理化非常過硬，毛澤東著作也學得很積極，是大學時代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1966年大三時武漢開始文革，他最后一年未讀完就回家，在小學做老師；七四年當時的大隊書記要他出來當支部副書記，二年之后的當了大隊支部書記，從1976年到1986年干了整整10年支部書記。
1986年，他因堅決不給鄉(xiāng)黨委書記送禮被鄉(xiāng)撤了職；后來他果斷告狀到公社，公社黨委支持他，他遂又到了鄉(xiāng)鎮(zhèn)財政所和后來的鎮(zhèn)政府搞財經(jīng)委員工作。在1998年的下崗政策中，他作為超過40歲的非公務員（“亦工亦農(nóng)”）干部而退休回家，沒有享受什么退休金，一直務農(nóng)。現(xiàn)在他60多歲，專心在家務農(nóng)，因為當支部書記10年，他因此得到一筆每年800元的補貼，他每天的生活要么是做農(nóng)活，要么是閑暇時到村上去約幾個老人打字牌。他講他現(xiàn)在不埋怨，這就是“命運”。他這一生經(jīng)歷過毛主席時代、鄧小平時代和當前農(nóng)村開始繁榮、奔小康的時代，人生經(jīng)歷頗為豐富。他上大學期間去北京參加天安門游行，見過毛主席；干大隊黨支部書記時，受群眾大力支持，把家鄉(xiāng)農(nóng)村建成是一個“紅村”，自己則到現(xiàn)在仍然是村里群眾尊敬的“老支書”。
在農(nóng)村工作，不管是做哪一行，我都可以發(fā)現(xiàn)他的卓越。做老師做得好，后來年紀很輕就當校長；當大隊干部做得好，深的群眾和上級黨委支持，而且他的工作經(jīng)歷里有許多很實在的智慧，他給我講的不僅是治理策略和技術，而且還是非常講原則的干部，這個原則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社會主義”，這是一個共產(chǎn)黨的政權，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要分清人民內(nèi)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在工作過程中，還保留了傳統(tǒng)的許多思路，例如他既是一個溝通國家與群眾的紅干部，又是一個維護村落整體利益，頻繁采用村落規(guī)范來治理邊緣人，作群眾工作的“土干部”。按照他的話來說，做工作“既不左又不右”
二 集體時期的干部與社員的平等
伯父當干部時很有威信 ，這體現(xiàn)在老百姓遇有糾紛，就紛紛告到這兒來，讓他主持來處理。他本人也一心為公，真正是共產(chǎn)黨式的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他說干部的威信只有來自于群眾，不為一己之私，為群眾辦事。這個威信在與群眾接觸中獲得，同時也是干部賴以治理村莊的權威資源。
伯父講現(xiàn)在干部，私心太重，這是與那個時代最大的不同�，F(xiàn)任的支書，在群眾心理面是一點威信都沒有，伯父說之所以他還是憑他的威望保他不下臺，是因為沒有人能替代他，新上任的支書還是會一樣，而且考慮到紅村與鄰村合并后本村要出一個干部。“有一個干部當支部書記總比，軍山村把兩個主職干部都拿去強。”
他回憶說：集體時代的干部是一份非常令人操心的活，當干部沒有額外的報酬，與群眾一樣勞動，得的工分與群眾一樣。那時的生產(chǎn)隊長除了要和群眾一起勞動以外，每天要給社員排工，派人上工，要參加村里的會議。大隊書記也是如此，他沒有報酬，除了參加本生產(chǎn)隊勞動，參加所蹲點（監(jiān)督）大隊的勞動，在平時的工作時給予一定的誤工工分。
他回憶說：干部與群眾的權利是平等的，干部要承擔更多的義務，這是革命的要求，這也是大隊管理體制的要求。干部從群眾中選且與群眾要一起勞動，在群眾不滿時，還可以把干部趕下臺，為一群眾監(jiān)督機制。
三 社會主義集體要為弱勢群體說話
在伯父任職期間，主張的是“實用主義”的路線，不注重形式主義，而是注重實質(zhì)的社會主義公平，為弱勢群體說話。
他說：“當書記的時間不能讓一個人餓死，餓死人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chǎn)黨”。在70年代末發(fā)生了一起事件，一個在服刑的馬姓村民回來了，說是得病。在家里他癱在地上，家里有五個孩子都眼看著快要餓死，當時許多干部都認為他都是五類分子，不能給予他照顧。伯父就認為不可，讓他和小孩們都生存下來是一個底線，不能因為他是“壞分子”而幫他。伯父號召全村每一個人口捐獻一斤糧食給這個家庭，幫助他度過了最難的關頭。
另外一個例子是是上面有學校招考的指標，伯父主張讓陳姓一家兄弟多的去，而不同意大隊里一位任鄉(xiāng)教育干部的侄子去，他認為“共產(chǎn)黨要為弱勢群體說話，否則就完了”。這是集體時代，共產(chǎn)黨干部表現(xiàn)公平和平等的例子。
其實在集體時代，勞動分配原則是充分照顧了人與人的一律平等的，人六勞七或者人七勞三的分配原則都體現(xiàn)了集體對人口生存底線的照顧，不管怎么鼓勵勞動的積極性，生存是最基礎的權利。在集體擁有可分配的其它資源時，也是優(yōu)先照顧弱者。
在潘灣有一個孤兒，他就是在集體的照顧下順利完成了初中學業(yè)，并且被集體推薦到糧食部門工作。集體時代的社會主義原則是充分體現(xiàn)了為窮人說話，乃至于再分田到戶的改革時期，貧下中農(nóng)非常不理解為什么要“一夜回到解放前”。我伯父當時是大隊支書，最開始不敢分田，因為“貧下中農(nóng)也不理解為什么，也不支持”。后來上級施加壓力，也就是在1982年夏收時就分下去了。
在伯父眼里，“社會主義”這個詞是非常有意義的，共產(chǎn)黨沒有“社會主義”作為原則，那么這個共產(chǎn)黨也就不是共產(chǎn)黨。社會主義在他那里的一個具體的含義就是“為弱勢群體說話”。在一個物質(zhì)匱乏的社會里，為弱勢群體說話就是保護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活下去的權利，不能讓人餓死。
四“群眾路線”是依靠群眾和為了群眾
群眾路線在伯父的村治里是原則之一，“為了群眾”，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在一個大隊里，大家通過一起勞動，頻頻開社員大會。在一個行政村范圍內(nèi)，干部要走群眾路線是操作之一就是對每戶每一個人都要熟悉，這種熟悉不是攀交情，而是深入農(nóng)戶，參加勞動和主動接觸群眾。
伯父在給我講治理的方法時，多次講到了“知彼”。道理就是在處理糾紛時要學會利用熟人社會的資源。伯父治理村莊的時候，對村莊300多戶的基本情況都摸得很熟，什么人什么性格都很清楚，基本的社會關系也很熟悉。這在處理糾紛時非常有用—“通過熟人社會的治理”，他摸清糾紛雙方的社會關系，這樣就知道了雙方的力量對比。在說理說不清楚也無法讓對方信服的的時候，決定勝敗的就是力量對比，干部要學會“以力打力“。
有一個例子。70紅村要抽水抗旱，從大湖入紅村有一條港渠，經(jīng)過向村時，向村人三番五次塞了排水港，造成嚴重的后果。伯父出面來調(diào)解。非常重要的就是摸清向村隊長和副隊長的人際關系。一次是副隊長夫婦領三四十人來塞港，伯父知道副隊長是紅村柯家灣的女婿，而未出面的隊長是紅村馬家灣的女婿，伯父呵斥這位副隊長夫婦道：“以后還想去柯家不？”伯父知道外部已經(jīng)無人支持，隊長由于受制于馬家灣，也無法出面支持，因此力量對比中顯然是伯父贏了。這次糾紛，以簽訂合同，讓對方正式表示不塞港為結束。
當然伯父清楚平時要注重給對方些好處，防止對方重復塞港，因此在后來向村隊長來借紅村的大型抽水機器時，紅村也賣他們面子，免收折舊費。這樣以后再塞港，伯父就認為他是沒有道理：合同也簽了，好處也給了他。一個有趣的對比是：80年代中期之后，伯父調(diào)出紅村，后繼的支部書記無力維持先前定下的合同造成糾紛，這就導致了紅村與向村之間的打群架，并且打傷了數(shù)人。但是根據(jù)先前定下的合同，向村塞港造成一切后果他們自行承擔。這一次打架之后，向村再也沒有塞港阻礙抗旱。
四、治理“刺棍”與以理服人
在集體時代也有游手好閑之人，大家去出工，而他們卻“打著花傘在田野上游蕩”，那時還很少有公然如同80年代擾亂村莊的灰色混混，但是也被村民稱為“刺棍”。當時有一個說法有“十三棍”（我的四叔、六叔是其中之一），即是說群眾公認的有十三個橫行鄉(xiāng)里的小青年，偷雞摸狗，打架斗毆，欺侮婦女，簡直是無惡不作。
在70年代末的曾家灣就發(fā)生這樣一件糾紛。日新是放回來的勞改釋放犯，他侄子光譜當了生產(chǎn)隊長，一次日新在游蕩不干活時，光譜罵了他，爭執(zhí)起來。日新便要打他，并且另外一位光譜的叔伯一起要來打他。光譜害怕，回到家，關上門。日新追著不放，打光譜家的大門。當光譜打開門縫，看外面形勢時，日新探進去頭去，光譜一拳頭打過來，打掉日新三顆門牙。事后，日新找伯父來評理，他滿以為一個侄兒大了叔伯，當支書的會為他說話，因為他被光譜打掉三顆門牙，不過這次他落了空。伯父在此表現(xiàn)了一個共產(chǎn)黨干部的說理方式。
伯父饒有興趣給我講，他是如何評理的。他問日新，“這是不是共產(chǎn)黨的政權？共產(chǎn)黨政權大還是族權大？”，日新這一點明白是“共產(chǎn)黨政權大過族權”，然后伯父說，“那么隊長作為共產(chǎn)黨的干部，代表的是共產(chǎn)黨的政權，在你不出工干活的情況有沒有權力罵你？”伯父又說道：“你是光譜的伯父，在族權的意義上光譜不能罵你、打你，但是光譜是作為隊長罵你，他怎么沒有權力。”伯父把這樣一個事件提升了一個現(xiàn)代的革命政權與傳統(tǒng)的族權比較的層面上，即是政權大還是族權大的道理，日新是承認的，這是最核心的道理。
然后伯父針對事實原委認為：光譜在這里是被動的，日新追著打光譜，光譜打開門打掉日新三顆門牙也是被迫自衛(wèi)。伯父利用熟知的政權與族權誰管誰的道理，說服了日新。這一點非常重要，理直氣壯地維護基層政權的威嚴和生產(chǎn)隊長的權力，是處理這次糾紛的啟示。說道現(xiàn)在的社會，伯父認為現(xiàn)在是沒有政權，只有族權和神權。毛澤東打碎的幾個繩索又回到現(xiàn)實生活中來。
以“理”服人，當然不是硬邦邦地、教條化地說理，當然也是帶有感情的說理，但是當感情完全代替了道理，只能讓人感動，不能讓人信服，則不能說是“以理服人”，核心是說理，輔之以情，最后是動用政權的力量或者地方性的暴力力量。
伯父給我講八一八二年社會治安的混亂時，也講到如何治理當時的“十三棍”。“十三棍”是當時村落社會給這眾多調(diào)皮搗蛋的青年的一個整體污名，人人躲之不及。這十三棍，什么壞事都做，偷雞摸狗，騷擾婦女，曾經(jīng)有人告狀說，紅村這些刺棍們見到年輕漂亮的女子就去抱，弄得紅村名聲大臭。紅村是調(diào)皮搗蛋的多，伯父在當時治理了一批，且主要是教育說服讓他們轉(zhuǎn)好的。他給我將這樣一個道理，“真正不懂理的是少數(shù)”，大多數(shù)人在年齡更大些和干部與其講道理的過程中幡然悔悟，走上了正道。
在八三年治安形勢嚴峻，全國嚴打，紅村因為伯父等的保護沒有抓一個人。關鍵在于村內(nèi)的“刺棍”最后基本上服從了村內(nèi)管理。另外的原因是村落的保護性。當時支部書記有力量以與公檢法相抗衡，這在80年代上半期表現(xiàn)依然明顯。上級公檢法部門來到村莊調(diào)查和抓捕村民，必須與大隊合作。大隊支書權力大，他可以保護一個人免于公檢法調(diào)查，同時可以為他們說好話，把嚴格按照法律要抓走的人放在村內(nèi)處理。當時的 “十三棍”就是這樣避免了被整體打擊。
國家政權盡管覆蓋了所有的鄉(xiāng)村，但政權的深入還是間接的，大隊支書管理一個大隊的上千人口，他對每一個人了如指掌，他不配合上級，上級是沒有辦法的。一個村落保護性的例子是：80年代初有一個村民，聲稱其用迷信的方法可以治病，只要婦女陪他睡就可以，有三個女人上當。上級來查這個人，本來按照法律，他可以被判強奸罪，入獄甚至在1983年“嚴打”時會判死刑。伯父處于內(nèi)部保護他考慮，在上級來調(diào)查時，說沒有這回事，因為這三個女子都是熟人，在處理意見上不簽字。經(jīng)過伯父的調(diào)解，這個村民最終只拘留了六個月，免于嚴厲的處罰。
五 支部書記與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
在我的伯父身上，我看到了集體時代的基層干部的濃厚背影。伯父經(jīng)過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理解什么叫做社會主義，他善于超越個人思考集體和國家問題，他把社會主義的原則貫徹到工作中，保持實事求是。他善于做群眾工作，與人民群眾在勞動和工作中打成一片，深得群眾尊敬。
我曾經(jīng)說過，伯父作為黨支部書記可能是最后一批毛澤東式的干部。他自己經(jīng)常說，他是受過毛澤東的教育的，因此他做不了今天的村干部了。在1998年從鄉(xiāng)鎮(zhèn)上退休回來之后，上級希望他能夠繼續(xù)干村支部書記，他拒絕了。因為他覺得社會風氣已經(jīng)改變了，從上到下，從干部到群眾，支部書記已經(jīng)沒有以前那樣好當了。
偉大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離不開像我伯父這樣的黨支部書記，目前一個問題是受過毛澤東教育的黨支部書記越來越少了。中國農(nóng)民因為共產(chǎn)黨發(fā)動群眾，打造地主分土地而翻身了，又因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民開展建設事業(yè)而在21世紀的今天逐步走向富裕。中國共產(chǎn)黨成功的秘訣不僅僅是經(jīng)濟上而且是政治上和組織上，就國家政權向下滲透而言，標志性的事件是在每一個村莊都建立了完備的黨的組織，它以黨的基層黨支部書記為代表。我的伯父就是集體時代那一代數(shù)十萬個黨支部書記之一。
在全國各地奔走，深刻感受到基層黨組織是政權組織的核心部分，群眾依然依賴黨組織來與國家和中央形成緊密關聯(lián)。一個村的支部書記工作如何，就能決定了這個村莊的共產(chǎn)黨在群眾的威信如何。就全國來看，受毛澤東教育的黨支部書記越來越少了�；鶎哟迩f的黨支部書記越來越感受到難當，因為上級黨組織不給與支持，群眾也不理解。他們承擔了全部黨的方針、政策和路線的貫徹落實的最基層的宣傳和落實工作，卻難以發(fā)聲�；鶎哟迩f的支部書記心里在想什么，期盼什么，焦慮什么，很少反映了國家大政方針和媒體報道中來。我們真心希望越來越的基層支部書記能夠發(fā)出聲音，他自己的話說出來，讓這個國家直到最基層干部的心理話。
2014-2月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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