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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外交：抗衡中國走入死胡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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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去年12月安倍出任日本首相，上臺執(zhí)政迄今整整一年。這一年來，日本內政外交中出現了不少新動向。當安倍于2006年首次出任首相時，他是日本戰(zhàn)后最年輕的首相，但在位僅一年便掛冠而去。去年再次上臺，在日本政治史上已屬罕見。安倍知道，歷史不可能再給他第三次機會，因此擺出了一副時不我待、志在必得之勢，意欲有所作為。他在政壇上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無不在于吸引世人的眼球。 今年2月，他在華盛頓發(fā)表演講，宣稱“日本回來了”！7月，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大獲全勝，在國會上下兩院中都占據多數，不過在參院未達到三分之二多數。9月，東京擊敗馬德里和伊斯坦布爾，獲得2020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日本民眾的心理得到提振。在經濟上，安倍政府推出了一套被稱為“安倍經濟學”的政策，旨在通過量化寬松和財政刺激手段，拉動日本長期緊縮的經濟。“安倍經濟學”的實施實現了日元貶值和股市上漲兩個目的，企業(yè)效益有所回升，但施行一年后，其效率趨于減退。在政治上，安倍頗想修改戰(zhàn)后實行的和平憲法，但修憲門檻太高，國內阻力很大。相對來說，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則只關涉憲法的再解釋，做起來要容易一些，因而安倍拼命往前推進。就政治傾向和政治立場而言，日本的政治右傾化現象基本已成為人們的共識。 一年來安倍政府在對外政策上的取向，同日本國內的政治右傾化現象是相關聯的，而且產生了相互強化的效果。 采取與中國抗衡姿態(tài) 日防務開支大幅增加 安倍外交最大的動作是對華強硬。去年9月，日本政府對中日兩國之間的爭議領土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釣魚島危機由是爆發(fā)，中日關系迅速跌入兩國關系正�；氖陙淼淖畹凸龋p邊關系出現嚴峻局面。令人遺憾的是，日本的主政者也好，政策研究界也好，都未能恰如其分地理解和認識這一問題，始終囿于“（除國有化外）沒有更好的辦法”而不能自拔。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的主政者令人驚訝地缺乏歷史的和政治的敏感性，一葉障目，舉措失當，應當為此次危機的發(fā)生承擔責任。在危機爆發(fā)后的雙邊接觸中，中日雙方均各自表述立場，而無法產生交集，故迄今沒有什么進展，使得釣魚島危機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處于僵持狀態(tài)。 11月23日，中國政府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qū)后，日方反應強烈，一再要求中方撤銷防空識別區(qū)。日方的反應讓人感覺不得要領，甚至不知所云。日本自己設“區(qū)”，卻又不允許他人設“區(qū)”，是毫無道理的。重要的是，在主權爭議一時無解的條件下，雙方必須坐下來商談如何避免沖突甚或軍事沖突，但日方還沒有能夠正視這一點。 把中國視為威脅或潛在威脅，采取與中國抗衡的姿態(tài)，是安倍及其政府一個戰(zhàn)略性的錯誤。在這種錯誤戰(zhàn)略指導下，中日兩國之間已經令人憂慮地陷入了經典的安全困境。其結果是，安全議題在安倍政府的政策議程中頗為突出。今年，日本增加了防務預算，這是最近11年來的首次。盡管預算增加的幅度僅為0.8%，但這是安倍政府突出國家安全議題重要性的明確信號。今年8月，防衛(wèi)省提出明年的防務預算增加3%，這將是二十多年來日本防務預算的最大增幅。12月初，日本啟動由首相、官房長官、外相和防衛(wèi)相組成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并設立編制為60人左右的國家安全保障局為專設機構，以谷內正太郎為局長。據筆者所知，谷內在釣魚島問題上持較強硬立場。 從根本上說，在政策上如此突出安全議題并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原因可能在于，日本是一個危機感特別強烈的民族。立足于一個資源匱乏、自然災害頻發(fā)的島國，“島民”們可說時時惶恐，乃至神經過敏，這往往加重了日本主政者的戰(zhàn)略誤判。 寄希望于日美聯盟 推進加入TPP談判 安倍政府從抗衡中國的心理出發(fā)，把希望寄托于美國和日美同盟，從而致力于加強對美關系。 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美國施行向亞洲“再平衡”的方針，努力拉緊與亞洲傳統(tǒng)盟友的關系。美日、美韓等雙邊同盟，自是題中應有之義，在雙方互有所需的條件下，總能找到合作的空間。這是一個傘形結構，美國處于中心，一系列雙邊同盟或伙伴關系是撐起這把傘的骨架。軍事上，按照美國當政者的計劃，過些年后，美60%的海軍力量將部署在亞太地區(qū)。 “再平衡”的經濟支柱是跨太平洋戰(zhàn)略經濟伙伴關系（TPP）。TPP原由文萊、智利、新西蘭和新加坡四個小國發(fā)起，成員之間彼此承諾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投資等領域相互給予優(yōu)惠并加強合作。其協議采取開放的態(tài)度，歡迎任何APEC成員參與，非APEC成員也可以參與。該協議的重要目標是建立自貿區(qū)。2006年，跨太平洋戰(zhàn)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對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相繼生效。 2008年2月，美國宣布參與。次年11月，美國正式提出擴大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計劃，澳大利亞和秘魯同意加入。借助TPP的已有協議，美國開始推行自己的貿易議題，欲全方位主導談判。自此TPP開始進入發(fā)展壯大階段。在此過程中，美對日本施壓，要求其加入TPP談判。日本要不要加入TPP，這個重要問題于是提出。由于日本國內阻力甚大，支持和反對兩股力量相持不下，以致該問題遲遲未決。 美國為抬升TPP的地位和分量，自然希望乃至迫使日本參加TPP談判。而安倍為換取美支持，決定積極推進加入TPP談判，在戰(zhàn)略上取悅美國，拉緊對美關系，同時也借以推進國內改革，因此有對外和對內兩個方面的作用。由此出發(fā)，安倍政府努力克服國內利益集團和有關政治力量的反對和阻礙，強勢推進，并在內閣府設立跨部門工作班子，提出建議和方案，具體參與談判。然而，農產品、乳制品等市場開放在日本屬于十分敏感的問題，日在TPP的“達標”上存在不少實際困難。它是否能夠獲得某些例外，仍在談判的過程中，并不明朗。 不過，超級大國美國也是現實的，對于中國的崛起它不能不給予特別的重視。在加州陽光之鄉(xiāng)舉行的習奧會，中美元首在一起的時間達到八個小時，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對變化了的力量對比的一種承認和確認。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固然會對日本有所傾斜，強調條約義務，聲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然而，美國又不會因為日本是盟國而對日本有求必應。隨手可舉出的例證包括：安倍2月訪美期間，奧巴馬對釣島之爭表態(tài)謹慎。新任總統(tǒng)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11月在喬治敦大學發(fā)表首次亞洲政策講話，其中未提及中日島嶼之爭，這令日本備感失望。但美國在中國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qū)后的表態(tài)，又令日本較為滿意。中美日三國之間這種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還會糾結下去。 當然，日本也不會不看到，奧巴馬政府的“再平衡”正經受各種內外制約。由于美國國內民主、共和兩黨爭斗陷入僵局，政府關門停擺。在這一政治形勢下，奧巴馬被迫取消前來亞洲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和東亞峰會，取消訪問有關亞洲國家的計劃。這一發(fā)展，明顯削弱了“再平衡”的勢頭。奧巴馬缺席TPP領導人會議，也減弱了TPP的動力。不過美又想方設法進行彌補，白宮方面已表示，奧巴馬將于明年4月出訪亞洲，行程中包括日本（另兩站為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這對日本來說是個安慰。 一年遍訪東盟十國 安倍逆勢螳臂當車 在亞洲，安倍就任首相后不到一年間已遍訪東盟十國，可謂跑得“勤快”。多年來，日本一直重視東南亞國家，向這些國家提供了不少援助，帶動了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在國際分工上，一些東南亞國家已成為以日本領頭的“雁陣”的組成部分。日積月累，日本如今在東南亞國家中塑造了主要是正面的形象，這是日本在過去幾十年間積累起來的資源。安倍在這一年間把東盟十國全都跑遍，顯然是有其考慮的，不言而喻的指向是中國，即拉攏一些與日本有些許“共同語言”的國家來平衡乃至抗衡中國的影響。這與安倍拉攏俄羅斯的做法如出一轍，但結果只能是一廂情愿，自欺欺人。 今年10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分別前往東南亞展開高層訪問，習近平主席出席了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并訪問印尼和馬來西亞，李克強總理出席了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并訪問文萊、泰國和越南。其間中國提出了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具體扎實有效的倡議，受到歡迎。這兩次出色的外交行動使安倍原先所期望出現的與東南亞國家聯手制華的效果瞬間化為無形。 與此同時，中國與周邊陸上鄰國的互聯互通交往正在提速，中國與周邊陸上鄰國之間的共同利益不斷擴大。在這種形勢下，安倍采取包圍和對沖中國之策必定難以成功。面對如此巨大的中國市場以及蓄勢待發(fā)的中國腹地經濟發(fā)展需求，日本在經濟上欲擺脫中國，恐怕是反而陷自己于不利境地。日本要做的，本應該是反思其整個戰(zhàn)略思維和思路是否有問題，是否發(fā)生了偏差。 然而，安倍固執(zhí)己見，由此可見日本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是顯而易見的，并且事到如今仍然還不適應。其實，力量對比的變化是大勢所趨，今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最終超越美國已是一種越來越大的可能性。到那時，日本也許不得不心服口服，依其“與強者為伍”的外交傳統(tǒng)而作出調整，這必將成為一個痛苦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會低吟徘徊，苦思未來的出路，不斷作出很不情愿的取舍。 說到底，日本需要在變化了的世界上重新定位自身。 日本崛起底氣不足 需要重新定位自身 可以肯定，日本如日中天的勢頭已經不可能重現。美國知名日本問題專家肯尼思·派爾曾談論過“日本崛起”現象（2008年他出版了以《JapanRising》為書名的專著），《時代》周刊在今年10月出版了以“日本崛起”為封面主題的一期，但談來談去總歸底氣不足。安倍高喊“日本回來了”，聽眾終究有限，人們也不覺得真有這么一回事。就其國力而論，日本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多半是一個二流大國或中等大國，或許在中等大國中占居首位。情形有點類似今日的英國，仍然富足，仍然保有自身的影響力，仍然可以吃點老本，但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下滑是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所不同的是，英國在人們的質疑聲中還保持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的地位，吃著二戰(zhàn)勝利國且為大國的老本。而日本若硬要“爭常”，怕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之后仍然空手而歸，這并非明智之舉，還不如急流勇退，在變化的世界中找尋一個合適的位置。 那時的日本，仍會有自己的光彩，富裕、安定、秩序井然，但如果堅持謀求什么政治大國地位或者不自量力地想“爭常”、“入常”，那么不光自己累，別人也跟著累，大家都神經緊張。日本真不如飄然“歸去”過上左右逢源、富足安康的日子為好。如果世界各國心服口服，一致“勸進”日本入常，那叫實至名歸，當然是另一回事了。 �。ㄗ髡呦祻偷┐髮W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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