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消費文化以中產階級為基礎。但消費文化一經形成就對工人階級產生了影響，以消費文化為符號的消費社會不斷把工人階級拉進消費大軍，促成了社會政策的形成。20世紀60年代的青年運動賦予消費文化新的內容。消費文化、中產階級與青年亞文化日益聯結在一起。隨著中國消費文化下中產階層的不斷擴大，青年人走向中產階層中的現象值得關注。本文擬探討消費文化、中產階級、青年與社會政策之間的文化邏輯與關聯。
關鍵詞：消費文化 中產階級 工人階級 青年 社會政策
消費文化的階級基礎與社會政策的形成
消費文化形成的階級基礎是什么呢？那些現代購物場所、流行廣告，是為哪個階級設計的? 現代消費文化，絕非以一切階級為基礎，決不是以底層階級的生存維系為前提。消費文化主要是以中產階級為基礎的，它所滿足或引導的是一種體面生活的消費。消費文化以中產階級為基礎而形成，無論是產品的廣告形象，還是時尚風格，都是以中產階級為對象的。
從這個思路來思考，我們看到在歐洲歷史上，中產階級的共同文化與工人階級在爭取自身權利過程中形成的階級文化顯然有著巨大的差別。如果說，工人階級具有某種共同的文化，那么，這種文化產生于生產過程及工人階級爭取自身權利的斗爭過程；而中產階級的這種共同文化卻是在消費過程中產生、形成的。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隨著工業(yè)化的發(fā)展，無論在西歐，還是在美國，在國家機構和企業(yè)中都形成了一個數量不斷上升的專業(yè)化的階級，即后來被稱為白領工作者的中產階級，同時，小資產階級的數量也不斷上升。這兩個階級構成后來的研究者稱之為新中產階級的社會群體。他們具有購買力、閑暇時間，教育素養(yǎng)；又是愿意追隨消費時尚、關注生活風格變化的社會群體。
當然,在這一中產階級形成以前，時尚這個概念已經出現很長時間了。追求時尚首先是16世紀時英格蘭宮廷的貴族熱情。“在那時，消費開始具有了一種新的價值：新奇與時尚成為地位的標志”。① 2其后又擴散到新興的資產階級中。在18、19世紀，資產階級開始模仿貴族，啟動了新的奢侈品生產和消費。
Goodman等學者研究結論是，19世紀后期西方出現的“百貨商店是專門針對中產階級消費者而建立起來的。”② 3中產階級是一個在經濟上處于上升階段的階級，他們正在花費更多的金錢購買各種各樣的商品以展現自己的成功。這個階級有更多的錢可以花費，而百貨商店則以較低的價格為中產階級提供過去僅為上層階級提供的商品。所以，“百貨商店實際上是一個中產階級的世界：一個中產階級文化得以展示的世界，一個與中產階級的服飾、中產階級的需要和中產階級的雄心相一致的世界。”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各個方面都可以在百貨商店得到充分的展示。百貨商店向所有人展示了他們應該如何穿戴打扮，裝飾家屋、度過閑暇？它為中產階級社會展示了理想和生活目標。“百貨商店向人們描繪的是，如果已經獲得成功，或者即將獲得成功，哪怕僅僅是希望獲得成功的人士，應該如何生活。”而廣告則是中產階級認同的提供者與創(chuàng)造者。通過廣告、百貨公司，不同城市之間、城鄉(xiāng)之間的中產階級形成了大體相同的關于生活的想象，“中產階級享有了共同的文化。”① 4
消費文化以中產階級為基礎，這種階級基礎是商品經濟結構與運行方式所必然。資本的生產追求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為此需要不斷地擴展消費市場，把人們不斷變成新的消費者。如同凱恩斯所說，現代市場經濟的特點不是以滿足需要為目的，而是以欲求的滿足為特點，而需求一旦變成欲求，就不是在滿足生存的層面上，而是在心理層面上。因此，現代經濟及生活方式的一個理性化功能，就是它帶一種“溢出效應”——在廣告、時尚、流行的驅動下，把所有人變成“消費者”，不斷生產更大的消費欲求，再生產出它的生活方式。這種趨向就是鮑德里亞所說的，“在二十世紀消費領域所完成的事情正是十九世紀發(fā)生在生產部門的生產力的理性化過程。將大眾融入勞動力大軍的社會化完成之后，工業(yè)體系為了滿足其自身的需要，還必須進一步通過社會化（即通過控制）使他們成為消費大軍。”② 5消費文化發(fā)展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
然而，事實上，工業(yè)革命后的很長時間中，工人階級獲得的只是維持勞動力的工資，他們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維持限于基本需要的非常樸素的生存。馬克思對工人階級特性的揭示，基本是基于現代大工業(yè)的生產過程、生產關系中的特性進行描述的。
從歷史過程來看，消費文化的興起與形成，使得工人階級成員持續(xù)面臨消費困境，導致了工人運動重心轉向對工人階級成員消費權利的關注。其不斷發(fā)展的結果，是工人階級的消費問題的政治化。③ 6工人運動的目標在二十世紀初的英國和美國走向是如何保證工人階級的消費水平和購買消費品的能力。這恰是西方城市化快速發(fā)展的一個時期。由于勞動與資本的對立，轉化為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惡性循環(huán)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1929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就是如此，這才有羅斯福新政的形成，新政的實質是社會政策的實行，幫助工人階級、中下層階級適應大眾消費社會的到來；二戰(zhàn)后，一些工人階級的后代不再信仰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而羨慕中產階級的消費生活方式，此轉向也成為戰(zhàn)后英國文化研究的主題，導致了向對消費文化學的轉向。
除技術革命因素以外，20世紀下半期以后，西方國家有兩個在商業(yè)制度之外的變革，推進消費文化的持續(xù)擴展。一個是戰(zhàn)后的歐美國家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戰(zhàn)后，以貝弗里奇報告為代表的歐洲社會保障制度的推行，使西方社會逐步完成向消費社會的轉變。以構筑社會安全網的社會政策為起始點，使中產階級的共享文化與工人階級的生產文化間的差別縮小。大眾消費社會形成的一個條件，是以社會保障為特征的社會政策的完善。
另一個是20世紀六十年代末新社會運動的興起。以青年運動、民權運動、婦女運動為代表的新社會運動潮流，再次提出了階級、種族、性別、年齡、少數弱勢者的平等問題，促成社會政策新理念的落實與行動。
在新社會運動中，歐美青年運動的獨特性在于，它使青年作為“年齡階級”的出現，使消費文化與青年亞文化相結合。從此，消費文化被賦予了大眾的、年輕的、流行的生活方式的號召力。這些年輕人“以左派的名義進行了一場資產階級文化革命”，嘲弄了資產階級的正統(tǒng)文化的權威——理性至上與技術官僚的統(tǒng)治；又以用搖滾、前衛(wèi)的風格，解構了新教倫理的價值觀唯一性，使消費文化獲得了新的文化合理性，即新的中產趣味、大眾趣味。一些學者評論說，“60年代的中產級階級孩子先是群起反叛中產階級，繼而又群體回歸中產階級，并成為其中堅？”，① 7之后，他們不再遵循“謹小慎微的父母的生活方式”，開始了“自已周圍的另一個世界的生活” ② 8充分享受著革命的成果（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又表達著自我實現的“生活政治”③ 9訴求。
吊詭的是，這些訴求后來一步步地變成了社會政策細節(jié)及社會理念。在今天，當一個美國父親問在學校上大學的女兒，“你在學校里有沒有黑人朋友？”女兒會對這樣的提問感到驚訝與憤怒。碰巧，你會在美國社會保障局看到非州裔的、失明盲人的職員。如果我們有興致去研究一下美國流行歌手lady gaga的歌詞，會得出這一結論，社會政策不僅依賴于制度，也附麗于文化民主性的理念。
消費文化下中國中產階層的發(fā)展及青年化的特征
上文對現代消費文化與中產階級、工人階級、青年及社會政策之間的復雜闡述，是想探討消費文化發(fā)展中的歷史邏輯與文化邏輯。那么，當代中國呢？
當代中國消費文化的發(fā)展不是西方發(fā)達國家曾走過的路子。中國20世紀80年代后消費文化的興起，是結束“文革”后的一個世俗化過程，它和30年代上海灘上張愛玲筆下的消費文化基本連接不上。它是從否定“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的意識形態(tài)開始的。小說“沒有紐扣的紅襯衫”“街上流行紅裙子”，記錄了社會轉型的思想軌跡。在此過程中，老工人階級的孩子們開始接受港臺的流行歌曲，穿喇叭褲、看外來碟片、弄幾個音箱喇叭在家里放歌曲，或在巷子里打桌球，年輕人開始“逆反”極左的的說教。那些90年代留學歸來的海歸，帶來了洋味兒的“雅皮士”氣質，銅板紙雜志的閱讀，夾雜英文單詞的語言風格，消費文化中對西方的模仿從那時就開始了。
現代消費文化，不是泛指所有“消費”文化，而是與現代性、市場經濟、全球化相聯系的消費文化。消費文化的興起，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前奏，又是意識形態(tài)轉變的符號，這是中國消費文化發(fā)展的復雜性方面，它先于中產階層的形成。
20世紀向21世紀過渡的第一個十年中，中國在向工業(yè)化、市場化、城市化社會轉型的同時，經歷了向全球化、信息化的轉變。全球化及社會轉型促成了中國消費時代提前到來了。一些數據顯示了2010年中國中產階層大約占為 26%，比2001年增長了10個百分比① 10。歐睿信息咨詢公司的研究顯示，到2020年，中國的中產階層將達到7億人。而根據國家人口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稱，202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4.．5億。那么，再過十年我國的中產階層人數將占到總人口的48%以上，到那時候中國人近半數成為中產階層。② 11
然而，比數字更重要的變化是中產階層生活方式的認同與擴展，幾乎“每一個來中國旅游的外國人都能夠清夢地感受到，中國新一代城市中產階層的消費水平正不斷與發(fā)達國家的中產階層縮小差距”。 “中國只用了幾年的時間就學會了那些消費國幾十年才學會的——如何消費。從汽車到啤酒，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幾乎所有商品的最大消費國。”③ 12中國在幾十年中走過西方國家?guī)装倌甑穆�，幾乎重現西方消費時代的所有特征。
另一方面，筆者在本文擬強調的是，青年與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之間的關聯，在中國的重現。上個世紀60年的歐美青年運動，憑借新技術革命的影響，已使得消費文化與青年生活方式、大眾消費文化相結合。消費流行不再只屬于中產階級世界。從那以后，中產階級，消費文化的發(fā)展與青年亞文化的發(fā)展挨得很近。它們都是城市文化景觀的組織部分。“現代社會的文化改革來自于大眾消費的興起”④ 13，以青年為代表的流行文化（搖滾、流行歌曲、流行服裝等）成為城市文化資本的特殊形式。
從生活方式的變化上來說，我們可看到這個時代的所有“結構因素”中都預示了青年人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接受與模仿。由于中國是一個后起的、跨越式的轉型進程，消費文化的發(fā)展，與快速城市化、商業(yè)化、信息化相聯系的，喚起青年一代選擇與期待。這也是全球化下的中國消費文化發(fā)展的特點。在這一點上，筆者堅持認為，關注青年的變化、關注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風格的選擇，比記住中產階層的具體數字更為重要。其青年化的特征是什么呢？
其一，“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擴展與模仿，形塑了青年人的生活風格。如果聯系中國中產階級數據，探討其背后的代際經驗，那么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以生產為中心的時期，“消費”，是一個附帶性的問題。而現在，“文化與消費兩者都在社會組織內或社會間組織中起著更為關鍵的作用的新階段”。 ① 14，
除了中國GDP的總量外，城市大量的、密集版的購物中心的存在，推動了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認同。各城市新版的商業(yè)廣場、影城、會所、健身俱樂部、別墅區(qū)、星級賓館、游樂中心、度假勝地等大規(guī)模的出現，也是“中國速度”“世界工廠”另一證明，并是“中國速度”對“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打造與模仿，它形塑了青年人的生活風格。在貴陽市，市中心十里見方的區(qū)域內，集中了象南國花錦、國貿大廈、鴻通大廈、時代廣場、百盛廣場等7-8個商業(yè)購物中心，人氣十足，成為中間階層、青年人喜愛的休閑、購物、娛樂的場所，其繁華并不亞于上海的南京路。近十年，80后、90后年輕人的新格調開始形成。一些中等收入，或有父母輩經濟支持的青年，住高檔小區(qū)、去會所健身、練瑜伽，有跑步機，用鐘點工，定期開車去超市采購、穿個性的品牌服裝，其消費習慣也越來越向西方靠擾，且越發(fā)個性化。80后的網絡作家韓寒成為其代表，他寫博文、做廣告代言人、當賽車手、擁有千萬粉絲。他的影響力不是他的收入，而是他的時尚風格與才華；他根本就不準備成為老派的中產階級形象。筆者的訪談發(fā)現，處在中間階層的年輕人就是想在時尚、流行世界打造自已，他們需要這種文化經驗，證實與表達自我與身份。
其二，打工青年成為城市生活方式的參與者與期待者。城市化的經濟屬性，是產業(yè)化、商業(yè)化的效應；城市化的文化屬性在于分享城市生活方式，分享流行文化的魅力。隨著中國城市化、城鎮(zhèn)化速度加快，每年有數百萬打工青年流動到大中城市，繼而成為城市工業(yè)、商業(yè)、城市消費生活方式中的“參與者”、“夢想者”。 多項研究顯示與訪談證明，來自農村的年輕打工者大多數都沒有做過多少地里的農活。他們想在城里上班，不想回到農村去。“ 與父母一輩相比，他們對技術更加癡迷，更具時尚意識，文化程度也更高。更重要的是，他們希望永久性地融入城市生活。”“他們想要活得幸福，而不僅僅是糊口。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享受了物質上的舒適，因此現在提出了更多要求”。① 15 與上一輩相比，其代際經驗的每個方面都在發(fā)生變化。
費瑟斯通曾談及“生活時間與歷史時間的交錯”，他反問，“人們很少聯系到文化變遷的實質過程來探討它們。”對于中國每年幾百萬流動到城市的打工青年，不管他們是營業(yè)員、服務員，美容師，還是廚師、推銷員，每日每時的工作與生活，都在和活生生的文化結構——大眾的、流行的、消費的文化實踐發(fā)生聯系。他們是其中的工作者，參與者、期待者，這是一個巨大的文化現實。從筆者對他們的大量訪談② 16來看，很多青年在“流動”中所選擇的不是收入，而是這份職業(yè)；不是穩(wěn)定性，而是生活方式。許多青年本來在工廠工作，其收入高于城市商業(yè)部門，而且很穩(wěn)定，但他們選擇了后者。他們或許認為，當營業(yè)員、銷售員，面對市場、與人打交道，更能鍛煉人；或許是因為商業(yè)工作能接觸到了“流行”、“時尚”，讓他們覺得生活的有趣。按照費克斯通的解釋，城市本來就具有文化資本積累的不同等級，它有差異性與多樣性的文化品味。這也正是今天在中國城市化、商業(yè)化與人性之間新關聯。一些年輕人甚至覺得，只有這樣“漂泊”一番，人生才不后悔。顯然，他或她是“跨入一種更為相對的多元景觀”，③ 17這將是人生的文化資本的一種積累。
其三，青年“文化大眾”的發(fā)展。在互聯網時代，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與大眾消費生活方式是重疊的。消費文化以中產階級為基礎，但消費文化也“生產”文化大眾。“文化大眾”是媒體社會的產物。伴隨著媒體與網絡空前發(fā)展，與中產階層想象、生活流行相聯系的青年“文化大眾”快速地發(fā)展。
“文化大眾”一詞，最早是丹尼爾·貝爾提出來的，是指六十年代青年運動中反抗正統(tǒng)文化的青年④ 18后來，布迪厄談到了“新型文化媒介人”。 費瑟斯通則看到了生活風格相通“文化群落”現象。他說，“文化與閑暇消遣的可能性范圍的擴展，不僅擴大了可行的閑暇范圍，而且還導致了一些性質上的轉變，一些群體，年輕人、受過高等教育者、中產階級等，對生活方式表達的積極活躍，并追求自已的風格”。① 19很有啟示。
本文定義的“文化大眾”，是主要指那些受過中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群體、青年群體。他們是有閱讀能力、有文憑，有流行品位，有“主觀中產階級”認同的年齡群體，是中國中產階層的后備軍；“文化大眾”，也可指涉互聯網上率上萬粉絲的微博博主，和追隨明星偶像的粉絲們。他們是中國網絡上的文化弄潮人。試想，如果郭敬明不是網絡寫手、不是擁有百萬粉絲及網絡上極高的影響力，他的《小時代》會有幾億票房收入嗎？這就是媒體時代的消費文化。 如果說，新型住房、小汽車等成為青年中產階層顯性的階層標志，那么，有智能手機、逛商場、看周末電影、上網、玩微博、微信、當粉絲，則推動了以“文化大眾”為特征的消費文化的自我體驗及生活風格的追求。
作為“文化大眾”，青年人消費的不僅僅是具體的物質商品，而且消費互聯網上視覺的、娛樂的、想象的文化影像。從《超女》、《中國好聲音》、《中國最強音》等歌手大賽，到《中國合伙人》、《致青春》、《小時代》等青春電影都是這樣，我們不過是在消費流行的生活風格。
消費文化，不再象它在19世紀——20世紀初期經歷的那樣——僅僅是廣告與百貨公司對中產階級的吸引，僅僅是工人階級對體面消費的欲望。在空間特征上，它是城市的、又是商業(yè)的；在生活風格上，它是中產階級的、又是屬于青年的。未來的20——30年中，中國的城市化、城鄉(xiāng)一體化，將是一個持續(xù)上升的趨勢，城市化率將可能達到65/70%左右，轉型中國正在打造消費大國，推進產業(yè)升級，網民將達到7-8億人。年輕一代，作為“文化大眾”現象，將愈加明顯。在新浪網上看青年微博時，我們已分不清什么是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什么是青年生活方式，但它們都呈現“文化大眾”的風格。
走向消費時代中的“結構性缺陷”
我們正面臨著消費文化下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青年中產階級的生活夢想快速擴展的時期。新的消費美學趣味，已不再有“追求資產階級腐朽生活”的罪惡感。在此階段，會伴隨著公民“應享意識”的增加。隨著中產階層、“主觀中產階級”、“文化大眾”越來越多，會要求社會制度、社會政策的更大程度的統(tǒng)一性、民主性、公平性。但是，我們同時又面對走向消費時代中的某種結構性缺陷。這又是一個巨大的青年現象；是中國消費時代的“糾結現象”。
1、“二元結構”的存在及影響。
從共時態(tài)上看，中國是個多媒體的信息化、開放型社會。西方消費文化下的所有技術景象，我們都具有。從歷時態(tài)角度說，中國是個后發(fā)展的消費早熟的社會，“二元結構”，使社會處在“結構性缺陷”中。普通的外地打工者、新工人階級在城市生活中沒有真正享有經濟、社會、文化的平等地位。不僅相當數量的青年人還處在非正式的勞動力市場中，而且在就業(yè)、受教育、子女上學、社會福利等方面難以得到同等待遇，有很多難以想象障礙。
從本人所做的訪談來看，這些青年大多不想回到農村，他們特別希望自已的孩子在城市長大、上學；因為他們買不起房、收入低，就不能把孩子從農村接來；有的接來孩子了，又不能和城市孩子上一樣的幼兒園、小學；一些服務業(yè)的有技術含量的職位，因為他們是體制外的打工者，工作時間長、工資很低，上升很慢；除了打工以外，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尋求社會支持的中間組織的話語通道。一旦和老板沖突，走人時，什么都留不下來。
中國已是世界上的電視機大國，網民大國，智能手機用戶達4億多。但是，巨大的城鄉(xiāng)差距、地區(qū)差距，體制內外的差距，使消費時代的“個人敘事”也還隸屬于不發(fā)達國家的“故事”。大學生“千軍萬馬”“千人取一”狀地爭相報考公務員，渴望“官場帶來黃金屋”；來自農村地區(qū)、欠發(fā)達地區(qū)的大學生紛紛流向“北、上、廣”等大城市尋找發(fā)展的機遇。大城市的高房價、高物價、高結婚成本、理想擇業(yè)之難，使他們只能活得象“蟻族”一般。與過于火爆的電視上“中國好聲音”相比，“階層固化”的現實與恐懼，成為某種社會風險。
2、公共財政的流失、行政腐敗的發(fā)展。當代商業(yè)文明、城市文明、消費者文明，是和公共產品均等化、行政管理的文明聯系在一起的。和GDP總量的世界地位相比，中國的社會政策的運行效率與機制依然有很多問題。主要是“官本位”盛行、業(yè)績至上、形式主義、一味“向上負責”、搞“面子工程”，行政腐敗成為風氣，導致公共財政資源的侵占與流失，出現了管理上的“塔西陀陷井”，即某種政府失信現象。它極大減弱了社會政策的道德的“象征意義”及信任支持。
亞當·斯密早在《國富論》就稱贊中國的“全國富饒，曾一度被外人稱羨”，但“近數世紀則毫無進展”。其原因在于法制的缺陷，“阻礙此國家向富饒方面繼續(xù)進展”。他強調，“在不同的時代及不同國家里趨向富饒過程中產生了兩種政治經濟體系，足以使國民富裕。一種稱為商業(yè)的體系；另一種稱為農業(yè)之體系·····商業(yè)之體系實為現代體系”。① 20上述這些問題，說明我們經濟社會結構還不是一個成熟的“現代商業(yè)體系”，社會政策的構建與運行方面，還帶著“舊結構”的尾巴，在這方面依然還沒有完成社會轉型。
3、與上述問題相比，中國走向消費時代更深刻的文化問題，是消費文化快速發(fā)展中的“文化”迷失。表現為經濟發(fā)展了，但社會的基本文化秩序并沒有建立起來；文化產業(yè)紅火，但社會信仰、文化歸屬感沒有建立起來；經濟繁榮了，但社會分化劇烈，社會失范加重；“金錢崇拜”、消費主義盛行，使文化發(fā)展“平面化”、“碎片化”，郭美美現象、億萬富豪十城選親現象① 21，都是消費早熟、文化粗俗的表現，社會信任危機。
消費時代——以未來為取向的社會政策
20世紀60年代以后，歐美青年運動的成果不僅是使前衛(wèi)、流行的風格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而且和民權運動一起推動了“種族平等、階級平等、性別平等、年齡平等”等相關的社會權利的實現。今天看來，它不是一種偶然，而是必然。
大眾消費社會，在自由地選擇消費品同時，也是個體享受體面生活文明標準的社會。在那里，消費社會是與社會權利共享、福利文明聯系在一起的。盡管，現今歐美國家發(fā)生了金融危機，但他們的許多探討仍然是非常有意義的。
全球化時代，是社會公平、社會政策的參照系普遍化的時代。80后、90后青年，已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人群。他們是全球化背景下“成長”的一代，網絡“在線”的一代。以未來為取向的社會政策，要重視、滿足年輕一代的期望與理想。周其仁先生提出“改革要與主體人群的期望值賽跑”① 22，是非常有遠識的。當代年輕人“生活在較開放的現代，他會對世界主要國家的情況比我們這代人有更多現實了解，他就覺得這個世界就應該是這樣的，你做不到這樣，他就不滿意，”。年輕一代擁有的參照系，就是全球化下的文化參照系。
社會政策，是通過國家立法和政府行政干預，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安全，增進社會福利的一系列政策、準則的總稱。其核心是解決市場經濟下公民的 社會風險 。“在一個創(chuàng)造財富、以未來為取向的社會”，社會政策、社會福利是抵御社會風險的選擇。② 23
社會政策的作用是實現著公民的“社會權利”：即從享受少量的經濟和安全的福利到充分分享社會遺產，并按照社會通行標準享受文明生活的權利。與之密切相關的機構是教育系統(tǒng)和社會服務。研究證明，“社會權利是與社會的價值取向緊密聯系又是很具體的一種權利，在本質上，是對某種標準的文明所擁有的一種應得的權利，或曰無條件的權利”的肯定與褒揚。社會權利的實現，“實際上使人脫離了市場力量，甚至把人從市場力量下解放出來”。通過社會政策，實現社會權利，在行動意義上，“挑戰(zhàn)了由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運作而產生的社會不平等。”③ 24社會權利與社會政策代表了社會理想。
如果把消費文化下中產階級發(fā)展與社會權利、社會政策聯系起來思考，那么，我們可看到，消費時代的發(fā)展必定導致相關性的社會文明構建。而不僅僅是GDP總量的發(fā)展、不僅僅是財政收入的發(fā)展，不僅僅是人均消費品的數量本身。
中國正處在歷史上的一個最好的時代，同時又是問題時代。我們所討論的社會政策，是走向未來的社會政策。但又不是幾個制度本身。
上文對現代消費文化與中產階級、工人階級、青年及社會政策之間的描述，是否讓我們看到了消費文化發(fā)展中的經濟的、階級的、青年的、文化的整體鏈結？走向消費時代是一個大的工程。中國在工業(yè)化未完成之際，同時進入消費時代，使青年中產階層不斷擴大的“希望”與“風險”因素都加大了。
倘若社會政策“以未來為導向”，那么，就應更加關注中國青年一代的生存型與發(fā)展型的社會保障及價值理念：給年輕人以向上流動、走向中產階層的多元空間。其中特別是逐步消除各種人為的“結構性區(qū)隔”，讓所有中下層青年、正直勞動的青年，能看到可依靠敬業(yè)、誠信，制度通道走向中產階級的希望；當他們職業(yè)與人生遭遇挫折與中斷時，可以找到、信賴社會支持系統(tǒng)；而不是讓他們、他們的下一代永遠活在對“二元社會”、“屌絲”情境的恐懼、怨恨中。
社會政策的價值基礎是“市民人文主義”，即每個人的權利與發(fā)展、公民權益的普遍性。中國共產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當下是與對公民權益的滿足聯系在一起。不然，就不是公正、法治社會。吉登斯把“解放政治”叫做生活類型的政治；把“生活政治”叫作“自我實現的政治”，其意義也在于所秉持的社會理想！
社會政策，在總的方向上承擔著文化解釋的責任。所以，它應該關注不同階層的人群期待、關注文化價值的意義，激勵年輕一代對正面價值的追求。對年輕一代來說，在走向中產階級期待中，需要獲得正能量的信念與價值體驗，需要對社會制度“合理秩序”的不斷奮斗的信心與堅持。
重要的是構建正向的制度期待。一些負向性價值影響，仍然在迷失我們的方向。如拼爹文化、潛規(guī)則文化、“權力異化癥”，它和轉型中的“焦慮”“怨恨”相并存的。趙紅霞雷振富事件等，既是社會失范的表現，又是消費時代“權力扭曲“的例證。它們從反面說明消費社會需要正向的文化價值；需要每個公民自身的價值反省與自我成長；需要營造能夠自省、自我提升的公民意識與責任。培養(yǎng)相互尊重、平等的公民文化氛圍，是社會政策得以落實的文化支撐。
黃仁宇曾說“現代之財富不限于可以在農村內屯集之資源，而系一種公眾性格的經濟權力，可以繼往開來。明清之中國人無此觀念”。① 25現在有嗎？！
隨著中國迅速的成為一個消費大國，社會政策及公共財政的運作，需要制度文化的力量，需要新的“公眾性格”，而不是臣民性格。黃仁宇說“返觀明代的財政與稅收，更可以使我們領悟到問題的癥結。這改造程序卻超出中國傳統(tǒng)的范疇。”② 26今天我們在社會政策實施上的許多問題，還沒有超出這個分析。
到2020年，中國的中產階層將達到48%，我們需要培育與其相適應的消費社會的社會政策機制及文化；我們需要有與這個數字相適應的教育理念，引領青年完善公眾性格，以避免病態(tài)的、畸形的消費社會的發(fā)展，此乃社會工程加文化工程。
原載：2013年11期《人文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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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為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編號為09BZX069)的階段性成果
2（美）約翰·R·霍爾等：《文化：社會學的視野》，商務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頁
3Douglas J. Goodman and Mirelle Cohen,Consumer culture ,Sage, 2003,pp15.
4Douglas J. Goodman and Mirelle Cohen,Consumer culture ,Sage, 2003,pp17,19,20.
5 轉引自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pp50
6Matthew Hilton,Consumerism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0.
7程�。骸吨挟a階級的孩子們——60年代與文化領導權》三聯書店，2006年版 第18、15頁
8（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 1989年版 第115頁
9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51頁
10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第258頁
11歐睿信息咨詢公司，2010，中國中產階層研究報告：http://www.21cnci.com /中國商業(yè)情報網。
12（美） 葛凱：《中國消費的崛起》前言，2011年8月版 中信出版社
13（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 1989年版 第113頁
14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劉精明譯，譯林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155、3頁
15 引自美國《彭博商業(yè)周報刊》7月30日，來源： 參考消息網 ，2013-07-31 17:22
16 扈海鸝：《新消費空間下的青年個體社會化》《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
17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 譯林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155 頁
18（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 1989年版 第37頁
19英）邁克·費瑟斯通：《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 譯林出版社 2000年版 第141頁
20 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 第36頁
21揚勝宇：《富豪選親：經不起道德推敲的一樁買賣》 南海網 http://www.hinews.cn 時間：2012-05-22 14:01
22 周其仁：改革要與主體人群的期望值賽跑，新聞晚報6月22日
23（英）安東尼·吉登斯：《超越左與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第141頁
24②李友梅：《深刻認識當前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戰(zhàn)略意義》《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3期
25（美）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 第30頁
26（美）黃仁宇：《大歷史不會萎縮》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 第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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