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1 00:44:32)
——有關中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思考
西方以帝國統(tǒng)治世界的形式在變，但是掠奪的實質未變。當今，美國通過強大軍事、強權政治、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思想等建立了一個沒有帝國主義之名的新型帝國——資本主義帝國。在美帝國統(tǒng)治下，國家雖有完美的民族之名，卻無完整的獨立主權之實，尤其是那些妄圖以自由主義實現繁榮富強現代化的國家，無一不實際淪為美國的附庸。多年來，無節(jié)制地對外開放，無原則地與國際接軌，無止境地對美讓步，使中國在經濟上出現了危險的對美附庸化、東西部分離化的傾向。有鑒于此，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崛起的“中國夢”，就必須調整開放思路，學會在相對孤獨中成長，在帝國邊緣處崛起。
從財產帝國到資本帝國，統(tǒng)治形式在變，掠奪實質未變
依照有關國際關系的書本表述，當今是一個民族國家時代，一個個獨立主權國家構成國際體系的平等主體，國家間相互合作奠定國際秩序的基礎。但是，現行的國際體系具有鮮明的層次性，有著明顯的等級秩序，美國則高居金字塔的頂端，實際是一個沒有冠名帝國主義的帝國。帝國的本質是寄生性，或明或暗掠奪附庸或落后國家的財富。近幾十年來，美國的產業(yè)高度空心化，依靠無可匹敵的軍事與金融優(yōu)勢等“硬實力”，思想文化規(guī)則秩序等“軟實力”，以及智能帝國主義等“巧實力”，編織覆蓋整個國際體系的秩序羅網，從中源源不斷地獲取寄生性收益。
在農業(yè)文明占據主導的時代，“土生金”，土地是財富之母，帝國統(tǒng)治(包括制度設計)主要圍繞土地而展開。通常運用政治專制、軍事高壓、宗教束縛、思想控制等“超經濟”手段，對微觀社會經濟主體——農民(或農奴)直接征收賦稅，或實施直接經濟壓榨(如奴隸礦工)，如此來維系帝國統(tǒng)治。歷史上的羅馬帝國、西班牙帝國主要是這類以土地掠奪為目標、以人口管理為基礎、以征收賦稅為中心的“財產帝國”。
羅馬帝國之后出現的威尼斯帝國、西班牙帝國之后出現的荷蘭帝國以及與西班牙帝國同時期的葡萄牙帝國，則是另一類的“商業(yè)帝國”。商業(yè)帝國最具硝煙味的商業(yè)利益往往是在于投機，而非生產，此市場賤買，彼市場貴賣。這類帝國通常依賴各種政治力量或宗教權威等“超經濟”優(yōu)勢，尤其是依賴強大的軍事力量以控制海上或陸路交通要道，獲取貿易優(yōu)先權，賺取商業(yè)利潤。在商業(yè)帝國中，軍事力量是對外貿易中取得商業(yè)成功的基本條件，動輒以戰(zhàn)爭相威脅，而且“把戰(zhàn)爭作為商業(yè)資源進行開發(fā)”。
大英帝國的出現刷新了帝國的統(tǒng)治形式。英國是在農業(yè)資本主義發(fā)展、工業(yè)化進程啟動之后，踏上殖民征程，逐漸建立“日不落帝國”。與獲取稅收貢賦、商業(yè)利潤顯著不同，資本主義依賴競爭性生產優(yōu)勢，通過市場競爭，在成本控制與高效生產的前提下，獲取剩余價值。“資本主義在英國國內的發(fā)展決定了英帝國主義的心態(tài)”，英國依照農業(yè)資本主義原則(地主——資本主義佃戶——短期傭工“三位組合”)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但是，由于北美有近乎無限供給的土地，新老移民依據“先到先得”原則蜂擁搶占西部“無主之地”，對此殖民當局束手無策。“農民與農村的工匠可以建立、保持或擴大他們的土地占有，而不必以大規(guī)模商品生產為前提”。到美國獨立戰(zhàn)爭暴發(fā)時，佃農制已幾乎絕跡。英國農業(yè)資本主義基本原則無法在北美殖民地貫徹，也就是說，依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建立帝國統(tǒng)治的努力最終失敗。此后，英帝國便調整策略，更加依賴“前資本主義”、“非資本主義”與“超經濟”力量實施帝國統(tǒng)治，即向傳統(tǒng)帝國回歸。
“美國是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惟一的一個資本主義帝國”。國際財富的轉移不是直接的政治、軍事強制執(zhí)行，而是通過市場這一經濟手段。美帝國(或稱資本主義帝國或新型帝國)主要是通過操控市場、利用債務武器、操控資本主義經濟機制來控制整個世界，即以經濟手段來完成大部分帝國任務，成本更低，風險更小，獲利更大。實際上，這個惟一的資本主義帝國，對內，通過消費信貸、債務鏈條綁架大眾;對外，制造系列假象、幻想迷惑世人。說美國是帝國，除了剝削、掠奪世界財富這一本質特征外，美國同樣兼有歷史上西方帝國的主要或重要表征，例如依靠或使用各種“超經濟”力量，資本帝國主義所依賴的經濟法則——市場機制同樣需要得到“超經濟”力量的保障。在“超經濟”力量中，美帝國擁有空前的、最先進、最龐大、最敢打的軍事力量，不僅是阻止進攻，而且也是為了先發(fā)制人，遏阻一切現實與潛在的挑戰(zhàn)，美國軍費預算相當于緊隨其后12-15個國家的總和，即所謂“過剩的帝國主義”。
美帝國統(tǒng)治使諸多民族國家成為事實附庸
長期以來，美帝國孜孜不倦于“五個一工程”，即篡改一部歷史，編織一套學說，培養(yǎng)一批人才，炮制一組政策，營建一個體系，最終打造出一個使自己保持先進、后進國家固守落后的陷阱，令諸多弱小國家(既有弱體，更有弱智)成為事實上的附庸。
篡改一部歷史——西方文明史。西方主流學者將人類社會發(fā)展史庸俗為自然生物演化史，或將人類社會早期蒙昧史放大為整個人類史。長期以來，西方不斷宣揚自己光彩照人的文明，而竭力隱藏甚或篡改自己的真實歷史，例如國家公然充當海盜、販賣毒品、大規(guī)模屠殺土著居民、發(fā)動一個又一個侵略戰(zhàn)爭、肆意侵犯他國知識產權、制造資產泡沫大耍金融騙局等等，劣跡斑斑。作為西方文明與帝國主義的繼承者甚或集大成者，美國發(fā)揚西方一貫的隱藏或篡改歷史的技能與手法，不僅在教科書中“創(chuàng)造”歷史，把自己的殖民、建國、發(fā)跡歷史編撰得面目全非，而且編制一個個所謂“好政策”和“好制度”，然后以之當作“致富的梯子”或“發(fā)跡秘方”兜售給發(fā)展中國家，這些諸如自由貿易、知識產權等“成功經驗”，在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歷史發(fā)展早期或沒有很好地用過，或根本就沒有用過。而真正的“致富的梯子”(如保護關稅、限制海運、拋棄知識產權等)卻被它們故意踢開。諸多發(fā)展中國家在按圖索驥后不久便陷入了政治混亂、社會混亂與經濟混亂，甚至落下“失敗國家”的惡名。
編織一套學說——自由經濟理論。西方主流學者遵循“狼吃羊是合理的”的“叢林法則”，演繹出社會達爾文主義，編造了一套核心為“倚強凌弱”、“贏家通吃”的自由經濟學說。美國接管英帝國霸權權杖后，牢執(zhí)世界自由主義思想之牛耳，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大本營。自由經濟學各類相關“經濟原理”(如“人都是自私的”)的成立、經濟模型(如國家發(fā)展立足“比較優(yōu)勢”)的建立要仰賴一系列假設，數不清的假設成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廈的梁柱。但是，在實際運用中，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總是拋棄約束條件，偷梁換柱，直接將假說當作定理乃至真理。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始基就是將人看成理性而自私的“經濟人”，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揭示的至多只是“真假”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世界的“善惡”與“美丑”自由主義經濟學永遠無法企及。人不僅是“經濟人”，更是“社會人”、“道德人”、“政治人”。人的本質不是“理性”與“自私”，而是“群”與“社會關系”，因此需要一定的組織與協(xié)調治理，而且人類社會越發(fā)展，組織與協(xié)調治理越復雜，而不是放任自由。因此，由自由經濟理論支撐的經濟學是偽科學，是一種經濟神學。
培養(yǎng)一批人才——“芝加哥男孩”。多年來，美國通過設立各種基金或獎學金，來坐地吸引或主動物色后進國家的學子，在“誘之以利”基礎上“曉之以理”，為后進國家培養(yǎng)及輸送一批又一批信奉經濟自由主義且經過精心包裝成光芒四射的“人才”，這當中最著名的要數智利的“芝加哥男孩”。在美國的支持下，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將軍發(fā)動政變，用鐵血政策清理不同政見者，實行威權統(tǒng)治。與此同時，啟用了大約30個“芝加哥男孩”，以經濟自由主義來治理國家，結果引致系列國家災難，人均收入增長不斷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達到政變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時期拉美的國家治理上，只有另一個信奉經濟自由主義國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此外，美國通過形形色色的基金積極在東道國培植或尋找代理人，以傳播自由主義思想。如此，“雞生蛋，蛋生雞”，一批又一批的“芝加哥男孩”，在他們所“效忠”的國家，施展他們的“真才實學”，最后無一不是搞亂了思想，搞亂了經濟，搞亂了社會。
炮制一組政策——“致富的金馬甲”與“華盛頓共識”。美國經濟自由主義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以佛陀一般無限憐憫之心給發(fā)展中國家親手設計了一個脫離苦海的秘方，號稱“致富的金馬甲”。經濟自由主義的僧侶們把“金馬甲”鼓吹為通向富裕的唯一道路，全世界有且只有這一條道路。“金馬甲”的主要內容包括：減少政府開支，減少政府干預，實施“小政府”;削減公共支出，反對福利政策，實行低福利;實施私有化，發(fā)展私有經濟，推動自由市場;政策目標放棄充分就業(yè)，尋求物價穩(wěn)定;開放金融體系，實現貨幣自由兌換;實行自由貿易，開放外資進入，開放資本市場，退休金私有化。“金馬甲”橫空出世后，很快就成為經濟自由主義的標準治國方略，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以及他們的代理人——發(fā)展中國家的自由經濟精英所積極推動的經濟政策。“金馬甲”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被裁剪包裝為不同的外衣，令智利、俄羅斯以及一些轉型經濟體“先休克再治療”的醫(yī)治方法，其核心藥方就是“金馬甲”的制作工藝，這些天真的倒霉蛋，不久便成了可憐的試驗品，最終非但沒有致富，反而虧了做買賣的本錢。所謂“致富的金馬甲”實乃發(fā)展的“緊箍咒”而失去了神秘光澤。有鑒于此，到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的自由主義傳人又將“金馬甲”改裝為“華盛頓共識”繼續(xù)在世界行銷。然而，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fā)國際金融大危機之后，時任英國首相布朗在G20“倫敦峰會”上宣布，“華盛頓共識”徹底失敗。
營建一個體系——新帝國主義秩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是當今以科技推動生產力發(fā)展的先行者，同時也是國際理論的制造者、思想的領導者、政策的鼓吹者，當然也是利益的最大獲取者，是國際秩序的主導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前身是關貿總協(xié)定)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成果，長期以來是以美帝國對世界實施“經濟專政”的工具，被一些國際學者冠名為“邪惡的三位一體”。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具角色更加突出，該組織原本的主要職責是監(jiān)督國際收支逆差國及時調整政策，以實現收支平衡進而維護匯率的穩(wěn)定。但是，當美國國際收支出現持續(xù)且嚴重失衡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僅對美聯儲大起大落操縱美元匯率視而不見，反而積極推行美國財政部拋出的“華盛頓共識”，引導甚至直接施壓發(fā)展中國家實行經濟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與國際化，為跨國資本特別是美國的金融資本擴張清除障礙。國際秩序是強者送給弱者的一種禮物，它以雙重的約束出現在后者的面前：拒絕這種禮物是失敗;接受這種禮物也是失敗。弱者唯一可行的反應，是既不拒絕也不接受，或既是拒絕也是接受(著名政治學家沃勒斯坦語)。
多年來，美國孜孜不倦于“五個一工程”，由此將諸多弱小國家逼入或誘入陷阱——成為事實上的附庸。正是在富、強的誘惑下，或在利益集團的挾持下，一個個民族國家政府站到資本尤其是跨國資本——國際剝削者的一邊，為資本代言，為剝削張目，為虎作倀。資本在國際擴張，更加需要投資所在地社會的穩(wěn)定性與可預知性。民族國家以強制力量為后盾，通過提供相關的法律與組織框架，以保證資本所需要的穩(wěn)定性與可預知性。這是因為，資本的運行載體——市場——在極大極快創(chuàng)造財富的同時，也會把優(yōu)質資源、優(yōu)美環(huán)境、道德良知、婦女貞潔等卷入磨坊碾個粉碎(是謂“撒旦磨坊”)，也就是市場化具有強烈的社會解構功能，因此往往會引致社會組織的強烈反彈與抵制。所以，如果沒有“主權國家”的強力支持，市場化進程就不可能實現，資本將寸步難行，更奢談跨國擴張。從昔日美國紐約州與新澤西州的競爭，到今天中國珠三角與長三角的較量，向資本獻媚，讓資本家成為座上客，是地區(qū)經濟繁榮主要原因。政府的干預，一方面是創(chuàng)立與維護“財產所有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創(chuàng)立與維護“無產制”的需要，即讓“勞動者成為無根的浮萍”，從而為資本提供勞動后備軍，并確保切斷一切“逃生路線”，包括嚴格的邊境管理與嚴厲的移民政策，把勞動力牢牢綁定在資本的戰(zhàn)車上。這就是今天諸多民族國家所熱衷的“改善投資環(huán)境”。
“世界是平的”，恰恰是跨國壟斷資本“無形之手”借助主權國家政府的“有形之手”拆除一切有礙資本自由流動障礙而實現的。“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組織，沒有任何跨國機構，已經著手取代民族國家，并試圖承擔起對社會秩序、財產關系、社會穩(wěn)定、合同信度及任何其他的資本日常運營所要求的基本條件的管理和強制保障的作用。”跨國公司“在全球經濟中取得的任何成功都取于國家所提供的必要支持”。“正是國家為全球性資本創(chuàng)造了生存并自由馳騁于世的條件，…國家對于資本而言是唯一真正不可缺少的非經濟組織”。沒有一個政府，哪怕某種程度上不稱職的政府，來平衡由資本主義市場和階級剝削造成的經濟和社會糾紛，很難設想，任何形式的資本主義經濟能夠長期茍存。
那些被美國定義的“失敗政府”，實質就是不能保證跨國資本自由流動的政府;那些被美國定義的“流氓國家”，實質就是不愿保證跨國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家。只要愿意而且能夠保證跨國資本自由流動，“專制政府”要遠遠好于“失敗政府”，且都有可能成為美國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
獨立主權與現代化國家的假象
美帝國的“新”，不僅相對其它西方帝國的舊時代、舊方式，更在于它統(tǒng)治或治理的世界，不同于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世界，而是由一個個民族國家構成的新世界。美帝國的統(tǒng)治或霸權，不只是一般傳統(tǒng)意義上借助軍事威懾、政治統(tǒng)治、經濟剝削、思想鉗制，而是很巧妙地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以及獨立主權國家之上，用現代化做誘餌，用市場化做手段，用強權作后盾實現的。實際上，所謂現代化與獨立主權都是假象。
國家雖有民族之名而并無獨立主權之實。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嚴重削弱了歐洲宗主國，國際格局出現嚴重裂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存續(xù)出現危機。作為從宗主國英國統(tǒng)治下贏得獨立的殖民地，美國為占據道義制高點，選擇了一條順應歷史潮流的外交政策，即鼓勵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紛紛獨立，成為“獨立主權國家”。美國借此輕松剝奪了歐洲長期殖民統(tǒng)治與主導世界的合法性，并且贏得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好感與信任。
但是，美國統(tǒng)治集團的本質一如其歐洲同胞，都是海盜基因，都是肩負“上帝使命”來為世界“傳播福音”。趕走了歐洲老殖民帝國，取而代之的是，根據自己的競爭優(yōu)勢而建立起新型帝國——資本主義帝國。攜帶舊帝國主義的臍血而最終成長起來的新帝國主義，不再是承襲過去那種帝國宗主與殖民地的明顯依附關系，而是變成了一種主權國家之間的近乎“平等”關系。然而，二戰(zhàn)后建立的諸多國家，雖有民族之名，卻無獨立主權之實，其由西方培育的精英所主導的政府每每總是為西方尤其是美國資本擴張服務。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改造之下，精心竭力為跨國壟斷資本服務，從而悄然淪為美帝國的實質附庸或附屬國家。
資本主義帝國與民族國家高度兼容。實際上，資本主義法則必須、也正是借助所謂民族國家而橫掃整個世界。因為，在維護所有制關系以及社會秩序方面，迄今沒有哪一類機構可以替代民族國家的作用。市場機制的調節(jié)不是自發(fā)的，歷史迄今并不存在什么自由競爭市場，市場具有極端的人為性。市場中最重要的因素——資本——總是“依靠國家強制來支撐他們的經濟權力，加強對財產的控制，確保社會秩序與環(huán)境有利于資本積累。”民族國家在資本主義傳播、資本實現跨國統(tǒng)治的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種類似傳送帶、導流器的作用，是資本積累、剩余價值等市場法則有效運行的最可靠保證。資本在由中心向邊緣的跨國傳遞過程中，由于受到各類社會障礙，擴張能量會呈現出衰減趨勢，然而正是得到民族國家的“加壓”與“守護”(一如輸油與輸氣管道)，如此方能橫行天下，才有所謂“經濟全球化”。自由經濟主義者鼓吹政府的“守夜人”角色，在全球化之下，實質是為跨國資本守夜執(zhí)勤。因此，以壟斷資本為核心的美帝國，當然要維護民族國家的“應有地位”，由此建立起一個多元化的“地方國家”體系，構建一種統(tǒng)治與服從的復雜關系。
實際上，在美國“五個一工程”的長期作用下，民族國家往往只剩下“獨立”的外殼，插著本國國旗的國土早已成了跨國資本的樂園，民族產業(yè)成為國際產業(yè)鏈低端的一部分，國家主權——尤其是經濟主權(基礎貨幣發(fā)行權、關鍵要素定價權、宏觀調控主導權等)被一一解構、替代，實質成了資本主義帝國的附庸。
帝國主義與現代化“風馬牛不相及”。
曾幾何時有句名言：跟著美國走的，都富起來了，都現代化了(打上“自由經濟”、“公民社會”、“民主政治”等普世標簽)。當今世界，富起來的其實只是極少數，而且并非都是跟著美國走出來的，西歐就先于美國而富，二戰(zhàn)后的日韓是在冷戰(zhàn)狹縫中求富，“四小龍”更多是在國際分工調整中變富，這些富起來的國家基本都是發(fā)展適合本國國情的資本主義。
西歐、美國、日韓的經驗顯示：發(fā)展適合本國國情的資本主義可以實現現代化。但是，在美帝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下，再利用資本主義實現本國現代，幾乎沒有可能，非洲諸國是實例，拉美諸國是實例，東南亞諸國還是實例。“資本主義存在總是以非資本主義為前提”，這一論斷近乎成為公理。因為資本主義嚴格遵守“叢林法則”，倚強凌弱，贏家通吃。倘若都強了，還有弱肉可食嗎?倘若都贏了，那么還能吃誰?道理就這么簡單。正因如此，縱觀一國，少數富�？偸且员姸嘭毟F為前提、為基礎;環(huán)顧世界，富裕孤島則是被貧窮的汪洋大海所簇擁、所包圍。
西方帝國主義在漫長的殖民統(tǒng)治過程中，迄今尚無主動、主觀讓自己的附庸走向獨立、繁榮、富強的歷史記錄。英國開啟農業(yè)資本主義先河，在帝國大規(guī)模殖民擴張時，本土農業(yè)資本主義讓路于工業(yè)化，開啟近代文明。但是，為了國家利益最大化，剝削便利化，大英帝國在殖民地大量長期使用奴隸。最初的北美殖民地，契約仆役或稱白人契約奴(被剝奪了土地且處在無業(yè)狀態(tài)的英國人)占殖民地英國移民總數的70-80%。而奴隸制在羅馬帝國晚期就已經走向衰落。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則開創(chuàng)了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葡萄牙人堪稱殖民地種植園奴隸制度的先鋒。但是，英國人后來居上，花了不到20年的時間，在努力貿易與役使方面，就超過了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從1660年開始到1807年國會頒令禁止奴隸販運，英國人販運的奴隸“顯然等于其他所有販奴國家加起來的總和”。
北美13個殖民地獨立，標志英帝國的殖民統(tǒng)治的失敗，抑或帝國管理方式的失敗。有鑒于此，英國調整殖民政策，不再恪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原則，而是國家利益最大化，剝削便利化，采用經濟或超經濟手段，或商業(yè)帝國則獲取商業(yè)利潤，或財政帝國則收取稅收和貢賦。一個典型的統(tǒng)治措施就是在印度，不僅沒有對印度進行“現代化”，反而實施“傳統(tǒng)化”，即“把印度退回到了更為古老的非資本主義的形態(tài)”，如殖民地法院強令推行婆羅門種姓制度，殖民地政府強化自給自足的村社農業(yè)建設，強制王室與貴族享有古老特權等等。從早期東印度公司經營的商業(yè)帝國，成功轉變?yōu)橹趁裾y(tǒng)治的領土帝國，把包括棉紡織在內的印度所有優(yōu)勢工業(yè)全部摧毀，最終使印度成為一個附庸農業(yè)殖民地。
美帝國允許民族國家的存在，并非鼓勵或允許這些國家發(fā)展資本主義，進而實現繁榮富強，而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為核心，依照“華盛頓共識”構建起主體(或主導)與附屬(或附庸)的經濟關系，即在自由經濟的名義之下，要求民族國家的一切優(yōu)質資源向美國開放。讓東道國具有資本主義近乎一切的外表，如構成市場機制的要素包括競爭、資本積累、利潤最大化和不斷提高的勞動生產率等法則。但是，在民族國家，美帝國移植的這些法則，除了必然要求把“交換價值”置于“使用價值”之上，把“剩余價值”置于“商業(yè)利潤”之上，更有把跨國資本置于民族國家之上，民族國家主權實際被跨國資本治權悄然替代了。
美國構建的資本帝國主義原本與獨立主權國家、實現現代化并無“半毛錢關系”，但是造就了民族國家獨立主權的假象，造就了跟隨美國即可實現現代化的假象。“資本主義的經濟帝國主義模式是歷史上第一種不僅僅依靠瓜分這塊或那塊領土、或者統(tǒng)治這里或那里的屬民的帝國主義。”
無節(jié)制開放正令中國走向附庸化
當今，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出現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化，但是以美國為首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實質未變，西方帝國主義統(tǒng)治世界的實質沒有改變，極少數發(fā)達國家剝削、掠奪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實質沒有改變。在這種情勢下，中國近乎無節(jié)制地擴大對外開放，無原則地與國際接軌，無提防與美國搞經濟戰(zhàn)略合作，已經并正在給中國造成日益嚴重的傷害。
對西方主要是對美國的高度依賴，這種依賴不是正常意義上的相互依賴，而是嚴重的不對稱依賴，如此在中美博弈中不斷被敲打，在國際關系中由“棋手”向“棋子”蛻變。
新中國成立后，在嚴峻的國際大環(huán)境以及復雜的國內情勢下，中國選擇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fā)展戰(zhàn)略，為自己贏得了應有的國際地位以及超出國家實力的國際話語權，在國際關系中縱橫捭闔，實現了由“棋子”到“棋手”的飛躍。
對外開放、“與國際接軌”使中國對外(主要是對美)逐漸產生了全方位、不對稱依賴，不僅是對美國市場、技術、品牌、資金的依賴，而且還有對美國人才、理論思想與體制秩序的依賴。這種依賴，在改革開放初期是中國自主的選擇，美國等西方廣闊的市場、豐富的資源、充裕的資金、先進的技術與優(yōu)異的品牌被我們積極加以利用，但是在利用過程中，逐漸產生了“異化”，從為我所用到盲目崇拜。而當我們對美國為我們培養(yǎng)的“人才”、所兜售的自由主義思想以及不公正與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產生日益嚴重的依賴后，中國的新困境也隨之產生，而且越陷越深。
如今，我們的市場成為世界潛力最大、增長最為迅速的市場，我們有了充裕而過剩的資金，我們依然拼命拓展國外市場、努力引進國外資本，由此導致對外經濟摩擦迅速增加，國內市場成為跨國壟斷資本的樂園，在華跨國壟斷資本擁有至高無上的經濟乃至政治地位，建立起一個個與中國國內產業(yè)無多大關聯的“經濟飛地”——實質是不受中國行政力量影響的獨立王國。與此同時，民族資本被不斷排擠，諸多民族資本要么成為游資，要么變換為外資，不僅加劇稅收流失，而且導致主權喪失。長期以來，我們把西方二三流技術當做先進技術不斷引進，自主創(chuàng)新日益萎縮，由此陷入“越引進越落后，越落后越引進”的陷阱，然后我們便用“在華注冊的外資企業(yè)就是中國企業(yè)，它們的創(chuàng)新就是中國的自主創(chuàng)新”來抬高包裝自己，自欺欺人。這種對美國全方位、不對稱依賴，賦予美國不斷敲打、訛詐中國的權力，使中國對外交往尤其是經濟交往日趨被動，經濟主權被不斷侵蝕，國家利益持續(xù)流失。在國際關系中，我們正在由“棋手”向“棋子”蛻變。
導致中國東西部地區(qū)出現嚴重的分離、分化，經濟上出現“兩個中國”，即“東部——美元經濟體系”和“中西部——人民幣經濟體系”，而且“人民幣體系”日益從屬于“美元體系”。
改革開放，東部沿海利用區(qū)位優(yōu)勢，實行外向型經濟，積極引進、利用外資，發(fā)展加工貿易與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由此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與社會初步繁榮。
但是，東部的經濟增長、社會繁榮是以中西部的相對停滯、衰落為代價。因為東部沿海利用整個國家的優(yōu)勢資源(包括政策資源)，承接國際分工，將國際資本及其技術與整個中國的廉價資源、廉價環(huán)境、廉價勞力相結合。在這個日趨緊密結合的過程中，中西部地區(qū)作出了持久而巨大的犧牲，他們向東部地區(qū)持續(xù)供應礦產、原料、電力、勞動力等優(yōu)質而廉價要素。尤其是勞動力，中西部承擔生養(yǎng)、教育等代價，及等“成材”后，便輸出給東部地區(qū)廉價使用，而東部地區(qū)長期所給予的是“流民”、“農民工”待遇，根本沒有與本地居民同工同酬同福利，而且根據國際市場狀況來決定用工數量，如此中西部地區(qū)成為東部地區(qū)的勞動力蓄水池，需要時毫無商量地拿走，不要時毫不留情地踢開。這些龐大農民工階層，長期拋妻別子遺老，將一生最寶貴的時間留在東部，貢獻給東部，等年長體老色衰后，只能回到中西部，度過風燭殘年，成為西部地區(qū)的負擔。
更為突出的是，東部地區(qū)與中西部地區(qū)分屬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東部地區(qū)廣泛而深入參與國際大循環(huán)，是典型的美元體系，常年累月將中國有限的資源、產品、服務，與美國可以無限發(fā)行的美元交換。真實的財富源源不絕出境，零成本的美元大批入境，人民銀行據此發(fā)行相應人民幣。多年來，這樣的外匯占款成為中國人民幣重要乃至主要的發(fā)行方式，如此國家貨幣主權受到嚴重侵蝕。東部地區(qū)引進外資結算成人民幣后，可以在中部地區(qū)無限購買為代工制造所需的任何生產要素，日益增多的貨幣追逐日趨萎縮的資源，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東部引進的外資轉換為外匯儲備，購買美元債券，支持美國經濟與帝國霸權，美國投資者得到融資后，繼續(xù)到中國投資，換取中國的真實資源、產品、服務。如此循環(huán)往復，這當中，東部地區(qū)長期扮演“倒賣者”、“買辦”的角色，把中西部真實的資源、產品、服務轉換成為“綠色紙張”或“電子符號”，倒賣獲利幾乎由東部獨占(其實在整個利潤鏈條中，外資總是得大頭，東部地區(qū)只獲取一點蠅頭小利)，而成本(包括通貨膨脹)則由全國負擔，至于由此引致的資源枯竭、環(huán)境惡化、勞動者傷殘主要由中西部承擔。
比照今日之中國，與當初之美國(南北戰(zhàn)爭之前)有著驚人的相似，只是美國是南北問題而中國是東西問題。長期的外向經濟使中國分裂為“東部——美元經濟體系”和“中西部——人民幣經濟體系”，而“人民幣體系”顯然從屬于“美元體系”，中國東部沿海由此產生了維系這種體系的利益集團。毫無疑問，自由經濟及對美依附，令中國經濟實現了史無前例的繁榮，猶如當初美國南方依靠棉花、奴隸、種植園及對英國與英鎊依附而實現繁榮，但是獨立、完整的中國工業(yè)體系受到嚴重侵蝕，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產業(yè)鏈的一環(huán)，固化在國際分工“微笑曲線”的低端，結構調整與產業(yè)升級近乎成為鏡花水月，……，弊端的集中持續(xù)呈現，加速地區(qū)發(fā)展失衡，加劇兩極分化與社會分裂，危及共同體(國家)的存續(xù)，擺脫對美的經濟嚴重不對稱依賴(依附)已成為國家戰(zhàn)略最緊迫的課題。
中國應當拒絕新自由主義誘惑與境外利益集團挾持，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中國夢”，必須避開資本主義道路，打消在帝國主義秩序與體系內崛起的幻想。
當今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系列困境，可以說是少不更事，崇洋媚外，被“塞壬女妖”(新帝國主義)的優(yōu)美動聽的歌聲(新自由主義)所誘惑，被“糖衣炮彈”所擊中。一些政要、高知曾經自信地認為，中國可以“吃掉糖衣，吐出炮彈”，實踐表明，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資本主義的存在總是以非資本主義為前提。資本主義的經濟全球化，不可能使所有國家實現現代化，或依照傳統(tǒng)的資本主義方式(英國早期推行的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實現現代化。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傳播越廣，為有限資源和市場的爭奪就會越大，強大國家之間的斗爭(可能升華為戰(zhàn)爭)也就越激烈。由此，資本主義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這是弗拉基米爾?列寧與羅莎?盧森堡的經典論述。在資本主義帝國——美帝國統(tǒng)治下，中國不可能借用資本主義實現現代化，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崛起的“中國夢”。
帝國主義的存在總是以弱小的附庸國為前提。當今，資本主義業(yè)已成為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不論好壞，已經覆蓋大半個世界。但是，“它做到這一點，并非主要靠自身經濟法則的普遍性，而是依靠那種同樣總是決定著殖民宗主國和屬地之間關系的強權力量。”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超經濟”力量，遠遠超過經濟力量。尤其是對那些成功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在實現繁榮富強的過程中，非市場的力量遠遠超出市場的力量。在資本主義帝國——美帝國統(tǒng)治下，“全球化經濟后果已經顯示，資本更加依賴于一個地方政權系統(tǒng)去治理經濟，國家更加涉入到經濟模塊的組織中”。“資本主義不能把自身取得的成功和最先進的經濟形式帶來的繁榮向世界推廣，…資本主義列強將永遠依靠對處于從屬地位的經濟剝削”。中國的對外開放本質上逃離不了西方設計的“經濟模塊”、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與狼共舞的后果，中國不僅不能實現現代化，而且極有可能完全失去國家主權，今天的經濟附庸化與經濟上業(yè)已出現的“兩個中國”就已經很清晰地發(fā)出了警告。
歷史上，法國的現代化——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就顯著不同于英國資本主義發(fā)展道路。拿破侖帝國試圖沿著英國式道路前進，但是嘗試失敗了。英國糾集所有反法、反資本主義勢力，表面上挫敗了拿破侖帝國的擴張，實際上是阻止法國沿著英國道路發(fā)展資本主義。法國，其后的美國與德國等處于英帝國秩序覆蓋的國家，無不是沿著國家主義道路、適合本國國情的資本主義道路——尤其是以發(fā)展軍事需求、軍事采購來拉動工業(yè)化——前進的，最終實現對英國的趕超。
中國必須探尋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發(fā)展道路，在資本主義占據主流、新型帝國主義居于統(tǒng)治的情勢下，中國的現代化任務異常艱巨，征程將異常復雜。中國可以適度利用資本主義(而不是被資本主義利用)、適度借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但是，中國不可以走資本主義道路，過去不行，現在更不行;也不可在帝國主義秩序與體系內崛起。歷史經驗顯示，超一流強國(新獅子王)，只能是孤獨地成長，在邊緣處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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